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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1981年10月20日，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发奖大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叶圣陶为赵爽颁奖。
1992年，在波恩大学留学的赵爽，摄于宿舍内。
1981年，除“中国女排”之外，最响亮的名字叫“赵爽”。
这个来自新疆伊犁的14岁女孩，在万国邮联举办的国际少年书信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为中国少年第一次争得金质奖章”，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家喻户晓的少年偶像。
她的获奖作品《一个邮政职工的一天》，被当作范文在全国的语文课堂上讲读，在电台里被制作成音乐散文反复广播，直至成为70后尤其是文学少年们的集体记忆：
表妹：收到你的信时，我刚从阿吾勒村送信回来，你们那儿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向你说些什么呢？还是先描绘一下我一天的工作情况吧！
90年代，这篇文章又以《女邮递员的信》为题，进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成为小学语文第八册的一篇阅读课文。
但此后，赵爽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传奇般的故事在“她被南京大学破格录取”之后戛然而止。
30年后，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她时，亲友似乎欲言又止，她“有病”这种神秘字眼闪烁在圈内人的只言片语间。
1981年，向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投出稿件之前，少女赵爽已小有名气。
这一年，她14岁，是新疆伊犁地区工矿厂子女校初三的插班生。
赵爽的父母都是从江苏到新疆支边的青年，父亲赵润才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母亲是学校工人。
多年后，赵润才的学生回忆他，“黑黑的双眼透着思索和敏感”，有一种“江南人身上独特的才气”，尤其是他的一笔好行书，带着他“一贯的特有的浪漫”。
大女儿赵爽是赵润才最宠爱的，为了培养她，他把她送回江苏老家，寄养在自己当年的中学班主任毛家瑞（女作家黄蓓佳的父亲）家里，在泰兴师范附小（初中班）读完了初一初二。
初三时，赵爽转学回伊犁，已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她当年的语文老师王瑞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赵爽很文静，学习很好，作文尤其突出，而且，她对自己很有规划,“不要小看她，她很有闯劲”。
“很有闯劲”的赵爽什么刊物都敢去投稿。虽然并不宽裕，她家却订了很多书报，有《小说选刊》《诗刊》等。这年3月，她的小说《在古丽家过肉孜节》在著名的江苏《少年文艺》第3期上发表了。
不久，她又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了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征文启事。
发布于该报3月18日头版头条的启事规定：征文比赛的题目为《一个邮政职工的一天》，为书信体，不超过1000字，15岁以下少年都可参加。
赵爽前后写了一个星期。第一稿是以工矿厂邮电所的一个邮递员为原型的，写成了流水账，她不满意，又重写了一稿，在这稿中虚构了一个哈萨克村庄阿吾勒。
赵爽小时候，父亲好跟集市上卖菜卖水果的民族老乡交朋友，周末，常带孩子们翻山越岭去一个叫劳艾依图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做客。赵爽记得，阿帕（老奶奶）给她熬奶茶，打馕饼；温柔的小姐姐用海娜花给她染红指甲，拔一种草给她画眉毛。
赵爽的语文老师王瑞云是1962年去新疆的，亲身经历了1962年伊犁、塔城等地6万多边民集体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对那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在赵爽成长的七八十年代，民族关系很融洽，气氛特别好。
赵爽到伊宁上高中后，骑车上下学的路上，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孩子冲她们这些汉族孩子说粗话，但工矿厂子女学校这段岁月，留给她的却多是美好回忆：
等我把信送完，阿吾勒到处炊烟袅袅，开始做午饭了。走到村口，江布尔大叔赶着羊群回来了。我抱歉地说：“大叔，我明天再去看大婶吧？”大叔说：“嗯，明天？明天你大婶就不过生日啦！”
写好后，她给父母看，父亲觉得还不错，帮她改了一两个错别字，她工整誊写一遍，寄出了稿子，很快把这事抛在了脑后。
中国还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这项比赛是由万国邮政联盟发起的，从1971年开始，每年一度，到1981年，已是第10届。
