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人生存调查：播放量上千万的歌曲，版权费能拿多少？ - bagu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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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ua版 - 音乐创作人生存调查：播放量上千万的歌曲，版权费能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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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歌手张力超今年30岁。他火过，由他原创的《我在南昌一个人》在短视频平台播放
超过千万。
如今，他手上存着一些写好的歌，但没有时间制作，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需要依靠商演与
主持人等工作来维持生计。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很多，有些人创作的歌曲爆红网络，但版权费每月却只有几百元，有
些作品过于小众，收回制作成本甚至需要十几年。
不久前，曾为陈奕迅等歌手写歌的知名创作人吴向飞因版权费问题，控诉环球音乐版权
，即便是陈奕迅唱火的那首《路一直都在》，在环球音乐版权的费用清单里，一年也仅
为他带来271元收入。
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人大部分收入。“如果一直这样，谁还会写歌？”吴向飞忿忿不平
，“写歌，还不如捡废品。”
另一面，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在线音乐大战如火如荼。腾讯音乐曾为拿到环球音乐独家版
权，付出3.5亿美元外加1亿美元股权的代价；而2018—2020年，网易云音乐三年累计购
买版权的内容服务成本高达96亿元。
听歌的用户并不吝啬，腾讯音乐2020年全年营收高达291.5亿元。
而随着腾讯“欣然接受”并交出持有的网络独家版权，音乐创作的用户端、在线音乐平
台格局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音乐创作人的生存状况却仍不乐观。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有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
收入，100%靠音乐收入的音乐人，占比仅7%。
但音乐人数量在爆发式增长。据网易云音乐数据，2020年，中国音乐人总数超过20万人
，同比增长100%。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多名音乐创作人。他们不悲不喜，平和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张力超：
歌火过又怎样，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
2012年，我发行了第一首歌。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外唱歌比赛。得
到名次后，我把奖品卖掉，换成现金，用来发行自己的歌。从大二到现在，也陆陆续续
发行不少原创歌曲。
2018年，《我在南昌一个人》火了，这是带有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有点像赵雷的《成都
》。这首歌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千万，每十个南昌本地抖音用户，就有八个人用这首歌
当过背景音乐。
可歌火了，我还是没像样的收入。酷狗、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几大平台合起来，每个月
给我的版权费只有400—500元。
倒是在最火的那段时间，演出机会多了起来。一个月演出6—7场，平均每个星期都有商
演，规模小的有一两千人，大的上万人都有，月收入翻了好几倍。
那个时候，身边也突然多了很多所谓的朋友，每天都有人请吃饭，想认识我。热度过了
，那些朋友全不见了。歌火了，我也被骂过，有一些人觉得我是为了消费南昌写的歌，
也有人觉得我抄袭《成都》，但事实上，我的歌发行更早。
现在，我的演出机会不多，平均一个半月一场，甚至更少。本来7月有一场，如果能够
顺利演出，我后两个月的房贷就有下落了，但演出取消了。
这么多年来，我最遗憾、最心酸的事就是没让母亲看到我上电视。2017年，央视有个节
目找我录制，前期需要拍摄故事。当时，母亲身患癌症，节目组还让我去医院拍采访视
频，母亲觉得很欣慰，儿子能上央视，但最后这个节目却没有让我参加。
不久后，母亲去世了，她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演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这
是我的心结，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意识到要尽量先去实现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音乐梦想要稍
微缓一缓才行。很多歌都已经写好了，但是我还没有录，更没有制作和发行。因为现在
生活压力非常大，每个月都有房贷。
单靠音乐，我可能会饿死。据我所知，大多数同行都是这样，都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方法
维持生计。除了商演，我还接主持人的工作，在抖音拍视频接广告。
不管怎样，未来我还会坚持做音乐，人活着一定要有信仰，要有热爱。只是在坚持爱好
的同时，要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一直没饭吃，有什么时间和精力追求所
爱？
张瀚元：
没钱坐公交，我的鼓手朋友揣着饺子跑几公里回家
我今年42岁，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音乐专业。20年前，我放弃了音乐教师的工作，来到北
京。算起来，我在音乐创作这行摸爬滚打了26年，但说实话，前15年只是一个积攒过程
，包括能力、圈子和经验。
其中有10年，我是靠在酒店弹钢琴维持生计。
2001年起，我在北京很多酒店酒吧弹钢琴唱歌，每天在固定时间弹，一个月可以拿到几
千元。王府井有一家很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足足在那弹了十年零三个月的钢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努力找机会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更多人听。
终于，机会来了。2009年，有朋友投资一部电影，制作完成后需要主题歌，在歌词确定
的情况下，我的谱曲成功被选用，那首歌由当时该片的主演BOBO组合演唱，组合成员就
是现在大家熟知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年左右，我迎来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知名歌手周艳泓，当
