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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发帖数: 22013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hinaNews 讨论区 】
发信人: gzsums (gzsums), 信区: ChinaNews
标 题: Re: 从满清百姓不爱国到今天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16 21:36:31 2010, 美东)
今天下午不知为何不能登陆MITBBS。
书归正传。
清朝末年，中国几千年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思想的冲击不仅仅是剧烈的，而且是伴随着
与来自海外各国多种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中，甲午战争的失败
在中国文化的转变史上成为一个枢纽一样的机会。
在甲午战争前，清王朝已经输掉了好几场战争了。在此之前，所谓的丧权辱国，大部分
其实是清王朝皇帝的权威被侵犯，皇帝的面子被损害。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
中国的官员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接受中国相对于英法等强国来说是一个“弱国”
。所谓的弱国，并不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制度的落后，而是中国相对于西方那些被称为“
奇技淫巧”的科技落后。以中华之地大物博，加以时日，西方列强当甘拜下风。这样的
论调，至今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呢。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于日本这样一
个不仅仅比中国穷，并且比中国开放更晚的国家，真正刺痛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一个成年人如果被一个壮汉打败，自尊心不会受到多大创伤。但是如果被一个少年打败
，那就是奇耻大辱。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比较一下中日的差距后，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在“奇技淫巧”上
输给了日本；也不是在金钱和财力上输给日本。比较中日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两国
的制度有巨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重要的就是国力的运用效率上的不同。日本以一个穷国，小国；集中力量
聚集成一个拳头，揍得大清帝国这个臃肿迟钝的老大帝国满地找牙。日本人能聚集起这
样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一个高效的官僚政府的统筹运作，也来自于天皇、内阁与国家
，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取向高度一致。而这种一致性的发生，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幕府的倒
台换来了天皇通过内阁执政而形成的某种现代“集权社会”的类似状况。
反观清王朝，皇帝有心强国，官僚却为了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阻碍下层知识分子的
“报国之心”。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恰恰就是国家“产权”的问题。大清朝国家
的产权是皇帝的，所以皇帝要强国。对于那些官僚来说，自己屁股底下的位子，兜里的
银子，占有的土地和房子，家里的妻子和儿子，这些才是他们的“财产”。自康梁维新
，公车上书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前赴后继地引入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寻找解决中国
这种几千年王朝专制的制度如何进行华丽转身的问题。
康梁维新，是这场救国运动最早的大规模改造国家组织状况的努力。这场不成功的维新
，首先针对的目标就是整个社会最上层政治结构的“换血”。正如日本“颠覆”了那个
腐朽的幕府换来了整个政治面貌的一新；中国的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们也幻想通过类似的
政治换血达到改造中国社会政治面貌的目的。现在看来，所谓维新的失败，并不是这场
维新运动提出的各种具体主张的彻底失败，而是这些参与维新的年轻知识分子和那个傀
儡皇帝的个人政治前途的失败。慈禧太后在剿灭和诛杀了这些年轻的维新派人物后，不
仅仅大量接纳了他们提出的各种主张，甚至积极督促实现。现在回顾这些维新派的主张
，他们是试图在中国这种几千年的文化“铁屋子”上撕开一个缺口。他们意识到了旧有
的这套文化和制度本身早已不堪重负，但是他们却并没有一个改造社会的明确的方向。
维新派的出现，是中国这种社会制度走到不得不改变的地步的一个集中表现。在此之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思想不再是“需不需要改变中国的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改
变中国的制度”的问题。
正因为中国的这种对于政治制度建设的需求是在巨大的中外之间的民族矛盾的背景下进
行的，所以各种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的标准就是要在民族冲突，乃至民族战争中取胜。
维新派的失败，至少告诉了那些有心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们一个重要的提示：
依靠皇帝就无法更换官僚，也无法获得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们登上政坛一展抱负的机会。
而中国制度改变最大的阻碍，正是这些官僚与地方地主势力勾结而形成的维持现有利益
分配格局的固定模式。几千年的王朝专制能够存在就是由于牢固的农业社会基础决定的
。这种基础状况，不仅仅排斥工业化和商业社会的引入，也排斥随之而来的政治制度的
改变。在这种农业社会基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依靠和平地改良式地改造上层建筑的政
治结构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变，这根本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速效的社会制度改变
方式只有选择暴力革命式地对旧制度进行颠覆性地改造。
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壮大过程，主要来自北美和南洋地区的华人与江浙，两广地区的
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江浙和两广是清末“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不仅仅各种新思想
更容易被那里的知识分子接受，而这些地区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改变也令这种政治革命获
得了比北方更牢固的基础资源。革命派们很容易就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中找到了“民
权”这个概念。得益于一整套经历过几百年反封建后确立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国的知识
分子们迅速找到了他们反抗几千年王权统治的“合情合理”的，正大光明的理由。所谓
合情合理，是“天赋人权”的理论解决了他们反抗“天授皇权”的理论问题。而正大光
明的原因，就是这种革命将会“救国”，“强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不仅仅
是皇帝的私产，更是所有中国人，至少是所有汉族人共同的财产。这种产权意识的转变
，正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主要的基石。官员卖国，不仅仅是损害了皇帝的利益，更是损害
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
这种以救国强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了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的中国社会进行上
层政治改造的动力。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依靠的是工业革命和商业社会的兴起壮大。
这样的资本主义革命，首先是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已经形成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的利
益需要。因此，这些资本主义革命一方面通过提倡民权反抗王权，另一方面通过资本主
义的政治制度实现了社会内部经济实体之间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这种在欧洲原生的资
本主义的政治正确性就在于其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利益分配上被整个社会接纳。而中国
缺乏这样的社会基础，于是，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借助的理由和动力就是民权建设的成
果能够在实现最终可以动员社会资源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这种目的性，一方面解决了
清末资本主义革命最迫切的政治合理性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社会制度的变形
和堕落埋下了隐患。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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