《中国少年报》受邮政部委托，担任比赛的主办单位，文艺组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当年的文艺组副组长杜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共收到40万份来稿，根本看不过来，是请北京的中小学语文老师帮忙初选的。之后，编辑部进行二审，挑出20篇，打印成册，寄给各评委，请他们从中挑出10篇，并标出其中最佳者。
评委由著名作家巴金、叶圣陶、叶君健、张天翼、秦牧、陈伯吹等和多家文化单位的负责人组成，时任邮电部副部长罗淑珍也担任了评委。
春去夏来，就在赵爽几乎忘了投稿之事时，一天，两位来自伊宁市教育局的陌生干部来到学校，要看她的文章底稿。
赵爽习惯于在投稿前工整誊写一遍，因此存有底稿。她从柜子里拿出底稿给来人看了。两人看完后就走了，让她等消息。
7月22日，她在《中国少年报》的头版头条上看到了“国内评选揭晓”的大字标题，自己的名字高居10名获奖者之首。
各种祝贺向她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全国各地寄来的一麻袋一麻袋的邮件。
农村少年傅廉惠也在这些写信的人当中。当时，他是辽宁省朝阳市建昌县二道湾子乡中心小学初一的学生。
傅廉惠也参加了这次征文比赛。他以给城里姑姑写信的形式，讲述了邻居、邮递员刘叔叔的一天：昨天，刘叔叔回来得很晚，因为，他在送信途中管了件闲事。有人偷生产队的玉米棒子被抓住了，在村里游街，他劝阻了半天，为此还遭到了村里大户们的围攻。傅廉惠还借“刘叔叔”之口分析了村里人贫困的原因：还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怕再“割资本主义尾巴”。
13岁的傅廉惠能说出这些道道，因为他是村里信息最灵通的人。他家成分不好，家贫，为了改变命运，他在学习上不惜血本，用上山刨草药挣来的钱，很奢侈地订了《中国少年报》，连老师都借来看。
写完后，傅廉惠拿给老师看，老师说有点过，但也好，毕竟不是过去的形势了，可以讲真话的。
但他的得意之作却没能获奖。失落之极的他仔细看了报上刊登的每一篇获奖作品，并不“感冒”，只有赵爽的文章，深深打动了他。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青少年时代他一直崇拜赵爽。打动他的，是赵爽文中邮递员的自豪感和牧民的热情，以及她“骨子里那种无法名状的东西”。
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可以被称作“阳光”的东西，让他想起赵薇演的小燕子，或他女儿的一个女同学，虽然她很小父亲就去世了，但却性格开朗，大大咧咧。
傅廉惠没有收到赵爽的回信。但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赵爽。他最想问她一个问题：据他所知，她父母也是下放劳动的。她笔下那么美好，是真的阳光心态使然呢，还是不敢写阴暗面？
国内获奖的作品，需要先被翻译成英文，再由邮电部送万国邮联，转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判团，参加国际比赛。
曾经任中国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郭林祥这些年一直和杜保安合作，负责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先找中国翻译家译成英文，再由外国专家润色。看多了这些稿子，他说自己过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只有那种有“干货”、有着故事和人性之美的，才有可能获奖。
郭林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令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年来，翻译的工作从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甚至从没有一次，请翻译去出席过颁奖大会。
这些流程，赵爽当然一无所知。她甚至记不清是如何得知在国际上获大奖的消息的，可能是父亲接的电话。
那已经是新学期的事了。她刚以498分的高分、工矿厂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伊宁八中。
她记得，那一天家里吃得很好；很多人来家里祝贺；父亲特别高兴，甚至预言：十几岁得国际奖，四十多岁可以得诺贝尔奖。因为要去北京领奖，母亲带她到裁缝铺，做了一件大翻领的春秋衫和一条裤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赵爽的老师们都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感受：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几天后，赵爽飞赴北京领奖。
10月20日下午，发奖大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著名作家叶圣陶和邮电部副部长成安玉向赵爽颁发了金质奖章、证书，和一本集邮册。
《一只想飞的猫》的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代表评选委员会发言祝贺。陈伯吹后来告诉赵爽，一看就觉得她的文章好，“画了四个圈”。陈还鼓励她，她现在还这么年轻，应该好好地挖掘新疆的生活，以后当儿童文学作家。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发布了发奖大会的消息和赵爽的照片。
