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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7 | 1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
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
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
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
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
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
征。
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
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夏
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
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
”，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
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
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
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
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
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
的发展中，知识分子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
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
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
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
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西方现代民主制
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
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
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五四运
动使中国重新树立其一个社会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
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最大的流民武装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全部遭到囚禁，囚
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
，“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 “杀”而是“辱”。体
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
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梁漱溟面对无法无天之国家行为嬉笑怒骂作“文
革”打油诗一首：“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
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
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
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
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
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
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
死亡。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
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
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
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
想启蒙运动。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
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
体制的暴力，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对知
识分子进行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
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
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
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
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
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
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
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
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
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
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
。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
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
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
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
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
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
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
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在《肖申
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
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
权力规则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
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
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
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
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
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
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当一个社会消灭
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
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
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
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
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 文章关键字：
* 体制、中国、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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