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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2 | 1 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
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见。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
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
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认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互相亲爱。而相互亲爱的族群，道
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
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
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
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
重视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亲授《孝经》，唐玄宗李隆基便亲
自注解《孝经》。《二十五史》中，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
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
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形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
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围绕孝道，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礼仪规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
如果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
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制保障。今以汉唐时期法律中
对“不孝”罪行的惩处为例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
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
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
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
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具体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
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
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具体化、法典化。在湖北云
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据之可见当时法律
对孝道的维护。例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案例汇编）中，专门有“告子”一案，
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书：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
执。令史己爰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
，无它坐罪。”
控告亲子对自己“不孝”，官府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
要处死（“谒杀”）。那么哪些属于“不孝”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
以爵偿、免除及赎。
可见，杀害、“牧杀”（未遂）、殴打、詈骂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继祖母、
女主人）都属于“不孝”，凡是父母告子“不孝”罪成立，都要治以死罪（“弃市”）
。罪犯的妻、子都受到连坐，且不能以爵位、金钱等赎免。
《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分家之后，孙子与祖父母同居时对其孝养不敬的处罚条
款：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
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若孙子对祖父母赡养不善，将会被强制驱逐，由祖父母据有其田宅和奴婢。有学者
认为，这就是《唐律》及后代其他法律中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定为“不孝”
罪的源头。
关于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还有一些细节规定。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
问》规定：
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宥）之不？不当环（宥），亟执勿失。
这是说，达到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控告子女不孝，必须立即受理，拘执不孝之子
。而相同的控告，到了汉初，关于是否立即受理，则有不同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
令·贼律》规定：“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
。”也就是说，必须经过不同日期的三次反复控告，才准予立案。
对于“不孝”罪的教唆犯，张家山汉简也有惩处规定：“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
”（《贼律》）《奏谳书》对之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
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
经过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
。其中对于“不孝”之罪的惩处继承和发展了秦汉法律，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
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唐律“一准乎礼”。《唐律》中有“十恶”（谋反、谋
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
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例如：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
父母、父母。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
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
死。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对五服之内的亲长，若发生谋杀、殴打、詈骂、诅咒、诉告等行为，便与谋反、谋
叛等同，视为不赦的死罪，受到严惩。
《唐律》规定，子孙“违犯教令”和“供养有阙”要判二年徒刑：“诸子孙违犯教
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其解释是，“可从而违，堪供而阙”，即父母教令能执行
而不执行，家里条件允许而不供养父母时，祖父母、父母提出“不孝”之诉告，方得定
罪。《疏议》将“供养”与《礼记·内则》中“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类联系起
来，说明唐律对孝道的法律强制与上古时期的礼制规定具有渊源关系，是合而为一的。
若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子孙委托他人照顾，而自己远赴他地做官，也要判一年
徒刑。至于殴打、詈骂祖父母和父母，则更是重罪：
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
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须舅姑告，乃坐。殴者，绞；伤者，皆斩；过
失杀者徒三年，伤者徒二年半。……诸妻妾殴、詈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各减殴、詈
舅姑二等；折伤者，加役流；死者，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
相比于上引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这些条文规定得更加细致了。一般认为，这是五
服制度在古代法律中得以全面应用的结果。律文中特别提到，对血缘关系较远的亲长实
施“过失杀伤”，要“依凡论”，即“依凡人法”处理。这足以说明，对于父母及亲长
的“不孝”行为，其判罪明显重于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这是儒家道德在法律中得到强
化的结果。
正如孔子和曾子所说，除了孝养活着的父母之外，对死后的长上之亲“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也是孝道之大端。所以，古代法律特别重视为父母守丧一项。遇到以下情
况，均受法律惩处：
⒈“匿不举哀”。若在外地听闻父母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流放两千里。相应地，
闻期亲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要判徒刑一年；闻大功以下的尊长之丧而匿不举哀，则递
减二等。
⒉“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父母丧期未终，就改穿吉服，或者“忘哀作乐”
，要判徒刑三年；参与杂戏娱乐活动（如樗蒲、双陆、弹棋等“杂戏”），要判一年；
偶遇奏乐和宴席而未回避，要笞杖一百。
⒊“冒哀求仕”。官员遇到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之丧，要去官回乡服丧，谓之
“丁忧”，若丁忧期间做官，谓之“冒哀求仕”，不仅受到道德诟病，而且要判以徒刑
：“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冒哀求仕者：徒一年。”
⒋“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居父母之丧，不能结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
娶者，徒三年”，而且婚姻无效（“离之”）。若服丧的对象是期丧，则罚笞杖一百。
居父母之丧时有孩子诞生，是谓“服内生子”，要判一年徒刑。
另外，根据儒家亲亲相隐的礼制原则，诉告尊长之亲也是“不孝”之罪，官府不予
受理。秦汉时期已经将其入律，例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
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袭其告
之，亦不当听。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承袭了这条律文：“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
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唐律》对之规定更严，除“谋叛”以上的大罪
必须揭发之外，凡“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判绞刑。除了直系嫡亲之外，诉告其他亲
戚尊长也要判罪，例如，“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
。……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
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
家庭、 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
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些维护孝道的
措施，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大体而言，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文化传统可以协
调自洽，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人心再造，不乏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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