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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一个文化杂种的情怀
—— 与王小峰商榷
张晓舟 2013年6月30日 15:05
曾经看过王小峰一篇有趣的博客，谈论八九十年代中国乐迷趣味的变迁。在那篇文章中
，Beyond被写成“逼养的”，虽然这种字眼令人瞠目，但那篇博客还是写得远远比三联
生活周刊这篇《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好，至少他的心态足够放松，不像这篇三联
宏文那样，非得冲一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评论对象一边举起望远镜一边鼓起肱二头肌。
把Beyond写成“逼养的”，也说明王小峰绝不是不明白什么是方言的活力——即便完全
不懂得粤语，他也应该知道每一种方言相比普通话和书面汉语，自有其独特的活力，否
则他为什么不把Beyond写成“别安”或者“超越”而非要说是“逼养的”？
http://t1.qpic.cn/mblogpic/d741cebb5dc635d25190/460
（图注：Beyond简单的理想主义情怀曾经感动许多内地听众。但在今天，香港文化与内
地文化如何互视仍然是一个问题。）
《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有点像是撒上人文佐料又兑了水的疙瘩汤，通篇充斥着结
论与结论的循环论证。结论不是靠论据，而是靠另外的结论去论证，于是形形色色的小
疙瘩堆成了一座金字塔，Beyond被压在塔下，而作者在摇摇晃晃的塔尖上。不只是俯视
一支乐队，而且还俯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乃至大中华文化圈。王小峰围绕这句话展开他
的分析和批判——“Beyond没有想到，最终他们被神化的恰恰是最初被拒绝的内地。”
不过，这显然是个病句。
我并不想具体纠缠于音乐美学和音乐口味问题，事实上我对Beyond的喜爱程度也不及对
达明一派和大懒堂，甚至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和《真的汉子》对少时的我来说似乎都
比Beyond来得摇滚，你尽可以不喜欢或者贬低这支乐队，而王小峰对Beyond内地歌迷所
做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假如只是把这篇长文当作一篇“黑”Beyond的乐
评，那实在贬低了王小峰，正如有网友盛赞的，这是一篇“比别人高出好几个段位”的
“文化研究”，那么我更感兴趣的就恰恰是他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为什么会
划这么大的一个圈——大中华文化圈——去评论一支香港乐队？那就像是拎着一个大铁
笼子去捕捉一只野兽，他根本不去靠近它，只需远远地在空中宣布：我捉到它了，那不
是什么南方的狼，而是一只哈士奇。王小峰这样一位资深乐评人，这样一位大陆网络亚
文化先驱和新晋导演，对香港文化尚且如此充满偏见，可见香港和大陆之间文化隔阂之
深。为什么王小峰式的对于香港的文化优越感，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从香港回归前十多
年，到回归后十多年，不单阴魂不散，竟然还愈演愈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当香港还只
是存在于录像带和磁带之中的想象对象时，大陆文人就喜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在自
由行汹涌澎湃的今时今日，中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依然认为“香港没有形成一个属于自
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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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2 香港与大陆的隔阂不仅仅是“一国两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不同造成的；文化观念
的隔阂更为致命。陈冠中十年前有一名文《香港作为方法》，而如今王小峰通过聚焦
Beyond恣意评判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命运和路径，无形中形成了一篇完全与陈文观点对立
的《大中华作为方法》——王文一方面说明“香港作为方法”要撬动大中华文化对其根
深蒂固的偏见极为不易，但另一方面，王文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又反证了“香港作为
方法”，也已经给大中华文化制造了内分泌失调和功能紊乱。
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地域文化之争乃至地域歧视，反而容易加剧这种无
谓的地域歧视。肯定会有人说王小峰是北京的，张晓舟以前是广州的，因而将之又归结
为所谓南北之争，“北佬（捞仔）和“南蛮”之争。但王小峰不是北京人，而张晓舟也
不是粤语地区的，我是潮州人，尽管接受粤语文化有地理上的便利，但在八十年代，港
产片和粤语流行歌盗版带的流通是全国性的，霍元甲和陈真也是举国争睹的，不信你去
问问山西小县城的贾樟柯，他对粤语歌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我。在全球化的今日，一个
人的籍贯，出生地，居住地，都没那么重要了，即便王小峰移民北极而我移民南极，也
并不妨碍我们的争论。王小峰的问题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北京文化人对香港的偏
见，而是反映了“大中华文化”对香港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的霸权意识。
他这段话堪称对香港文化的大中华式经典认知：
“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
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如果说香港文化就是传统中国人生活中的市井文化，即使
后来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后形成的各类商业文化现象变得精致时髦，它本质上仍无法摆
脱其市井特色，那就是它只有通俗文化。而另一方面，香港作为殖民地，它始终生存在
一个没有归属感的状态下，在文化上没有归属感的体现是，一方面它可以不用选择去接
受外来事物，在流行音乐方面，他们最初就是唱英文歌；另一方面，这种没有归属感带
来的不安又让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精神家园，所以香港的武侠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实
际上就是在殖民文化中寻找一种爱国自尊的心理平衡。”
这段论述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通俗文化是否就缺乏“文化”的资格？市井特色是
否就不算特色？二，殖民地文化是否因为“没有归属感”就缺乏文化的独立身份？
