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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WHandFriends版 - 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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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诸生话题: 先生话题: 芝生话题: 师友话题: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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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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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64450-1.shtml

读钱先生的书始于今年,因为小儿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想找一些可供参考的范例
,“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诗•大雅•荡》),《后汉书•孔融
传》孔北海如是叹蔡邕,钱先生于此书中言及可供师范者亦如是再三致意,大概每遭时
代动荡,都会生出这种感叹吧,我找这部自传性质的书来读,也是为了找寻典型,而钱
先生居然给了我要找的东西,以备后人作这样的找寻也正是这部书的写作意图之一。
《师友杂忆》序说:“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
飨并世。余念自劝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细迄老,奖
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
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
。”(P47)又说:“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
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
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
已。”(P48)
书的结尾处说:“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亦可谓余
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
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P382)又说:“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
所得,料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
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
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
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P386)
以上所引大致可以说明此书之作意与内容了,作者的人生也就与他所经历的时代与
人物互传,忆双亲传其童年与故乡,忆师友传其为学、治学与办学,时代背景亦随之三
转,每遇书名号密集的段落便可多加注意,正似一幅航海图,画出了作者深入文海的径
途,对后世迷人帮助之大实难估量。钱先生说:“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
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
开门路。苟置古书旧籍于不顾,又何能求人爱好旧文学。此非言辩可争。”(P380)这
在传统文化难以为继的今天看来,更显出价值来。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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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写到在小学教书时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吧,作者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
杂志,新思想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
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P103)写到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1923年)则
说:“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说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
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P144)在那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年代,作者正年
轻,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却能够不失信心,与当时看,或有不合时宜者,今天看,则实在
难能可贵。作者与五四人物打交道,都只是书生本色,可谓不忮不求,比如与胡适交往
,也是只谈学问,意见相左时更是不稍假借,比如初次见面,把大名鼎鼎的胡适当成大
学问家,当众打听了两本想找而找不到的比较生僻的书,弄得胡适很没面子,事后才想
到其中的人情世故,十分抱歉起来(P156)。又比如初到燕大时,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
,“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都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
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
名称始是。一座默然。”(P164)一句客套的问话,引得直吐胸臆的回答,而燕大建筑
物名竟因此中国化。再如西南联大初期,“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一时
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作者亦率尔发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
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P229)语无偏私
,遂为定论。这种书生本色若以政治立场来论之,未免焚琴煮鹤,然而联大左倾诸教授
几乎一致以公敌视之(P279),实在太奇怪了。大概在破旧标新的大时代里,钱穆是一
个不可改变的生体力行的守旧者吧。
1960年,作者晚年讲学美国时,书中写道:“梦麟告余,已连读君之《国史大纲》
至第五遍,似君书叙述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余问梦麟,所叙国史优处有不当处否