时她的公司正准备签约新人，我把创作的二十多首歌发给她，她听后很欣赏，于是便和
我签了7年合约。这之后，我才慢慢成为一位职业的创作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写歌
已经有15年的时间。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歌以及音乐制作，虽然在圈里知名度没有大咖们高，但不可能
每个人都是周杰伦。作为音乐唱作人，靠自己能力在业内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已经很好
了。
这一行真的很残酷。早年间，我和朋友们组建乐队，但没多久因为生存问题解散，解散
后我就去做了钢琴师。那年元旦，我在路上碰到了乐队的鼓手，我问他去做什么，他说
自己身无分文，还没有吃饭，于是他去朋友家拿吃剩的饺子。因为没钱坐车，他用塑料
袋装好饺子，揣在兜里，准备一路小跑两三公里，回到住的地方去。
只要想起这个事情，我就特别难过，能够坚持做音乐真的太难了。像我这个鼓手朋友，
乐队解散后不能独自演出，非常落魄。音乐这一行，不像别的行业可以很快就业，尤其
是词曲创作人，在创作前期阶段，如果没有知名作品，很长时间都会是孤单寂寞又经济
窘迫的状态。
尤其如果是原创的歌曲，想要自己发行从而获得版权收益，背后没有大量资金投入，没
办法实现。“一首歌很可能10年才能拿回制作成本，因为不火的歌，每个月收益可能就
几十块，甚至几块钱。”
我当年在石家庄一个培训班做音乐老师，前后带过1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大部分去北
上广发展，多年过后，这100多人当中，坚持到现在还在做音乐的，不到5个人，其他人
都因为各种问题转行。
我感觉现在音乐圈就像大杂烩，什么类型都有，总体来说，一片繁荣。每个人只要有音
乐梦想，就能成为自由的音乐人，用各种平台宣传自己的作品，但背后也会浮现一些问
题。
比如门槛降低，导致粗制滥造。很多人并不专业，在设备、制作各个环节都无法做到精
良水准，导致很多音乐作品五花八门、参差不齐。
Sukey：
我们的歌放在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2014年，我16岁，在国内一个48系女团，属于组合的三期生。在女团的几年时间，会接
一些商演演出，或者在专属剧院里唱跳。当时，女团概念还不算很火，我们是和日本知
名明星女团合作的姐妹团。
在女团，收入不算高，我不是头部成员，就是包吃住，工资接近白领水平。随着年份增
加，会逐步增加一些基本工资，另外就是看公司安排的外务拿提成。
退团之后，最大感受就是变得自由，心态上挺轻松，身份上没有那么多限制。以前要费
尽心思做偶像，甜美青春，很多风格都不能尝试，现在可以了。
但现在最主要的压力是，收入不稳定。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人，也有自己的乐队，但还会接其他工作，比如平面拍摄
、兼职钢琴老师等。我很清楚知道，如果只是纯搞乐队，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说实话，大部分独立乐队的歌曲还没有办法依靠歌曲版权获得可观收入，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的歌放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微乎其微。在上海，我们乐队会受邀请在LiveHouse演出，几百人左右的小
场地，门票在40—50元，就算门票全部售罄，除去场地费用和其他成本杂费，乐队每个
人平分下来就几百块钱。
更多时候，乐队是以两个人形式演出，如果接到稍微大一点的商演，也会组五人阵容。
一场规模还算不错的商演，经过中间经纪人谈判，再分到我们手里，每个人能有2000元
左右。如果是特别火的乐队，中间介绍人后抽成更多。
最近演出比较少，我接了一个音乐剧，跟剧组签2个月的短期合同，每天早上八点之前
起床，要赶很久的地铁，和白领们一起上班。
对于流量和人气，我不再抱太大的希望，顺其自然。从参加女团到现在，这么多年，我
的心态也在不断经历变化，不会再渴望一夜成名了。
其实这两年国内有很多乐队特别红，但也是有一个受关注的曲线，大多数乐队出场费总
有一天会随着热度降下来，那个时候又要以什么为生呢？
热度都是锦上添花，还是把音乐做好，把生活过好吧。
苏杭：
18年前卖歌赚了3000元，感觉像暴发户
在这行二十多年了，也认识不少人。比如同在安徽的许嵩、李荣浩，2005年时，我和他
们经常互动交流，那时李荣浩的音乐DEMO已经非常棒了。他们刚开始也不火，但是后来
慢慢发展得比我好，我就开始反思。
反思过程中，回溯自己的经历，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卖歌了。
2000年，我在网络上接触到录音，就开始研究如何把自己的音乐利用网络推广。在那个
年代，如果不是明星和歌手，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发行音乐作品，因为太昂贵了。但那
时候我就开始利用网络，在一些音乐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也通过各种朋友介绍关系，
慢慢融入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网络上以3000元的价格卖出自己原创的歌曲，当时，在我们安徽的
小县城，公务员一个月工资才800元，卖歌的钱让我有种暴发户的感觉。
这笔钱在当时用来帮我父亲的印刷厂周转了某次资金压力。从此之后，家人再也没有反
对过我做音乐。
在安徽县城老家的时候，还是小打小闹。我组建过一个乐队，纯粹是为了玩，每次凑钱
承包剧院做演出，大部分的票免费送。
2004年，乐队宣布解散，我一门心思投入到音乐创作和学习中，陆陆续续卖出了很多作
品，最高价格的一首歌，卖到3万元。
之后就去了北京、广州，先后签了3家唱片公司。但到了2013年左右，感觉自己做了十
几年音乐，却赚不了多少钱，我开始思考原因。
冷静分析之后，我开始明白在整个音乐行业最上游掌控资源的人，也就是做版权的公司
，资源在这些公司手里。相比之下，大部分音乐人肯定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开始转型
做版权。
2015年，我创立了名为苏咖音乐的版权公司，开始做有关音乐版权的服务，音乐人、唱
片公司、版权投资人、版权方都是我的服务对象。在接触版权这几年，我意识到很多音
乐人不了解相关版权知识，这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发展，因为音乐人最基础就是要依靠作
品吃饭。
现在，我会在抖音以“苏小咖”的笔名身份发布版权知识科普的视频，希望可以让更多
的音乐人了解版权知识，能够有版权意识，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作品，沦落到
一文不值。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够好，是可以通过版权得到好的收益的。
这一行好坏参半。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有大量机会能够给年轻音乐人发展，但是由于
大部分是纯商业化运作，和音乐人的理想主义有冲突；另一方面，资本垄断资源，音乐
人的收入待遇并不公平，好的机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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