第一个问题源于一种熟悉的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的优越感。90年代中期，一位大陆学术
刊物主编有一次对我说：香港在“形而上”方面是很差的。言下之意，香港只有“形而
下”的通俗文化。暂且不论“香港在形而上方面很差”这个武断的判断，香港文化的特
色确实是通俗文化发达，更重要的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
隔，在香港远远不像在大陆那么明显，想想从黄霑到金庸的例子就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国族主义对于殖民地文化根深蒂固的歧视。说难听点，殖民地文化是不
纯的，被帝国主义玷污过的，是祖国母亲受辱后被迫抛弃的混血杂种；说好听点，殖民
地文化是缺失主体性的，要么崇洋，要么寻古，甚至是缺失现实存在感的。王小峰眼里
的文化似乎冰清玉洁冷艳高贵生人勿近，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强势的文化共同体，而香
港成了化外之地——也没错，对于专制帝国来说，香港确实是化外之地。很多像王小峰
这样的论者不仅忽略了一个法治民主社会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忽视了多元文化混血的
魔力——而香港文化的特色，恰恰就在于这种不中不西，在中西之间左冲右突左右逢源
的活力，如陈冠中所说，香港是一个“杂种城市”。王小峰用大中华文化去定位香港文
化，却忽视了香港文化的另一维度：世界主义。而香港文化就是在大中华主义和世界主
义之间，追寻和确认自己的身份。
我注意到王文中隐隐透着对台湾流行音乐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国语”显然更容易畅通
无阻地达成大中华文化的内部认同，而粤语作为方言徒增障碍。此处王文犯了一个历史
常识错误，他说香港流行音乐最初就是唱英文歌，但史实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初是从粤语
和国语开始的。或许达明一派的例子更合适说明香港乐坛“音乐殖民地”的本色：1986
年3月27日，达明一派在尖沙咀广东道的广东Disco发布首张EP《继续追寻》，当晚以英
国“新浪漫”乐队Japan的《Canton（广东）》作为开场曲，接着达明一派翻唱了Japan
的《CantoneseBoy(广东男孩）》，《广东》和《广东男孩》均收录于Japan在1981年发
行的专辑《TinDrum》，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有一个毛主席肖像，而达明一派也
从这张《继续追寻》开始，在中西之间继续追寻香港流行音乐的独特路径。
王小峰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这是他文章最有“
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观点。假如他指的上海文化是八十年代的，那么我只想说一件事
：在Beyond成立的同一年，也就是1983年，在大上海，42岁的马燕秦因为在家中组织了
两次舞会，并与其中一位男士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处死刑，其他几位舞会主要组织者也
被判无期徒刑，连为舞会提供伴奏的乐手惠黎明也被判无期徒刑。
王小峰所指的上海文化当然不会是1949年到文革这一时期（傅雷夫妇上吊之类的事就不
用再讲了吧），假如指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那么那也是中国电影和流行音乐的
黄金时期。假如我们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惯有区隔，将
上海三四十年代乃至更早年代的大众文化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发轫和勃兴，那么自然会发
现后来的香港恰恰是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在国内中断了的现代性。而上海租界的洋泾浜文
化和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之间，无论是混血的语言，还是文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
种密切的历史呼应关系。香港武侠片和早期上海武侠片之间的承传关系，也不只是光用
爱国自尊可以解释的，它既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崭新需求，又是中国人文观念和美学的传
统积淀，光用爱国主义来看待武侠文化，恐怕是将武侠贬低为武打，是将胡金铨金庸当
成霍元甲陈真了。
大约二十年前，广州举办过一次粤港流行音乐研讨会。如今的广东省长朱小丹当时是广
州市委宣传部长，他一上来就自称自己《东方之珠》唱得不错，颇为高明地通过罗大佑
这首脍炙人口的香江之歌，拉近了粤港两地音乐人的距离。会上朱哲琴与黄霑小小的交
锋很有意思。黄霑发言为香港殖民地文化正名，强调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好的就
应该拿过来，完全是“拿来主义”的态度，而生于广州的朱哲琴当时已经以《黄孩子》
一举成名，她勇于质问老前辈：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强调中国自己的特色吗？黄霑大嗓门
抗辩：“小姐，小姐，请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很爱国的……”但是接下来他又扯到了三
级片：“我还拍三级片呢！有什么不好？人在屋里不也是光着身子的吗？”
朱小丹坐在黄霑旁边苦笑。双方都很较真，但二十年前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相识不久，
彼此隔阂犹如鸡同鸭讲。黄霑这样一位既写爱国歌曲又拍三级片的香港文化教父后来撰
写了关于香港流行音乐的博士论文，为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正本清源把脉问路。黄霑的博
士论文写成发表已有十年了，他老人家也走了有九年了，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大陆
文化人认为“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
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90年代初期，“下海”和“上岸”这样可笑的比喻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面对商业社会来
临时的忐忑心情，这种社会分化在90年代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论战之中达到高潮。坚
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用一种精英思维和独断论排斥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在商业文明
和大众文化面前他们是分裂的，一方面祭出源远流长的精神胜利法，但另一方面又将革