。梦麟言,无之。余言,既无未当,则亦不妨多及。国史叙治世则详,叙乱世则略。一
朝兴则详叙,一朝亡则略及。拙著亦承国史旧例。今日国人好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不
一道其优处,拙著亦以矫国人之偏君谓有未当否。梦麟再三点首道是。”(P358)全书
尾声部分又言:“所谓旧文学,又岂封建贵族官僚诸辞所能诬蔑。厚诬古人,武断已甚
。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
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P384)执论如此
,无怪乎书中只字不提与胡适并为五四主将的几位风云人物了,此不语也算一种态度吧
。其实新陈代谢是一个自然过程,新与旧并不就是对立的,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难道真
的是不采用激进的方式新就不能够破壳而出吗,很可惜,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新终于压倒了旧,今天看来,钱先生对于古书旧籍的毕生贡献也就愈加宝贵了。

【在 wh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64450-1.shtml
: 一
: 读钱先生的书始于今年,因为小儿的教育问题迫在眉睫,想找一些可供参考的范例
: ,“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诗•大雅•荡》),《后汉书•孔融
: 传》孔北海如是叹蔡邕,钱先生于此书中言及可供师范者亦如是再三致意,大概每遭时
: 代动荡,都会生出这种感叹吧,我找这部自传性质的书来读,也是为了找寻典型,而钱
: 先生居然给了我要找的东西,以备后人作这样的找寻也正是这部书的写作意图之一。
: 《师友杂忆》序说:“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
: 飨并世。余念自劝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细迄老,奖
: 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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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钱先生不能算一个守旧的人,他自小所受教育倒是得风气之先的,比如幼年时
父母待之以宽容,小学时,新式教育正处于草创阶段,用今天这种又归于八股的流水线
式的体制教育来比较,那真是开明无比的教育了,真有天壤之别。写到果育学校诸师长
时,作者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
良师,皆于旧学在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
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
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
(P58)
1919年,钱先生转入后宅初级小学任校长,所作的一番教学实验,完全是顺着人性
,只一学期,校风为之大变,“一镇人皆称誉。”(P123)书中略举两例,一是让一个
不合群的孩子融入群体并且出众起来,一是让一个小偷小摸劣迹斑斑的孩子悔改了,这
才是触及灵魂的教育了。这一教学实验的收场则有些可悲,作者说:“余镇上小商人家
子弟,毕业即留家,在商店中服务。或茶肆,或洒馆,或猪肉铺,或糖果摊,极少再升
学者。余虽绝少至街市,然闻此甚不欢。念余在此教读,心力交瘁,积年读书工夫亦多
放弃,而所得仅此。果是作一番试验则可。若久淹于此,恐违余志,遂决意离去。”(
P128)可见钱老师是比他的学生的家长更看重这些孩子的,能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是
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当时,学校有闹风潮的风气,从小学到大学,无不如此,皆视为当然,钱先生一贯
的态度则与之相反,本来,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这样主张有何不妥,也许正是这个令
左翼教授们视之为公敌吧,然而左翼引为公敌并不等于他就是右翼,他只是书生本色而
已。
办新亚书院时期,有人问他来港办学校是不是意在反共,作者答道:“教育乃余终
身志业所在,余在大陆早已从事教育数十年,办学校自有宗旨,决不专为反共。”(
P314)但是书中的反共情绪还是有所流露的,一是渡江战役前夕,“族叔孙卿乃子泉孪
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
,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P291
)一是西安事变后不久游西安,“参观蒋委员长为张学良拘禁处”,作者注意到大厅里
的书架,上面“置张学良日常所阅书。余告同游,观此架上书,可知张学良其人,及近
日此事经过之一部分意义矣。”又说:“然张学良亦知好读书,终不失为同时军人一佼
佼者。”其实读唐德刚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少帅实是一纨绔弟子,未必看架上书
的。妙得是说完张学良紧接一句:“至如毛泽东在北平接客室中,乃堆有大批古籍,知
人论世又岂在此一端上,则难于言之矣。”(P218)言下之意,似乎北平堆的古籍倒是
做做样子,完全弄反了。这也是全书唯一的闲笔。

【在 wh 的大作中提到】
: 二
: 写到在小学教书时期,也就是二十岁左右吧,作者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
: 杂志,新思想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
: 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P103)写到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1923年)则
: 说:“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说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
: 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P144)在那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年代,作者正年
: 轻,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却能够不失信心,与当时看,或有不合时宜者,今天看,则实在
: 难能可贵。作者与五四人物打交道,都只是书生本色,可谓不忮不求,比如与胡适交往
: ,也是只谈学问,意见相左时更是不稍假借,比如初次见面,把大名鼎鼎的胡适当成大
: 学问家,当众打听了两本想找而找不到的比较生僻的书,弄得胡适很没面子,事后才想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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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书,我比较看重前半部分,也就是为学的部分,也就是作者做学生以及做小学
中学老师的部分,一入大学作教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
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P175)一作教授,人已定型,惟有坚
持之功了,五十年如一日,时局的动荡并不妨碍结出硕果,比如《国史大纲》成书于一
