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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谌旭彬:刺杀体制内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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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刺杀体制内改革派
安徽巡抚被革命党刺杀
凡大转型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时代。晚清也不例外——其具体呈现是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
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
——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愿满人多桀纣”:革命党热衷于暗杀体制内改革派
1907年7曰9日,《纽约时报》刊发新闻《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身亡》,报道说:
“汉口,7月8日讯:清国安徽巡抚昨日在安庆被人刺杀,刺客竟是该省警察局副局
长。当时,这位高级警官正执行公务,负责护送数位政府要员参加省巡警学堂的毕业典
礼。当巡抚正要进入学堂大门时,这名警官拔出手枪向他连开数枪,三颗子弹击中,巡
抚当场毙命。刺客被立即抓获,并就地处决。斩首前,他承认自己属于极端革命组织的
成员。此后,无进一步骚乱发生。”
被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是当政的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一位体制内的改革派。其本
人虽然对宪政改革所知有限,但能罗致聘用严复这般对议会政治极有研究的改良知识分
子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亦可见其政治立场绝非顽固。
刺客徐锡麟,在朝的身份,是安徽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在野的身份,是
革命党之一支光复会的会首。徐的官职花了很大的价钱才买来,能做到“巡警学堂堂长
”这样重要的位置,也很依赖于恩铭的提携;买官在当日是寻常事,恩铭自然也料不到
:徐氏买官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打入内部搞革命。
革命的方式,是暗杀。按照徐锡麟的构想,在刺杀恩铭之后,浙江、安徽两地的会
党将会同时起事,然后夺取杭州,汇聚南京,掌握住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再
以此为根据地北伐,推翻清廷。但就革命而言,越细致的计划,其暴露的风险往往也就
越大;各地会党的联络越紧密,自然也就越容易露出马脚,引起当局的警觉。所以,最
后,除了第一步——刺杀恩铭——革命的其他计划都来不及展开就流产了。
徐锡麟
徐锡麟。在如何处理徐锡麟的问题上,清廷参照了了当年“刺马案”张汶祥暗杀两江总
督马新贻的先例。当年张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新任安徽巡抚冯煦请示两江总督
端方后,决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
脏,这颗心脏被拿去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被恩铭的亲兵们烹熟下酒。清廷此
时正在实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却不惜逆流而动,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徐锡麟,
更坐实了革命党对其“假立宪、假改革”的指控。
《纽约时报》当年对这起暗杀事件的报道并不准确,恩铭没有“当场毙命”,而是
在10余个小时后之后才伤重去世。这其中,应该有徐锡麟近视程度很严重的缘故,据冯
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徐锡龄当时距离恩铭很近,因预先准备的炸弹未响,徐情急之
下掏出手枪亲自向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
均非致命之处;此中可见其近视程度之严重。
恩铭伤重期间,留有一道遗折给朝廷,除念及自己任内所兴办的种种改革(兴学、
练兵、巡警、实业)之外,其中尚有这样一段言辞:
“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
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方多,人心不靖之时,不得竭尽心力以报国恩,奴才
实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且以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
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
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足见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
莠不等。奴才伏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当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
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
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
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
不过是江湖草莽,并不足惧;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
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夕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
,还有端方、铁良和良弼——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晚清体制内的改革派。这不能不
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
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
政。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但愿满人多桀纣”,故而吴樾与徐锡麟们选择了一条暗杀体制内改革派的革
命道路;其目的,正在于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
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
第一层震动:“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恩铭之死,所带给清廷的震动,是辛亥前革命党所组织的所有起义都无法比拟的。
其一层震动,是让朝臣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革命的威胁。恩铭
临终虽然留下口谕,称刺杀事件“皆徐锡麟会办一人所为,与全堂学生毫无干涉”,以
求安抚巡警学堂内的学生,以免生变,但安庆地方当局仍然十分紧张,不但对恩铭之死
秘不发丧,而且城门紧闭,“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
徐锡麟被俘后,坦言自己“做官本是假的”,而且声称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
良弼”,这背后的威慑效应是很显然的。据陶成章《浙案纪略》里说,“徐锡麟事起,
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
至于还愿意出巨资购买革命党报纸《民报》正准备刊发的一篇文章《勉励革命党人完成
徐氏未尽之志》——所谓“徐氏未尽之志”,在铁良的角度理解,显然系那些未完成的
暗杀;端方也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
;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
“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
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朝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
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
杀实可怕”。
这种“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在徐锡麟事件的善后问题上也可见一斑。
按照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是要严办的,要逮捕调查一切与徐锡麟有关的人与事;但新
任安徽巡抚冯煦却顶住压力“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冯巡抚这样做,害怕炸弹飞
入自己院子,是最关键的原因。徐锡麟被处决后,冯巡抚又公开为其题了一幅对联,书
写在安庆的大观亭里,对联曰: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的意思,是感慨清廷将亡(来日大难),徐锡麟眼下虽是“逆贼”,日后却是
勋臣烈士,自己站在徐的墓前,想着朝廷之必亡与革命之必胜,心头茫然,百感交集;
下联的意思,是公然赞誉徐锡麟(英灵不昧),希望徐的英魂能够原谅自己对他的处决
,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很显然,冯巡抚这副对联不仅仅是给死去的徐锡麟看的,更是要给那些继承了徐锡
麟遗志的革命党们看的。冯巡抚不希望革命党的炸弹在自家院子里开花。
第二层震动:朝廷内出现一股反改革的逆流
