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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eau (Kshanti),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Jan 8 00:41:35 2012, 美东)
老田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
政治博弈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在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
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弈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
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
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弈过程；笔者认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
续政治博弈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弈回合纳
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
规定的政治博弈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
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
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1、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
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
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
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作出的社会舆
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根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笔记记载，刘于1966年
年6月10日前后，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
此计算出要在武汉地区的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刘少奇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
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派出工作组”就是领导
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
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
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
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1966年6月北大“六.一八事件”爆发，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
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的模式是：对于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于造反派
，则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
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
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
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
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说
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
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1966年8月20日-21日，中央军委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
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
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
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是：
先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
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
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
“反右大跃进”来搞）。
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整“黑五类”和牛鬼
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
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
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论相捆绑。造反
派则在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大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
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
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
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
。”当权派这个很高明的策略，其意图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在文革初期，多数派强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
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在组织能
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
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
力度，直到1966年10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
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
准发布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
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
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
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
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由于许多南下点火
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例如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
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
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
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对准“黑五类”、“牛鬼蛇神”，恰当地转移到当权
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
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
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
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
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
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由于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当权派的政策工具——多数
派（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作为政治博弈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
，1966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组织率先表现出来的武
斗趋向，是1967年夏秋期间通过大规模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
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报一刊”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
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
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止，中间的“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
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
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
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
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因此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
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
承认这些工人组织。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
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
，在现场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
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中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
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利；1966年12月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
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
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
向发展，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
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
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
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承认
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
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
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
量凭藉和操作手段。
从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
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打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
在群众中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政策，由此产生了与少数派（老造反派）的政治对
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
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
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
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
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
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的积极攻势模式了。
当权派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另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集体罢工的方式相要挟
。湖北的张体学在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到武汉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
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
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
”（停水、停电、停交通）来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
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
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
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
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
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在“
六个月”时间内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
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履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
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再次屈从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
二个“反右”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
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重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
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排在“支持造反”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遭遇到
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
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
现。
与当权派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1967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
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地武汉“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当年武汉地区最大
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在回忆到这一段时，特地强调说：“
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
革的“拐点”。上海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
示；而1967年1月8日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要挫败保守派组织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则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重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
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作出贡献；解放军是
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并且与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
相结合，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
，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的“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
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
间段是从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1967年1月底“军委八条”下
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在文革
的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并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
都可以进行表述，正所谓“不平则鸣”。而当文革目标调整为应对当权派罢工局势，升
级到“双重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机会成
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随之产生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
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
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反复出现分裂，这是政
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
攻诘，以及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
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
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
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
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选择解放军出来“支左”，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第二次“反右”时，为了避免真
的带来天下大乱、为了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
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
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
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1967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
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因此军队此次出马，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
。1967年1月底发布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
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规避了1966年8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
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
恶劣）的例子是1967年2月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
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
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1967年“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
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文革结束后的叙
述，其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
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的事实，主流文革叙述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
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
；此外，造反派原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
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又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
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
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处于领先位置。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
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
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初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
泽东思想仪式化”的“早请示、晚汇报”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
“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
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1967年3月27日中央发布的处理安徽问题的“安徽七条”，4月2日发布的《人民日报》
“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4月6日的“军委十条”，这三者
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
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
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
上起1967年1月底，下迄1967年4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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