九三八年,国难当头,作者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和上寺各住半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后一年,“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完成《〈史记〉地名考》,作者欣喜地说:“余
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
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
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
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P249)
自入大学作教授以来,以前那种“师生相聚,俨如一家”的氛围不见了,而“只是
一职业,只是求生活一手段”而已了,(P161)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象教小学中学时
那样融洽了,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与冯芝生接触,真的只是接触而已,很难称之为交往,
钱先生对他可能有不能释怀的地方,没有专门的章节写他,而是零零星星提到他,比如
刚到北京不久,“时《诸子系年》已成稿,遇燕大藏书未见者,又续有增添修改。又特
制通表,半年始毕。颉刚知之,告余芝生《哲学史》已编为清华丛书,君作何不亦申请
列入其丛书内。当为介绍。遂持去。翌年,颉刚重来,乃知审查未获通过。列席审查者
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
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又一人,则已忘之。后遂以稿送商务印书馆。”(P170)
又,西南联大时期,冯芝生将新撰《新理学》一稿嘱钱先生先读并加以批评后再写
定付印,钱先生直言相告,结果不久之后发生一个有趣场面,书中写道:“余常闻人言
,芝生治西方哲学,一依其清华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论中国哲学,亦以岳霖意见为主。
特以中国古籍为材料写出之,则宜其于心性一面无可置辞也。惟在南岳,金岳霖亦曾听
余作有关宋明理学之讲演,而屡来余室。则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
或亦出岳霖之意。是日讲演,芝生谓,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指
余言曰,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是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
而对余馀憾犹在,故当面揶揄如此。”(P226)
又,华西大学时期,“冯芝生忽亦自重庆来成都,华西坝诸教授作一茶会欢迎,余
亦在座。不知语由何起,余言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芝生正色曰,今日当做一世界
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余曰,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
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芝生无言。漱溟语不忘国。芝生
自负其学,若每语必为世界人类而发。但余终未闻其有一语涉及于当前之国事。则无怪
此后两人同居北平之意态相异矣。”(P271)钱先生于国破时言“勉做一中国人”,冯
先生抬杠实在是没道理的。
书结尾部分又重提往事,“余生平著述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由顾颉刚送
清华大学,由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某君指摘体裁不当,令改撰,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印行
。”(P378)一事两言之,于此书中也算特例了,只是未点名罢了,我想这应该不是一
时忘了姓名,而是有意回避吧,那么书中提到一些不大好的事情时不点名也是出于厚道
而非记不得吧。

【在 wh 的大作中提到】
: 三
: 其实钱先生不能算一个守旧的人,他自小所受教育倒是得风气之先的,比如幼年时
: 父母待之以宽容,小学时,新式教育正处于草创阶段,用今天这种又归于八股的流水线
: 式的体制教育来比较,那真是开明无比的教育了,真有天壤之别。写到果育学校诸师长
: 时,作者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
: 良师,皆于旧学在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
: 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
: 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
: (P58)
: 1919年,钱先生转入后宅初级小学任校长,所作的一番教学实验,完全是顺着人性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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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说作者对冯芝生可能有不能释怀的地方,那么对在报纸上公开骂他的闻一多可
算全无芥蒂了,因为作者认为闻一多亦是书生本色,虽然气性不相投,而真性情是一样
的,书中有两处记闻一多,一在西南联大初期,“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
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
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
。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P224)
一在五华书院时期,“余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
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
开在报纸骂余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
,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
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
歔。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亲赴其身亡处凭吊。随往者绘声绘形,将当日情
况描述详尽。余因念在北平清华时,一多屡以《诗经》《楚辞》中问题来相讨论。及在
南岳,曾同寝室,又亲见其勤学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屡闻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
余虽与一多学问途径不同,然念彼亦不失为一书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时,训诂考据,
惟日孜孜,亦当成一以著述自见之学人。今遭乱世,心怀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凶灾
,亦可悯怜,斯诚当前一大悲剧也。”(P280)