赵爽在北京待了一周，参观中国少年报社，游览长城、故宫，接受记者采访，回新疆后，又接受了一轮记者采访，还到乌鲁木齐的几所重点中学作报告。
突如其来的大场面并没有让赵爽感到惶惑，看她当时的照片也会发现，她身上始终有种跟一个小地方孩子突然获得巨大荣誉不相称的坦然和静气。
记者们还采访了赵爽的父亲赵润才。一篇文章写道：“访问结束时，他掂了掂手上那块赵爽获得的金牌说：‘一块石头推上山峰很难，滚下来是很容易的事。’”
她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这20年：在大学读书，毕业后结婚，生子，生病，又离婚，工作，在写作上没有什么突出的成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在德国科伦的赵爽进行了两次视频长谈。只是，她的电脑没有摄像头，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她声音略沙哑，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无力和怯弱，语速很慢，没有起伏，言谈间毫无讲故事的精彩，只有平淡。她的教养似乎不允许她对任何问题拒绝作答，但答案总是很简短。
如今回忆起来，赵爽总愿意用“很幸福”来形容她的青少年时代，因为，“有成就”。对于傅廉惠的疑问，她的回答是：我父母出身不好，对我有一定影响，但不大。新疆很美，我的确是生活在世外桃源。
这种充实和幸福感的结束，始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开了新疆这块土壤，她开始感到写不出东西的压力。
一个来自新疆的南大中文系女生在一篇博文中回忆了见到“新疆人的骄傲、同龄人的楷模”赵爽时，激动得“久久都不能平静”的心情。她说，后来偶尔跟赵爽同宿舍的女生聊天，“她们总说赵爽性格孤僻，独来独往，没有什么好朋友，倒是有一位文坛名人是她的亲戚什么的。具体她每天都在忙什么，谁也不清楚。至于她的学习成绩，她们笑着说，成绩很一般，写作也一般，言下之意，有些怀疑她的写作天赋”。
这些人口中的文坛名人，可能指陈伯吹。陈伯吹一直关心赵爽，和她通了十几封信，赵爽出作品集，陈伯吹为她作序，但书最终没有出版。
赵爽在南京大学结识了不少德国留学生，德国人那种认真、安静又绅士风度的气质让她觉得舒服，她选择了去德国留学，入读波恩大学，主修汉学，副修艺术史。
这些德国留学生中的一位，后来成为了她的男友，这段感情带给她一生最大的伤害。因为恋爱失败，她患了抑郁症，一度曾想轻生。病愈后，她入科伦大学读博士，与一个德国人结婚，育有一子，离婚时因为没能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再度病发，没能读完博士。
赵爽说，她的病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患上癌症，半年后去世。
她现在反思自己，觉得少年成名，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使她变得要求太高，不懂得珍惜别人的感情。“少年成名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如果不是那样，我不一定读中文系，也许当个医生会更好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她的病已痊愈，生活平静，但已放弃了当作家的理想，学会了过寂寞的生活。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很惭愧”。她不是没想过回国，但无法离开12岁的儿子。何况，她担心国内对得过这种病的人会有歧视，不像在德国，很普遍，大家也都很宽容。
现在的她，以翻译为生。她爱上了写德文诗，觉得这种文体抒情，浪漫，无拘束，适合她的性格，“我很浪漫”。近来，她的诗《他爱》，在德国一个诗歌征文比赛上获得了优秀奖。
他爱着/在夜幕笼罩的小屋/他弹着吉他/让手指在琴弦上任意跳动/他不喝酒/也不大笑/只是在月亮照着的屋子里/静静地向她打开自己的心房
杜保安一直关心这些获奖者的情况。
从1982年起，他接替聪聪，成为《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的负责人，负责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国内的组织工作，到今年为止，已整整30年。72岁的他，对这30年来的情况如数家珍。
包括1981年在内，中国共获得了5次金奖，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的《假如你是森林的一棵树》，作者是浙江绍兴县实验中学初二学生王飒。
阔别12年后中国少年重夺金奖，已很难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杜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来稿量从最高峰的40万份减少到几千份，不用找老师初选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来稿量越来越少，来稿的总体质量也不高。因为，没有生活，都是些网络的东西，“东一句西一句的”。 |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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