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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那个写出“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的武汉纪委书记，曾在刚刚勃兴的微博上收获大量嘲讽。现在，他退居二线，卸下身份与创作的“麻烦”。
车延高是最早的“网红”之一。让他红起来的，并不是“官员”与“诗歌”中的任意一个，而是二者的合谋。
他60岁，已到离开现职的年龄。
车延高因2010年的“羊羔体”诗歌受到关注——那个写出“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的武汉纪委书记，曾在刚刚勃兴的微博上收获大量嘲讽。
少有人真正关心“羊羔体”之外的纪委书记。
长时间内，他在官员和诗人两种身份中转换——写诗努力剥离官气，但仍不忘渗入正能量；发表诗歌不署头衔，但仍十分在意外界对官员写诗的评价。
与新赴任的纪委书记交接之后，他驱车赶往机场赴浙江义乌诗会，手指不断有节奏地敲打车厢，像发电报，他或许想起了四十年前，在青海部队当报务员的某一天。
四十年后，这名前报务员止于纪委书记任上，卸下身份与创作的“麻烦”，看起来心情舒畅。
书记与诗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在时间里把自己洗白”
在4月27日的交接现场，车延高身着深色西装、黑白条纹衬衣，一头黑卷发。
在最后的发言中，他讲了两句自我勉励的话：“‘铁肩担道义’，‘吃草，挤奶’。”颇暗合时下雅俗搭配的“新官腔”。
恰在交接当天，《楚天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车延高的诗歌，题为《在时间里洗手》，“不浣纱/不会把自己洗得这么白”。
“在时间中把自己洗白”，仿佛一种身份与另一种身份的和解。
以离开武汉市纪委书记岗位为节点，车延高的人生可以写出两份完全不同的履历。
1970年代，他在陕西当过喷漆工，后到青海当兵，期间疯狂读书、写稿、投稿，虽遭遇37封退稿信的挫折，但没放弃，一直写，直到发表。
1980年代，车延高转业回武汉，又爱上杂文。
2005年以后，重拾诗歌；2010年10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却意外因一个月前发表的一组诗中的《徐帆》当了“网红”。
这些经历，几乎是当代50后诗人的标配。
但车延高的另一份履历，却少有人关注。1981年复员回到武汉后，他花了二十年时间，从武汉二七街道办事处的一名青教干部，升任武汉市江汉区区委书记。
这二十年，正是他写杂文的盛年。时任《长江日报》评论版编辑叶昌金和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 代，车延高是《长江日报》“长江论坛”栏目的主力作者。“栏目每周一篇，一个月四篇，在最多的时候，车延高一个人一个月就写过三篇。”
与文学创作水平一同默契上升的，是他的仕途——2001年到2006年，他辗转武汉江汉区区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当上宣传部长后，他弃写杂文，改写诗歌。“诗歌不像杂文一样会被对号入座。”车延高说。
他的杂文多分析社会思潮、招商引资等社会现象，“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政府行政的基本没有。文章虽然署名“车延高”，他所担心的对号入座暂未出现。
出生于山东、在武汉工作三十五年。
在纪委书记任上，政务大厅武汉“市民之家”的落成、掀起治庸问责“电视问政”、查处腐败官员。这是他的政绩。
他更愿意提及他作为诗人的身份。2005年至今，他写了九百多首诗歌，出版了四本诗集、一本散文集，还有五部书稿一直压着没发表。
车延高曾承认，写诗确实造成外界对他的一些误解，有的甚至直言他不务正业。
“谁让我是官员呢，得奖了，被人在背后说不太好”
有人认为，若车延高诗歌写得好，那他一定是分裂的——一般而言，官员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相悖。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学合一，写漂亮文章与当好官不矛盾。但在现代，官员诗人要在公文体和诗歌语言之间转换，还要在理性逻辑和感性思维之间游走。
被人问得多了，车延高有些苦恼：“确实不存在分裂感。这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他和记者说。
没有“分裂”感，或源于他独特的作息。每天，他把创作时间放在了清晨5点10分到7点40分，其余时间留给“纪委书记”。角色扮演分配的时间极不对称。
每天短暂的两个多小时创作，车延高会经历一番思维的拉扯，剥离官员身份带来的八股、公文式“官气”。
训练至今，手法纯熟。但在十几年前，一首诗中的磅礴“官气”，映照着他的“失败”。
2005年5月，车延高发表的组诗《哦，长江》就是这样一篇“失败”之作：
“在岁月为日子开凿的河道上/你很庄严地流淌/淌着太阳挥洒汗水反射的骄傲/淌着冰川沉睡希望醒后的猜想/淌着青山吟唱溪流填写的词句/淌着宇宙从雪山挤出的乳浆”
有诗人看到了，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你这诗写得一般。车延高承认，这首诗有强烈的政治抒情色彩。