前文说:“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或亦出岳霖之意。”这里我
也有一个关于《国史大纲》的小小猜想,作者说《国史大纲》的成因是因为陈梦家的提
议,并且一连两次敦请,陈梦家在燕大做学生时听过钱先生的课,此时虽为同事,其实
还是晚辈,这样坚决的敦请在我看来是有点突兀的,而陈梦家正好是闻一多的学生,他
进入诗坛以及进入清华教书都是闻先生引荐,闻先生对钱先生的才学也是了解的,这个
提议是否有可能是闻先生授意给陈梦家的呢,因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陈梦家是负
着一项使命的样子。
《师友杂忆》忆到大学阶段很少象前面那样用专门的章节来记一个人了,这也许是
教授们的交往并不深切的缘故,加之教授们都有些固执,谁也不服谁,作者对陈寅恪屡
屡提及,很是看重,然而多次接触,竟无可记之事,唯有一章记贾克文,(P202)用力
特多,事迹详尽,而其人只是在钱先生家做杂役,又回到家庭氛围里了,这一章写得特
妙,既传了贾克文,也可见钱先生的人格魅力,更可见钱先生的史笔,另有一章写马一
浮,(P253)所记只一面之缘罢了。

【在 wh 的大作中提到】
: 四
: 整部书,我比较看重前半部分,也就是为学的部分,也就是作者做学生以及做小学
: 中学老师的部分,一入大学作教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
: 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P175)一作教授,人已定型,惟有坚
: 持之功了,五十年如一日,时局的动荡并不妨碍结出硕果,比如《国史大纲》成书于一
: 九三八年,国难当头,作者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和上寺各住半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 后一年,“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完成《〈史记〉地名考》,作者欣喜地说:“余
: 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
: 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
: 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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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初入大学教书时,作者发了这样一段感慨:“余在小学任教十载又半,初到集
美,为余职业上一大转进。然余未先有他处接洽,一年即匆匆离去。在中学任教整整八
年。初到燕大,又为余职业上另一大转进。又仅及一年,即匆匆离去,亦未先有他处接
洽。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然余每告人,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
中学,教中学又有时不如教小学。此非矫情,乃实感,必稍久乃心安,然亦终于离小学
入中学,离中学入大学。此亦可谓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P167)
试看钱老师辗转各地教书育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果然都是“未先有他处接洽
”,他是以学问与世人相见。在苏中时,是任教苏州东吴大学的陈天一向胡适和顾颉刚
引荐他,陈天一与钱先生相识,“惟往来不甚密”,却告诉胡适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
当购某书,“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胡适与作者的初见并不愉快,作者
这样评胡适:“余意适之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
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P157)
而与顾颉刚初见,顾一见《诸子系年》稿,即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
大学中教历史。”并玉成其事。
由小学转到中学则是施之勉推荐,推荐之时两人尚未识面,施是作者同学若泰的同
学,“旅馆夜谈,纵论一时作家名学人。之勉首举余名,曰,在《学灯》见此人文,文
体独异,惜不悉其人资历,及今何所在。若泰曰,此人乃我辈常州府中学堂旧同学,近
在后宅,与余同一学校。惟已改名,故君不知耳。之勉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务长。告
若泰,我此去,必加推荐。”(P130)
《学灯》投稿事颇有趣,主编“李石岑自欧留学反国,以哲学名,”每自作一文“
必以大一号字登首幅,其余皆小一号字排。”钱先生试投一稿,赌获同等待遇,果如所
料,再投一稿,仍旧,李石岑登报请示通讯地址,“余复函,写后宅镇第一小学地址。
若泰英章曰,君学问高出人一等,然奈何愚蠢若此。余问,何愚蠢。若泰曰,当待通信
久,乃可让彼知君底细。若如此寄出,我敢打赌,必无通讯希望。余曰,行不改姓,坐
不改名。所作文字与所任职务乃两事。宁如君所想,余不愿打赌,但亦不愿不以余真相
明白告人。”后果如若泰所料,终无来信,此后再投稿,也不得“大一号字登首幅”了
。(P129)
辞职去集美学校一事也颇见钱先生之为人,其时二十八岁的钱先生转入另一所小学
,“余到校未盈月,忽得厦门集美学校来电,又来聘书。是为余初获中学聘。时余得月
薪二十四元,而集美则为月薪八十元。余意欲应聘,遂持原电呈县一校长,恳另觅替人
,俾可去职。校长力加挽留。余归寝室,念已受聘,未获替人,岂可遽去。如是忐忑有
日。一夕,忽一同事来余室,诧问余,闻君已得集美聘,并已向校长辞职,何以仍留校
上课不去。余告校长坚留,不便遽离。某同事言,此乃校长对君之礼貌。闻其已洽得替
人。君不行,将反使校长为难。君当再度向校长请辞,惟弗提请觅替人事。只言辞便可
。倘别有问题,我可再约同事一二人为君陈说。余闻言,心下大解舒。遂再辞。于中秋
假期前离校。”(P132)
从上两事,可见钱先生于人情世故方面是“愚蠢”的,全以学问与人格动人,他十
八岁,初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任教,令校主秦仲立从冷然到礼遇为之三度改容的也即
是这个。而李石岑与施之勉同样在只见其文与其职事的情况下,一不获交而一获交,得
失之间也可见得钱先生的交友之道,可谓大智若遇,大妙若拙,以无机心处世,乃可全
力以赴于问学。

【在 wh 的大作中提到】
: 五
: 如果说作者对冯芝生可能有不能释怀的地方,那么对在报纸上公开骂他的闻一多可
: 算全无芥蒂了,因为作者认为闻一多亦是书生本色,虽然气性不相投,而真性情是一样
: 的,书中有两处记闻一多,一在西南联大初期,“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
: 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
: 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
: 。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 P224)
: 一在五华书院时期,“余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
: 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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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外,钱先生最大的爱好恐怕就是游山玩水了,书中记北大南迁途中游历甚详
尽,国难当头而游兴不减,于此可见一斑。书中有两处讲读书与游玩的关系:
