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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毛为何谎称遵义会议确定自己领导地位（下）
送交者: 伊萍
2015年02月26日11:15:02 于 [天下论坛]
斯大林继列宁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将列宁的少数核心领导人集中领导体制进一步极
权化，在苏联实行一个人的专政。同时，斯大林还在苏联推行领袖个人崇拜体制，开动
国家宣传机器对自己进行美化神化宣传，斯大林被捧为世界共产主义天才，全人类的导
师，永不犯错的理论家，苏联人民亲爱的父亲，以及春天的太阳，等等。斯大林对权力
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同时对自己权力所面临的威胁又有着十分极端的恐慌，为消除对
他个人权力的任何潜在威胁，成批的苏联人被以“人民公敌”的罪名枪决。至高无上的
领袖对失去权力控制的极度恐慌，转化成全国所有人的日常恐怖，人民一不小心说一句
不当的话，就有可能被解释成反对领袖斯大林或反革命，从而导致牢狱之灾，甚至可能
遭到枪决。从斯大林二十年代中期上台，一直到他1953年死亡前夕，苏联五花八门的清
洗运动一个接一个，打倒了托洛斯基反革命集团，又抓出布哈林特务集团，消灭了富农
分子，又需要消灭民族主义分子，总之，旧的敌人被消灭了，新的敌人又冒出来，真真
假假的敌人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在斯大林的所有运动中，最有名杀人最多的是1934
年开始的肃反运动，西方人称之为大清洗（Great Purge），在大清洗的高峰-1937年到
1938年，仅两年之间，就有一百五十多万苏联人被逮捕，六十八万多人被枪决，平均每
天枪决1千人，令人发指。
斯大林除了在苏联国内树立起自己个人的至高无上权力，还通过共产国际，将领袖个人
崇拜体制向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推广，在共产国际各卫星支部树立所谓的“标准负责
人”，亲手选拔对他来讲靠得住的领袖来领导当地共产党，以减轻苏联的负担，使得卫
星党支部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操作，又不会与他离心离德。而斯大林要挑选的正是
像他自己那样敢于不择手段的小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只有
这样的人才会心甘情愿接受他扶持上台，从而保证对斯大林的感恩戴德和忠心耿耿。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苏联召开，由于莫斯科与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之间
通讯中断，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毫不知晓。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
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当时共产国际两位
最高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中国代表滕代远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
宣读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
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
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
胜利”。随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
家人材”。共产国际大会结束后，莫斯科媒体开始大肆宣传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刊物
与苏联党报《真理报》竞相刊登专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
》1935年1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对毛泽东倍加称颂，吹捧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
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
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
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文章还对毛泽东
进行几乎毫无事实依据的美化，歌颂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
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
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
文章在结语中宣称：毛泽东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
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
的高贵品质”。显然，莫斯科对毛泽东最满意的是，第一，写下《湖南运动考察报告》
，“公开揭露”了陈独秀的“错误立场”，第二，建立井冈山苏区，建立党严密控制的
中共红军，是中共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遵义会议根本无关紧要。
苏联对毛泽东的宣传，给毛泽东带来了国际名声，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左派女作家史沫特莱等纷纷慕名到延安采访拜见毛泽东。苏联的
宣传也给中共宣传机器后来美化神化毛泽东，在中国升起红太阳提供了初稿。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标志着斯大林从此锁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人选，中共1935年10
月走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与苏联恢复联系后，共产国际开始推动将中共组织斯大
林化的进程。所谓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领袖，强化最高领袖个人权威，实行领袖个
人崇拜，不允许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择手
段摧毁任何挑战者。
尽管有斯大林的力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权力的建立仍然经历了一番曲折。毛泽东1943
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到：“1937年12月（中共政治局）会议，王明回国
，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周恩来1943年也检讨说，自己在王明回国后一段时间
，“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在1943年写的《反省
笔记》中则自我批评说：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过“迷惑”，不够“
清醒”；毛泽东自己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最终也采取了忍让策略，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
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这些都说明，到193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
领导权威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中共大多数高级官员们并不完全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听从
毛泽东的意见。
1938年，苏联开始了新一轮吹捧毛泽东的宣传运动，把毛泽东推崇为军事战术战略家，
宣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术为丰富世界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美
国记者斯诺写的采访毛泽东录-《红星照耀中国》的摘译本，把其中毛泽东对自己青年
时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评删除。1938年8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
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指示说：“一定要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
导人了”。1938年9月中旬，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
的明确表态，随后，中共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开始，到11
月6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连篇累牍的讲话，念了整整三天预先写好的讲话稿。
在讲话稿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共发展的历史，宣称建党以来，中共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
路线，又战胜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从此在
他的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山寨列宁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东
方国家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毛
泽东的这篇讲话标志着中共彻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泽东从此在中共党内迅速上升到至高
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保证了他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经过斯大林挑选，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指令下才得
以实现的。但是，如果真相公诸于世，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就会遭到世人的蔑视，毛泽东
作为领袖之光彩必然会在人民眼里黯然失色。毛泽东必须制造遵义会议的谎言，选择中
共与苏联失联的时间段来作为自己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起点，以掩盖他被苏联人扶上
台的事实，这样，红太阳才有可能升起，这与金日成必须隐瞒自己被斯大林“从零创造
”扶持成朝鲜领袖的真相，抹杀靠中共抗美援朝保住自己权力的事实，以确保朝鲜人民
对他的绝对崇拜是一个道理。斯大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支持，甚至亲自帮助毛泽东金
日成制造谎言，隐瞒真相，比如，苏联媒体早就把当年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这些苏联人干的事归功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斯大林在1937年11月还写信指示毛泽东，让
毛不要公开声明中国将走苏联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反对
任何形式的专制体制，他建议毛泽东在对外公开讲话中要宣传中国将走一条自己的新道