尽管他后来读了很多80年代朦胧派诗人、海子、张早等人的作品，减淡了诗歌的官气，但他因官场而被型塑的诗歌品味，或许很难剥离，最终转化为他的文学气质。
品味便是“正气”和“正能量”。
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谢克强回忆，他们在为《中国诗歌》选诗时，车延高会比较注重生活的温暖和阳光，倡导光明、接地气。
写诗九百首，弘扬正能量，纪委书记车延高却很害怕送别人自己的诗集。
他经常看到，对方拿到自己赠的书后，知道自己是纪委书记，翻都不翻，书就被扔在一边了。
这一行为刺到了他的神经。他没有马上去和对方讨论诗歌，而是将受书人行为归咎于公众的偏见：“大家觉得，官员的诗就是附庸风雅。”
“纪委书记”，厅局级，似乎是他在诗歌圈内努力去掉的“麻烦”：投稿，不写自己的身份，实在有要求，只写公务员。文学评奖，也以公务员身份参加。
“羊羔体”事件后，他不再申报文艺圈的评奖。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意的仍是公众的“看法”：“谁让我是官员呢，万一得奖了，不管是不是靠实力，被别人在背后说总是不太好。”
“我不想让官员身份，影响别人对我诗歌的评价。”车延高和记者说。
“写‘羊羔体’，我只得到了骂声”
车延高是较早的“网红”之一。让他红起来的，并不是“官员”与“诗歌”中的任意一个，而是二者的合谋。
2010年，车延高前一年出版的诗集《向往温暖》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但让他走红的，却是另外三首——《徐帆》、《刘亦菲[微博]》和《谢芳》。
三首诗发表在2010年的《大武汉》上，他在《徐帆》中写到：“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当时风华正茂的微博发倔了它，前八行近乎白话的表达，瞬间红透。
如果不是获鲁迅文学奖，成长中的段子手们或许不会专门去揭他的底。
面对本人微博底下汹涌而来的负面评论，活在报刊、诗刊、个人博客等文学刊物土壤上的车延高，很淡定：一定是水军。
网友又扒出车延高“纪委书记”的身份，鲁迅文学奖迅速发酵成一场“羊羔体(谐音‘延高’)风波”：网友质疑车延高的诗歌水准、怀疑鲁迅文学奖的公正性，甚至认为这是“文学媚权”的典型写照。
有人甚至说，这是官权支持下的粗俗低级诗歌强奸了缪斯。
车延高有些不淡定了，鲁迅文学奖公布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发了一条微博：“《徐帆》一诗共37行，朋友贴后，因为微博限定百字，大家只看到了前八句。于是就有了误解。”
接着，他在博客上贴上以前写过的关于武汉其他名人的诗，如写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我有时遇见他，头发全白了，没时间梳/鸟巢一样，乱糟糟的”。
他试图获得理解，但更多是冷嘲热讽，“果然是‘羊羔体’”。
“纪委书记”压力很大，连着四五天，他意外成为曝光度较高的纪委书记，但并没有谈论反腐倡廉，而是回忆“羊羔体”创作经过。
“‘因祸得福’，我只得到了骂声”，车延高说。
不少诗人朋友安慰他，有些人就是对官员写诗有偏见。
不过，也有例外。中纪委的《纪检监察》杂志和中宣部的《党员生活》就向他约诗。
诗歌在陌生的社交媒体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熟悉的怀抱。
“这是特定时期的温暖。”车延高和记者说。
压在诗歌上的“书记”没有了
羊羔体风波之后的六年，热闹的微博上，“网红”起起落落，少有人关心“纪委书记”的新诗。
这六年，他还是写诗，只是发表的极少，之后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关于“羊羔”的意象。
2012年，车延高甚至在《诗刊》上发表了以“羊羔眼里的花儿”为题的组诗。
“羊羔羔跪在日月山下/蚂蚁草就把个影子埋了/羊羔羔直起个脖子/格桑花就在天上开了”。
他还刻了一枚“羊羔体”的印章——一只象形的羊头，加上一个繁体的“体”字。有朋友找他讨字画，他就给盖上一枚。
当年，网友骂他的评论，他收集整理，也要出版。编著者是车延高。
这几年，不少微信公号陆续刊登车延高以前的诗歌，为了增加点击量，在标题上都加上了“新作”二字。
一些网友留言：“‘羊羔体’这几年水平进步不少。”
车延高和记者苦笑：“这些诗，有不少都是我当年获奖的作品。”
4月27日，离开武汉纪委书记的岗位后，车延高的时间更多，但也感慨：“我今年已经60岁了。”
离开纪委后，他将去湖北省巡视组，说不定能为以后想要创作的反腐小说积累素材。
“熊召政写《张居正》用了十年；刘醒龙写《圣天门口》用了六年。”而他还有写作计划。
他想过三年后彻底退休，也准备租个“工作室”，用上班的作息来搞创作。
27日中午，交接大会一结束，车延高就驱车赶往机场，去浙江义乌参加作协举办的“骆宾王诗歌奖”颁奖活动。
相比以往，这一次，他不再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工作事宜。
车朝机场驶去，路的前方，迎接他的，是车诗人。
这一次，以及将来，书记与诗歌，井水不犯河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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