1933年春,与北大诸生游泰安、济南、曲阜,“孔林碑碣林立,然皆在金元以后,
北宋以上则甚少。余告诸生,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
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
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诸
生默无言。余又言游历亦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太史公幼年,即遍游中国名山大
川。诸君此游归,再读《史记》,便可有异样体会矣。” (P212)
1942年春,赴遵义浙江大学讲学期间,“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
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
信向所想象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
,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
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
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
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
(P259)这两番言教对境而发,比在课堂上讲更能启发人,这也是钱老师惯用的技俩吧。
这一爱好是一以贯之的,1915年,小学教书期间与朱怀天同寝室,“室内惟两床一
桌。夜间同归寝室,余告怀天,出校门有两路,一左向,过小桥,即市区,可吃馄饨饮
绍兴酒,佐以花生塘里鱼,课毕,同事皆往,想君亦已随行多日。一右向,越围墙田野
村庄散步塍间,仰天俯地,畅怀悦目。余一人率右行。君今与余同室,愿仍左行,抑改
右行。怀天立刻言,愿改右行。于是相视而笑,遂为友。”“余与怀天均任国文一班作
文课同在周末,必尽日夜批改完毕,俾可星期日偕出远行,或竟日,或半日,择丛林群
石间,无人处,亦坐亦卧,畅论无所不至,迄夜方归。”(P104)其间吟诗唱和,拟为
一集,名之曰《二人集》,作者自认为于诗词一道不大擅场,然而这样以文会友相互切
磋,于文学素养的增进功不可没,其间多少功夫,都付游乐中。
1948年任教江南大学时期,“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
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
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
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P289)真可谓“俊得江山助”,
前文提到的《国史大纲》、《〈史记〉地名考》成书期间草木山水之助亦复不少,于此
可见钱先生一生治学之从容悠久,正在于治学与生活打成一片。钱先生念念不忘上小学
教小学时的学校气氛犹如家庭,原因也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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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钱先生二十六岁,于后宅初级小学做幼童教育试验,即强调生活与学习的
融合。“余告若泰英章,余有一理想,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之生活中,务使课
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若使
彼等心中只分出一部分生活来服从学校之规章课程,另保留一部分生活由其私下活动,
此决非佳事。两人皆同意,请谈办法。余曰,欲求课程生活化,先当改变课程,如体操
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
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一全体活动
,由英章任指导。若泰英章对此皆表赞同。”(P118)
钱先生对作文课的生活化教学作了详细记载:“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
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
遇不识字,可随时发问。一日,下午第一课,命诸生作文。出题为《今天的午饭》。诸
生缴卷讫,择一佳者,写黑板上。文云,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
些。告诸生,说话须有曲折,如此文末一语。”(P125)
“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
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
。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
景互作讨论。”
“一日,遇雨。余告诸生,今日当作文。但天雨,未能出门,令诸生排坐楼上廊下
看雨。问,今日是何种雨。诸生竞答,黄梅雨。问,黄梅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诸生各
以所知对。令互相讨论,又为评其是非得失。遂命下笔,再互作观摩。如是又半日。”
“余又令诸生各述故事。或得之传闻,或经由目睹。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
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
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诸生皆踊跃,认为作
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
“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
,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然不从国文课本来,乃从国语课及作文课来。而作文课亦
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此为余半年中所得一大语文教学经验。”(P127)
另有一节课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作者在常州府中学堂上学时吕思勉的地理课,“诚
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
语羼入,而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
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
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四至界线,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漂流湖泽。说明山
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
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P64)
说到地理课,我犹记得我初中一年级第一堂地理课的情景,是一个刚分配来的女老
师,她在黑板上画地球是用小指尖作点圆心,拇指食指拈粉笔作圆,手势动作优美之极
,关于地理课我只记得这些,不知道学这门课有什么意义,从来没有重视过,也就谈不
上兴趣了,若得吕老师这样教法,将如何呢。最初那几节课还是有新鲜感的,我用了经