路，一条更加温和的民主道路，以吸引中国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支持。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走上圣坛时发表的讲话稿中，特别提到陈独秀和李立
三的名字，他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有着意味深长的动机。当初列宁成立共产国际，出资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目的是要在世界发动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到了斯大林
手中，共产国际和卫星共产党支部的最高任务变成了保卫苏联。斯大林1927年8月在作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讲中说：“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
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谁就是反革命，谁
就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里去”。被毛泽东点名的陈独秀和李立三，恰恰一个是明
确反对保卫苏联，另一个是曾想要撇开苏联领导的两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1929年中东
路事件发生期间，早已被苏联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但仍然是中共党员的陈独秀，曾针
对共产国际下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专门写信给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中国人在中
国武装保卫苏联”，指出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
友”。中共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件后，奉共产国际之令，开除了陈独秀的中共党籍。至
于李立三，世人普遍认为他是由于执行左倾‘立三路线’，军事上过于冒进，被剥夺中
共领导权的，那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借口。李立三之所以丢掉中共负责人的职位，真正
的原因是他想要撇开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早在幼年时期就曾有意识地寻求自己的独立
性，陈独秀认为，中共可以接受苏联的支援，但不能听从苏联的命令，无奈中共离开苏
联无法存活，陈独秀的几次尝试注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领导人之
后，又一次设法寻求中共的独立性，想要改变中共机械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的状况，认
为中共应该站在中国革命的角度来解决问题。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指责说
：“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产主义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说共产国际不
甚了解情况，说中国有特殊性，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竟敢把对共产
国际的忠诚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对立起来”。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共产国际将他召到
苏联，专门召开了对他的批判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忠诚于共产国际，忠实于中国革
命必须以忠实于国际革命为前提，后者的利益要远远高于前者。毛泽东在自己的报告中
公开批判陈独秀和李立三，是在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表态，自己绝不会像陈独秀那样反
对斯大林的保卫苏联政策，也不会像李立三那样撇开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后来奉献
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抗美援朝，动机之一就是要向斯大林表达自己保卫苏联的一片心
意。
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与大多数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中共高官不同，他仍然敢
于批评毛泽东，1940年曾揭露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搞的是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
1942年，毛泽东的第一次大清洗-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明在全党遭到批判，罪状之一
就是对国民党不讲斗争，也就是周恩来检讨书中所谓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暴露出
毛泽东在抗日期间，不抗日，反而在中国抗日主力蒋介石背后插刀的真实面目。陈独秀
，李立三，以及王明，虽然也不是多么伟大的人，但他们至少是比毛泽东更关心中国利
益的中共党员，他们这样的人必定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在斯大林手下，优汰劣胜，只
有最恶劣的人，只有不惜抛弃民族利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当然，对毛泽东来讲，保卫苏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他可以抛弃民族利
益来保卫苏联，以换来他个人的权力，但当他个人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又可以抛弃苏
联，这是为什么斯大林死后，当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启动去斯大林化政策时，
毛泽东与苏联分道扬镳。毛泽东对斯大林终身感恩，毛泽东也离不开斯大林模式，他这
时皇位已经在手，可以不需要苏联，但他仍然需要斯大林模式来保住自己的皇位。与斯
大林一样，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延安整风是第
一次，1949年后，先是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接着，反右，打倒彭德怀反革命集团
，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叛徒刘少奇，破获林彪反党集团，等等，总之，对自己权力的
安全性高度恐慌的毛泽东，必须不断地发动运动，才能保住自己从斯大林手中得到的皇
位，因为他的这个皇位最初就不是以自己的德才来征服人心而得到的，从一开始就缺乏
自信的底气和真正的合法性。毛泽东在崛起的道路上，不要说民心，就连大多数中共党
员的拥戴都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他一次次地被苏联人提升，但又一次次地被中共通过
党内民主表决降职，让毛泽东自豪的遵义会议-他唯一一次没有苏联人帮助而在中共党
内获胜，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给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当助手的机会，比起苏联人曾经给过
他的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位，实在是不足挂齿。不幸的是，中共是苏联人养育的儿子
，必须依赖苏联才能生存，只能接受苏联人为他们选择的领袖。如果说中共早期的一些
领袖比如陈独秀等人还怀有共产主义信仰，尚存有一点为中国利益奋斗的信念，那么，
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共实际领袖后，中共的追求目标就完全变成了对权力的赤裸裸追求，
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完）。
资料主要来源：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被个人崇拜掩盖的真相：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何方
《“国际路线”影响下的宁都会议-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谈起》- 杨会清
《Mao：The Real Story》by Alexander V.Panstov with Steven I.Levine
《读毛泽东札记》- 陈晋 | s*******w
发帖数: 2257 | 2 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
章立凡
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
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
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
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
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
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
，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
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共同背景：权力斗争与反自由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
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
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
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
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
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
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
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
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
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
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
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
，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
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
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
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
，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
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数日后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
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