第二层震动,是朝廷突然意识到传统的笼络士子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人心已散,
大势已去。端方在给袁世凯的电报里感慨“事奇极”,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堂堂的四品
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
,这样的品级和职务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朝廷的挫败感是可以想见的。朝廷已经失
去了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对此,新疆巡抚联魁十分忧虑地说道:“皖省情形如此
,其他已可概见。”
这种忧虑,反映到决策层面,是出现了一股反对立宪改革的逆流。这股逆流一反当
时“惟立宪可以救国”的共识,转而“反思”立宪正是亡国之举。譬如一份名为《拣选
知县举人褚子临等条陈宪政八大错十可虑》的折子,即列举了实施宪政的“八大错十可
虑”。其中涉及到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的部分,如此说道:
“以职员所闻,出洋诸生渐染异俗,性情顿变,固有改装自髡,自弃其家而不一顾
者矣,又有结党背公,潜谋不轨以幸一逞者矣。至于重臣出使,炸弹窃发,疆臣阅操,
火枪致命,所称身为戎首者,不出学堂之外,则皆新政之明效大验也。”
所谓“重臣出使,炸弹窃发”,是指吴樾暗杀出洋五大臣;所谓“疆臣阅操,火枪
致命”,则是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因吴、徐二人君曾出洋,徐更创办了多所近代学堂,
所以,折子的作者极力嘲笑:这些暗杀事件,都是兴学堂的新政的“明效大验”。作者
在折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朝廷放弃立宪的亡国之举,重新回归“忠孝治国”的传统意识
形态;作者认为,只有回归传统意识形态,士子们才会再次凝聚在朝廷的周围;作者更
不满新任安徽巡抚冯煦对徐锡麟案的宽大处理,称其如此做的目的,是“畏其持刺”,
怕惹祸上身,作者担忧这种“赏奸而奖乱”的行为,会鼓励革命党更疯狂的刺杀,最后
,会导致一种“天下之学者而相率为盗贼”的亡国之局。
奏折的作者很希望朝廷中止立宪,回归传统,并提出四策以“挽救危局”:一是“
定国是”,重新制定典章;二是“尊主权”,重申君主的权威不可侵犯;其三是“端学
术”,取缔“异言异服”;再则是“饬吏治”,整顿贪腐。这四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
,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割舍“朝廷”与“国家”的二位一体、不能接受“爱国”不
等于“爱朝廷”的新政治理念的痛苦。在这位作者看来,自立宪以来,那些从学堂出来
的新知识分子打着“爱国”的旗号,却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这简直不可理喻,长
此以往,是要亡国的。
第三层震动:“革命”倒逼“改良”
相对于借革命党之暗杀而反改革的逆流,借暗杀而力图推进改革,在清廷高层更有
市场。安庆起义20天后,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
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
“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
“皆归于宪政之一途”,如此则“乱党煽惑愚氓之力,当不戢而自销”。暂署黑龙江巡
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
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并旁敲
侧击朝中的反改革逆流,鼓励朝廷“不必惩祸变而悔行新政”。
很明显,革命党的暗杀,在这里无形中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
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这种讨价还价,在晚清最后十年改革进程当中,从来都没缺席
过——一般的认识误区,是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
,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
革的动力。
之所以出现这种诡异的局面,在于体制内改革派自身并无倒逼朝廷推进改革的力量
;所以,他们必须借助外力,也就是借助革命党对朝廷施加压力。这种无力与借力,在
张之洞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对清末立宪一事态度极其消极。1906年,五
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抵达上海,以立宪一事征询张的意见,张的回电相当敷衍:“
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
参未议”——意思即:如果朝廷没有明确的谕旨要立宪,则自己不愿对立宪一事发表任
何言论。到了1907年,张之洞入京觐见慈禧太后,此时正值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之后,
张氏对立宪的态度大变,显得非常积极。据《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记载: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
,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
意。
张之洞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
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
。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
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
预备,必要实行。
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
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
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
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
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辛亥年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日记中痛骂张之洞,说他是亡
朝廷的罪魁祸首:“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
……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在恽毓鼎看来,清廷亡
于宪政,似乎与一般“清廷亡于革命”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
“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则不难理解恽毓鼎的怨念之所在:“革命”不是“
改良”的对立物;恰恰相反,“革命”,才是“改良”最重要的推力。晚清最后十年,
“革命”一直在倒逼“改良”。
结束语
徐锡麟以四品官员的身份而为革命党暗杀之事,对清廷高层究竟产生了多大的震动
,不妨参考陶湘当日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个人书信。信中说:
“皖事出(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近闻日俄
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劻)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天气酷暑,王爷亦
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
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慈禧基本上没有顽固阻扰过改革,甚至可以说,只要可
以救朝廷,她是绝对支持改革的。但当革命与改良互为动力,同时消长——改良之迟缓
激发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动改革,已然注定改革只能救国,而永远救不了朝廷。这
种无能为力,慈禧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对此,张謇颇有感受。从1907年春起,张謇先后
四次进宫入对。召见时,慈禧每每“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一次,张謇谈到海外
留学生对国内腐败政治不满,纷纷趋向革命,后果不堪设想时,不禁失声痛哭,老太后
也因百感交集随之而哭。
从自强运动开始,晚清的历史欠账太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朝
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无能为力的慈禧,除了苟且偷安、以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乱
外,也只好“得乐且乐”。正如曾誓言要为慈禧做一条“看家恶犬”的岑春煊日后回忆:
“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
不遑虑远图矣”——所谓“期以及身不变而已”,即只求在自己有生之年,朝廷不要灭
亡罢了。
资料来源
《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
料工作委员会编著
王开玺《晚清政治新论》,商务印书馆
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孔祥吉《张之洞劝慈禧速行立宪》,载《中华读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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