纬线界分的方法放大了课本上的一幅中国地图的轮廓,把它贴在床头,因为非常逼真的
缘故,父亲很是惊喜。
书中几次提到《读史方舆纪要》,钱先生对此书非常看重,并根据日军的进军线路
,推知日军中必有熟此书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
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
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
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闻者赴市肆购此书,乃
不易得。告之校方,设法从重庆成都觅之,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
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余
去成都后,亦从未为学生讲授此课,亦以主学校行政者,皆知常,不知变,故不知有讲
此新课之必要也。”(P244)虽然听三国看三国知道地理知识的重要,却只当小说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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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双亲》中可以看见少年钱穆与其父母教子方法,此文最能显现钱先生的笔
力,仅怀海义庄涉诉一事即写尽其父人品,仁义礼智信无一或缺,及父病逝,借母亲之
口说:“先夫在日,常言生平惟一憾事,乃与诸伯叔父为义庄涉讼。稍可赎歉疚于万一
者,自问存心无一毫私图耳。”(P30)读来肃然起敬。其母人品则“族中人于先父先
母皆一体同视”(P28)一句便了。至于教子,则“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
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写尽慈祥,想想自己平日对儿子终究难免疾言厉色
,实在惭愧。六、七两章,一写父之为人,一写父之为父,值得再三赏玩。故乡作为背
景点染而出,读来几乎是个理想之境,亦“叙述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之谓也,足
见作者的故土之情。
或以为此书“写得太含蓄太干净,若不知历史背景与具体人事,很难理解言外之意
,言外之事更是无处可寻。”我读此书则从未遇到“难理解”、“无处可寻”处,史笔
就是要有选择,有定见,干净正是此书最大的优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
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
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
P386) 作者是一饭之恩拳拳在念,丑恶之事浑不在意,如此一凭记忆,自然干净,而我
从中寻其心路,历历分明,全不费力,能如此者,也就在于这干净,文笔干净,人品干
净,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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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岁
先父爱子女甚挚。尝语人:“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余之生,哭三日夜不
休。先父抱之绕室,噢咻连声。语先母曰:“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P20
1901年,七岁
七岁入塾。
能强记不忘。
因离室小便,归座,塾师唤至其座前,曰:“汝何离座?”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
敢离室小便,溺裤中尽湿。归为先母知,问余,不敢答。问先兄,以实告。
年终,先父因谢师歇塾。
余竟日阅读小说,常藏身院中一大石堆后,背墙而坐。天色暗,又每爬上屋顶读之
。余目近视,自此始。
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
能背诵三国演义。
(前一天晚上当众背诵三国选段获赞后)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
头曰:“识。”问:“桥字何旁?”余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
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
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
不语。P21-22
1904年,十岁
(果育小学,初等一年级)先父对余课程,似较放任,不加督促。某夕,有两客来
闲谈,余卧隔室,闻先父告两客:“此儿亦能粗通文字。”举余在学校中作文,及在家
私效先兄作散篇论文,专据三国演义写关羽张飞论等数十篇,私藏不予先兄知之,乃先
父此夜亦提及,余惊愧不已。此后遇先父教导先兄时,亦许余旁听。谓若有知,不妨羼
言。
P23
1911年,十七岁
辛亥年,余转学南京钟英中学校。暑假在家,忽犯伤寒症,为药所误,几死。
先母护视余病,晨晚不离床侧,夜则和衣睡余身旁,溽暑不扇,目不交睫。近两月
,余始能渐进薄粥。天未明,先母亲登屋上,取手制酱瓜。又旬日,渐进干饭。此病不
啻余之再生,皆先母悉心护养之赐。其时居素书堂东偏房,今名所居台北外双溪屋曰素
书楼,以志先母再生之恩于不忘。P34
以上摘自《八十忆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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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师友杂忆》
1904-1907,十岁到十三岁,果育学校
(钱伯圭)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
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
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
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
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
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雪轰顶,使余全心震撼。P50
(华)倩朔师并奖余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乃当时春冰室主人所撰。余生平爱读
史书,竟体至尾通读者,此书其首也。P52
顾(子重)师问:汝能读《水浒》否。余答能。顾师随问《水浒传》中数事,余皆
应对无滞。师言: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仅如此。余闻言大惊,
何以先生能知余之隐私。自此返而重读,自首迄尾一字不敢遗。乃知小字皆金圣叹批语
,细读不忍释手。一遍又一遍,全书反复几六七过,竟体烂熟。此后读其他小说,皆谓
远逊,不再读。余自幼喜读小说之积习,自此霍然除去。遂改看翻译本西洋小说。P53
(作者作文开头用呜呼二字,同学笑之)顾师庄语曰:汝等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
进,当能学韩愈。余骤闻震撼,自此遂心存韩愈其人。入中学后,一意诵韩集。余之正
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P54
华家太师母及三位师母皆围余备加慰问,抚余肩,拉余手,摸余头,忽在余头发中
