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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在民国时期购物，你会有一种感觉，感觉每天都在出国。
如今出国购物，需要兑换货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英镑、欧元等；在民国时期购物，
同样要兑换货币。有时候得把银两兑换成银元；有时候得把银元兑换成铜元；有时候得
把铜元兑换成制钱；有时候得把制钱兑换成钱票；有时候得把钱票兑换成银票；有时候
得把银票兑换成钞票……总之，你要跟名目繁杂林林总总的货币打交道，你得随时准备
着把手头的钱兑换成另一种钱。
民国的货币种类实在太多，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为例，市面上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
的银元“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
鹰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
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
洋”。
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
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
种，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
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
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你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
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券”、北方北洋政府
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业银行发行的“新钞券”、日本正
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
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
种。
有些货币只能在北京流通，例如面值十文的“大子儿”。虽说面值十文，实际上只相当
于两三枚制钱，而且只有北京人认可，到了外省没人要。有些货币只能在外地流通，例
如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厂洋”，在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叫得响，拿到北京没人要。当年
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跑吴佩孚，奉军浩浩荡荡开进首都，拿着钱向北京人买东西，谁也
不愿收，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钱都是“奉票”，只在东北和蒙古流通，去其他地方等
于废纸。
也有到哪儿都能叫得响的货币，例如银锭（即元宝），在国际贸易中都被认可。只是银
锭太贵重，拿来买房买地买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摊上买个烧饼也掏一元宝出来，烧饼摊
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来也未必找得开，太不方便。此外像“袁大头”、“鹰洋
”、“龙洋”等银元，也是不便在日常买卖中使用。
正是因为有些货币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货币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兑换。成都人到北
京买房，得把腰包里的厂洋兑换成“袁大头”；北京人揣着“袁大头”去夜市吃地摊，
也得先把它们兑换成制钱或者“大子儿”。去哪儿兑换呢？很简单，找钱铺、钱庄和银
号就行了。现在内地人去香港购物，为了划算起见，需要找一家“两替店”，把人民币
兑换成港币；而在民国时期，钱铺、钱庄和银号就像香港的“两替店”一样多，不愁没
有兑换的地方。
以一个民国人物的日记为例，来看看那时候的北京人怎样花钱。
“1922年2月11日，雇大车搬家，先运书籍，后运木器，两次运完，每次付钱七百文，
予去钱铺换大头一元。”雇车搬家，搬了两趟，每趟要付铜钱七百文，而手头没有这么
多铜钱，于是拿着一块“袁大头”去钱铺换铜钱。那时候一块“袁大头”能换铜钱一千
五百六十文，换来的铜钱除了付给搬家工人报酬，还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与蔡元培、胡适、钱稻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东华
饭店会饮，酒席钱二十五元，予换银二元，付四人小费。”请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在高
档酒店吃饭，结账的时候要付给四个服务员小费。要是每人给一块银元，就得花四块，
太浪费了，赶紧把银元换成铜钱，每人递给几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钱，又有面子。
你瞧，搬个家得兑换一次货币，吃回饭也得兑换一次货币，民国人天天兑换货币，岂不
跟出国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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