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
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
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
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
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
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
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
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
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
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
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
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
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
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
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
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
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
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
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在利用官方优势重新整合文化
市场，发布后各种政策、资金开始向文化领域倾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号下，官
办文化机构纷纷改制，与资本共舞。权贵资本也趁机进军文化市场，通过权力寻租，圈
地圈钱化公为私。体制内外权钱美色的交互感染，令文艺圈日益沉沦糜烂，既迷失了文
化的初心，也与原教旨主义的党文化渐行渐远。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
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
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
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
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
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
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
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
更偏爱西方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
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
， 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
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法国的孟德斯鸠、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
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与今年
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
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这二位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无
法与榜上其他作家相比，尤其是法捷耶夫，早已被文学市场彻底遗忘。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
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
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
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
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
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
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
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
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
，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
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
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
、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
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
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
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 ，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
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
，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
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
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
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
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
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
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
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
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
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
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
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
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
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
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
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
，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
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
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
，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
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博文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
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
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
，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
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
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
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
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
、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
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
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
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
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
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
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
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
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
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
诗人方纪、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
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
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
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
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
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
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
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
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
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
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
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
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
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
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
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
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
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
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
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
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
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
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
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
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
：“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
’、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
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
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
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
，或兼而有之。如1990年发表“辞国声明”出走，1992年又公开检讨获准归国的画家范
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
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
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
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
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
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
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
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
；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
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
”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
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
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
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
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
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
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
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
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
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
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本文即将杀青之际传来消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龙岩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的讲话，被党媒解读为反“军队国家化”。八十五年前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古田
会议”在此召开，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确立了党指挥枪、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等
党军建设原则。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毛为首“枪杆子”最终制服了“笔杆
子”，“二杆子”也作为中共的基本历史经验传承至今。从赓续延安精神的北京文艺座
谈会，到继承红军传统的“新古田会议”，仪式化地昭示文治武功，仿佛某种历史轮回。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
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
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科技进步带来的信息爆炸，足以兑现《
国际歌》的追求——“让思想冲破牢笼”。 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
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
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
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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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5-02-28 01:30:05
对俺来说，张大师的作品里面除了个人立场之外，还参有些很好的“历史素材”，比如
这篇有关当年延安座谈会的一些具体细节，还有一下老作家们当时的立场和角色，对俺
来说，这些东西很有用。另外，您在美国之音三言两语就将关于缅北的局势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了。希望继续这样保持风格。
关于两个座谈会的比较。俺的观点是，即便是文艺没有被中共政治所绑架，文艺对大众
的教育作用也不易夸大。否则，就容易犯另一个与中共相同的错误。即认为只要某个意
识形态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宣传就是好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西方民主社会，作家
同大众读者的关系，并非是琴和牛的关系。认为只要是‘好琴’的声音，就可以把牛弹
成人。俺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其思维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夸大文艺的‘好琴
’作用。当然，完全不加区别地用民主制度的标准去衡量集权制度，也会出问题。对于
本来就营养不良的集权制度下的人民来说，文艺的‘维生素’作用，肯定要比民主制度
下的公民显得更重要些。
作者：老度 留言时间：2015-02-28 04:15:35
这篇文章描述事件很详尽，发人深省。
对于任何国家或政权来说，一大批左派知识份子的出现，都是祸害而非福。 对于这种
狂生，曹操是先忍后杀，弥衡和杨修都是例子。 但象毛泽东这种当成一个战役来打，
来策划的，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闻所未闻，这种做法过于阴险，过于狡诈，决非人君所为。
知识份子是书呆子，诱使其掉入政治陷阱并不困难，但周围的政治军事人物就不那么好
对付了，人家从这里就看到了毛的真面目，等于是露了老底，所以后来去提醒毛的人也
就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对他使套的了。 他也从此不得安宁，路线斗争一个接一个的来
到，先是高岗绕恕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一个接一个，无休无止，至死
方休。
习胖的东施效颦，刻舟求剑之举，就更令人深思了，习的做法就好像是一个傀儡，在自
我丑化，所做所为，均不上台盘，难登大雅，很象是为别人在做嫁衣裳。 谜底如何，
总有揭开的一天。如果有一股势力正在放长线钓大鱼，应该就象是这种情况，习现在跳
得越欢，将来那后果就越难逆料。 总觉得是祸非福。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5-02-28 14:48:28
早先看过章老师此文，特别欣赏你对毛延安窑洞座谈会的细节之熟悉，以及对习窑洞与
毛窑洞两个座谈会的比较分析。
但是，俺总觉得好像还有点不到位，或者说不过瘾。要俺说，习大的这次座谈会，几乎
完全不可以跟毛的座谈会相提并论。要放在一起看，只能是照猫画虎，而且画虎类犬，
插野鸡毛没当成道士还变成了秃头和尚。这不会是章老师功力不够，而应该是因为在国
内，不能像俺这样直率扒皮而已吧。
首先，老毛的文艺座谈会，确实是关乎文学艺术。那些与会者，大都是聚集延安的真正
的文学家艺术家。老毛垂爱的或者要打击的，都是连蒋介石可能都同意认可的文学家艺
术家。可是习大这次召集的神马乌合之众啊，除了戏子是真的有几个，那周小平花千芳
算什么文学家艺术家啊？连山旮旯草班子的土戏子都不够格啊。最多算跟习大十五岁时
一样的“知青”吧。
第二，老毛那篇讲话，无论从马列主义还是反马列主义者看来，都不但有着很深的理论
造诣，而且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操作实际作用。理论上，老毛把列宁的齿轮与螺丝钉细
化深化，把文学艺术作为对党员与大众进行洗脑的工具理论化规范化强制化，较之列宁
利用高尔基去感召鼓动知识青年大进一步：毛要利用一切从鲁迅那样大家的作品到赵本
山这样的草根（哈哈，老毛知道赵本山呢），去鼓动底层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与码头工和
挖煤的，来当红匪。（这就是他著名的“下里巴人”论。）
第三，老毛这个座谈会，打造出了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把中国从延安时代到
他升天之时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再到任何知文识字的人，全部用齿轮与螺丝钉把脑袋拧
紧钉死，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毛神服务。习近平有这个能耐吗？他的北京窑洞座谈
会，除了给他自己一身的尸花臭味，有半点实际影响意义吗？
习大，就一个大头大脑袋，令人头大啊。
作者：吴言 留言时间：2015-02-28 16:32:52
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拜读了章老师这篇文章，感觉和阿妞一样，对延安窑洞会的细节挖掘
挺深，值得回味。
也觉得文章总是没有说透彻似的，需要读者细心品味。我几乎注意到所有在国内可发行
文章的博主们都具备这个素质，他们要在敏感词与表达意思中寻找平衡。不光是政论文
的作者，就是小说家们也得这样，我记得莫言就为此得意。这是国内知识分子存在的现
状，无可指责，我们海外博友倒是更应该向他们致礼，为他们在那么困苦的环境下孜孜
不倦传播薪火而心生敬意。
作者：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5-02-28 17:15:38
老度，阿牛，吴言：
俺的看法跟你们有所不同。俗话说，知己知彼。老章的看法有其独到的以一面。在某种
程度上，他是代表了习近平以及内通朝廷的大陆知识分子的眼睛。在他们眼里，咱们都
属于不是朝廷事的，流落外番的草民。同理，在咱们的眼里，他们似乎也是有些不知天
外事。其实不然，两者需要互相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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