捉得一虱。此事乃使余羞涩俯首,终生难忘。P55
(华)紫翔师又选授南宋朱子之《大学章句•序》,及明代王阳明之《拔本
塞源之论》。此后始知《拔本塞源之论》,乃阳明《答顾东桥书》之后幅,入阳明《传
习录》中卷。余此后由治文学转入理学,极少存文学与理学之门户分别。治王学乃特从
《拔本塞源之论》得有领悟。又其后乃知阳明《拔本塞源之论》,亦从朱子《大学章句
•序》转来,则已在余之晚境矣。
紫翔师最后所选授者,为曾涤生之《原才篇》。开首即云: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
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余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
则亦皆是紫翔师在余童年之启迪,有以发之也。
此后余每治一项学问,每喜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则亦从
紫翔师此一暑期讲习班上所获入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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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910,十四岁到十六岁,常州府中学堂
某一日,已忘以何因缘,得偕三数同学进入元博师之住宅,又得进入太老师敬山先
生之书斋。四壁图书,临窗一长桌,桌上放数帙书,皆装潢巨制。坐椅前有一书,已开
帙,似太老师正在阅读。就视,乃唐代李义山诗集,字大悦目,而眉端行间朱笔小楷批
注几满,字字工整,一笔不苟。精美庄严,未曾前见。尚有碎纸批注,放在每页夹缝中
,似临时增入。书旁有五色砚台,有五色笔,架在一笔架上,似临时尚在添写。余一时
呆立凝视,但不敢用手触摸。因念敬山太老师乃一史学巨宿,不知其尚精研文学,又不
知其已值晚年,而用力精勤不息有如此。此真一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活现在余之目前,
鼓动余此后向学之心,可谓无法计量。较之余在小学时,获亲睹顾子重、华紫翔诸师之
日常生活者,又另是一境界。P63【他处另提老成人之具体典型有二,聊附于此:唐文
治蔚芝(P149)钱基博子泉、金松岑(P154)】
余是时读曾文正《求阙斋记》,常念当自求己阙。如袁绍多疑少断,自念余亦多活
动,少果决。因此每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日必如此,以资练习。P78
1912,十八岁,三兼小学
前在私塾时,四书仅读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此下即未读。念当读完
《孟子》,再续及五经。一九一二年之元旦,余即一人在又新小学闭门读《孟子》。前
在果育上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至是,自限半日读《梁惠王章句》
上,至能全体背诵始归家午膳。午后,又去又新闭户读《梁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
读毕《孟子》七篇。P85
(钱)仲立言,同是选几篇古文,何以姚氏《古文辞类纂》甚得后代推尊,而浦氏
书视之远逊,两书高上(似应为“下”)果何在。余曰:此诚一大问题,幸先生教余。
仲立作愠色,曰:我不知,故以问君,奈何反以难我。余谢失言,因曰:先生所问,余
素未想及,然此实一好问题,他日研思有得当再请益。事逾数年,余思欲窥姚选用意,
当遍读姚选以外之文。遂立意先读唐宋八家。至王荆公集,而余意大变。凡余于荆公集
中所尤喜者,姚选多不录。于是又念紫翔师荡口暑期讲习班所授,乃从治古文转治理学
家言,为余学问辟一新境界。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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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9,十九岁至二十五岁,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
时余虽在小学任教,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
余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
得益亦甚大。如三皇五帝,夏氏各列经学上今古文传说各别。余之知经学之有今古文之
别,始此。
又余读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
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
则始此。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
受自夏氏。P97
(1914,往返梅村荡口两镇)沿途湖泊连绵,秋水长天,一望无际。犹忆第一次上
船,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
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P98
及来梅村,一日上课,课文劝戒烟。余告诸生,余已染此习,已无奈何。诸生年幼
,当力戒。下课后,终觉今日上课太无聊,岂得以无奈何自诿,他日何以教诲诸生。遂
决心戒烟,竟形之梦寐中。后遂数十年更不抽。P99
某日下午,遇学校假期,余移一躺椅置大门东侧向北走廊下卧读范晔《后汉书》,
不记是何一卷。忽念余读书皆遵曾文正家书家训,然文正教人,必自首至尾通读全书。
而余今则多随意翻阅,当痛戒。即从此书起,以下逐篇读毕,即补读以上者。全书毕,
再诵他书。余之立意凡遇一书必从头到尾读,自此日始。P100
(体弱)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
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又开始写日记,逐日所读书皆记上,不许一日辍。
P100
是年,余教《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一字一句按条读之,不稍疏略。念《
马氏文通》详论字法,可仿其例论句法,即以《论语》为例。积年遂成《论语文解》一
书,此为余正式著书之第一部。P101
(读孙诒让《墨子间诂》)余之游情于清代乾嘉以来校勘考据训诂学之藩篱,盖自
孙氏此书始。惟清儒多自经学入,余则转自子部入,此则其异也。P102
(1915)(朱)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
》。余之治佛学自此始。P105
(1916)余时正学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
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颂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
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
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
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恢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
。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P107
时余七房桥家遭回禄之灾,屋舍全焚,乃又迁家至荡口镇。而先慈病胃,积月不能
食。余与丁仲祜通信,求其开方疗治,病卒愈。余乃辞县四职回鸿模任教,以便朝夕侍
养。时为一九一八年之夏季。此下一年,乃余读书静坐最专最勤之一年。P109
(因闻军乐教官教乐曲,至其节拍有错处即动念,此声过,念亦静)余因此悟及人
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
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长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
,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P109
余对程朱所定《四书》顺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孔曾思孟之排列
,早年即抱怀疑,即受水心《习学记言》之影响。又余遍阅颜李书,亦在是年。P110
一日,在学校两人坐廊上。沛若言,先生爱读《论语》,有一条云:“子之所慎,
斋、战、疾。”今先生患伤风,虽不发烧,亦小疾。可弗慌张,然亦不当大意。宜依《
论语》守此小心谨慎一“慎”字,使疾不加深,则数日自愈。余从此读《论语》,知当
逐字逐句反己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自沛若此番话发之。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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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二十八岁,厦门集美学校
犹忆在集美所读,以《船山遗书》为卷帙最巨。余在梅村已成习惯,读书必自首迄
尾,通体读之。不抽读,翻阅,读《船山遗书》亦然。遇惬意处,加以笔录。后在北京
大学写《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一章所用资料即本此。又读其注《楚辞•九歌
》,言屈原居湘乃汉水,非沅湘之湘,尤有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论之
。又为《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最后为《史记地名考》,
余之注意古史地名迁革,其起源在此。后余又撰《庄子纂笺》一书,亦从船山注庄发其
义。P138
1923,二十九岁,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三师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同学郭瑞秋,江阴人,曾游学日本。其寝室与
余贴相接。书架多日本书,有林泰辅《周公传》,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余尤喜爱。
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
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试译《周公传》部分,后付商务印书馆出
版。及为《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日本自明治
维新,而汉学亦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
,两国相异在此。然今日日本书亦尚日语化,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P144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之翌年春,一日,前后宅小学同事国语老师赵君自
沪上来,特约至其旅馆相晤。赵君告余,彼已加入国民党,此来乃特邀余入党。赠余中
山先生《三民主义》一书,曰,君试读之,我下周再来听君意见。下周,赵君又来,重
在旅馆相晤。问余读此书否。余答,已读过。并告赵君,余读此书,震动佩服,迥出读
其他现代人一切著作之上。赵君曰如此君应可即日入党。余曰,此事余已细思,他日余
学有进,当对此书致力阐扬。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
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当代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
公一私,感动自别。余意已决,幸勿再劝。赵君怅然别去。P145
第二年(1924),编成《论语要略》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年,编《孟
子要略》,后在苏州为友人某君取去,惜已忘其名,此书遂由另一书肆出版。此两书今
皆收入余之《四书释义》一书中,由台北学生书局再版。自余考孟子年代,遂继此而为
《先秦诸子系年》,则于转苏州中学后开始。第四年为《国学概论》,讲义仅成一半,
亦于转苏州中学后完稿,亦由商务出版。余前在梅村县四高小曾先成《论语文解》一书
,至是成此四稿,始为余正式从事著述之年。然此四稿,皆由学校课程规定而来,初亦
未敢遽以著述自任也。P148
巷底臭椿:
2016-12-01 16:39:00 评论
进大学教书后不再有治学方面的事可以摘抄,这个治学年谱到此为止吧,看来还是
上小学的时候和小学之前最为精进,可谓良马见鞭影而行,读书种子:)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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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吕诚之师曾从学,自加减乘除迄小代数二次方,仅一星期而毕。(P68)
丁龙讲座(P354)
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
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亦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
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实业界皆为资本家,为
人类之毒害。即如陈嘉庚亦转向左倾,慕为一前进分子。余自交荣德生,深稔其为人,
乃不禁驰想至此。后余在香港闻德生竟以饿死,亦良堪悼念矣。(P288)
国立与私塾(P286)
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
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
有此桥耳。(P284)
(胡适)“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
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
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
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
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P176)
巷底臭椿:
2016-12-01 16:41:09 评论
以上两楼是摘抄后没用上的段落,荣德生据书中说是饿死的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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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钱穆
http://www.guoxue123.com/new/0002/bsysq/index.htm
1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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