命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扬光大，过分夸大经济对文化的宰制，而那会儿“文化产业
”，“创意经济”之类词儿还没流行。王小峰这篇文章令人怀旧，因为他的论调充满了
二十年前知识分子的气息，但即便是官方宣传，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将经济对文化的决
定性作用，尤其是将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德，抬高到如此令人头晕脑胀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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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3 王小峰文章中也提到，“整个香港流行文化（影视，音乐）在80年代达到商业繁荣的高
峰，某种程度上，这是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在开放初期，香港几乎
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走廊，这进一步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的娱乐经济也在80年
代开始了大跃进。Beyond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十一世纪之后，不管是李照兴所说的“潮爆中国”，还是朱耀伟所说的“潮拜中国”
，香港经济包括文化产业，都越来越依托大陆，而大中华主义之极致，便是恩主心态油
然而生：水深火热的香港同胞，别怕，我们来救你们啦。或者就算不去香港自由行，只
是在国内电影院买票看《大话西游》或《寒战》，似乎都是在拯救港产片，而去
livehouse看MyLittleAirport也是在支持粤语独立流行乐。王小峰对香港娱乐业后来衰
落的原因所做的分析大致没错：“上海的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商业金融城市，多少对香
港产生一些影响。香港不再有开放初期内地出口通道这样的优势了。当金融风暴开始，
香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经济繁荣象征的娱乐行业，也从此一蹶不振。香港艺人
也纷纷到内地寻求机会。”但是你不能因为如今钱包鼓起来了，就下意识地篡改历史，
重修记忆，居然把80年代整个香港流行文化繁荣的功劳也揽到自己身上！而我敢说一个
投拍电影的黑社会大哥，都比整整一代大陆文艺青年对80年代香港娱乐经济的贡献要大。
我当年全是在大巴和录像厅看的港产片，买香港流行歌磁带（包括Beyond）不是盗版就
是引进版，1990年我去北京广播学院踢球，见到白岩松托人从香港买的达明一派和林子
祥，一盒14元，而引进版是6元，正版买不起，想买也很难买到，别光看白老师长着一
张很像汪峰也很大中华的国字脸，他可是粤语流行歌在内地最早的铁杆粉丝。请允许我
引用王小峰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来反驳他所谓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商业
繁荣受惠于内地改革开放的离奇观点：“香港歌手的专辑进口或引进的品种也少之又少
，在音像店能见到的也不过是徐小凤或者谭咏麟，大量的引进版专辑主要还是以台湾流
行音乐为主。在90年代之前，流行音乐也极少被媒体报道，内地人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一
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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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4 我也不想把王小峰说成大中华主义代表，他本来一直以挖苦乃至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而闻名，光是“带三个表”这个名字就够经典了，但在三联这篇文章中，他不幸落入他
曾经反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模式，在经济神话和国族神话的双重作用下，香港粤语流
行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的视野中变得愈发模糊不清。他文章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
思维，以及爱用全称判断下结论的风格，也是颇为大中华的。
假如说“人文佐料”和“心灵鸡汤”的比喻还算机巧，那么用“人生”和“时代”这对
概念作为评判流行音乐的范畴就稍嫌含混，王小峰认为“Beyond的音乐呈现恰恰是把人
生而不是时代抓住了”，然而一支抓不住时代的乐队至今却已经流行了三十年，这似乎
有点说不通，或许换一个词会好一点：“时代精神”，也就是说Beyond缺乏像罗大佑和
崔健那样能够见证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程的东西，或者说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含金量
，这么说也说得过去，不过例外总是有的，比如献给曼德拉的《光辉岁月》正是典型的
八九十年代人道主义时代曲；《长城》和《农民》则体现了中英谈判之后和回归之前，
港人对于大中华的粗浅想象，这当然也颇具时代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真的爱你》的国语版，从母爱金曲一跃变成的励志歌曲《你知道我的
迷惘》，然而何止励志那么简单，不妨再参照一下达明一派大碟《神经》中的《天问》
和《十个救火的少年》，同样是写于1989年出版于1990年，假如你还不能从“一个人在
孤独的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默默地溜走。”这样的
歌唱中听出一点时代精神，那真应该罚写歌词的刘卓辉唱十遍《血染的风采》唱到吐血
。王小峰还提出了另一对对立概念来评判流行音乐：“受欢迎程度”和“深刻性”。他
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它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是成反比
的，这一点在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身上同样得到验证。”
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成反比，你可以举出凤凰传奇为例证明这个宇宙真理完
全正确，但也可以举出崔健为例来推翻它，先不论这条似是而非的定律究竟有多少合理
性，一把认定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不深刻”，这本身就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貌似
伟光正的偏见。二十年前大民大学门口的打口贩子就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披头士就是一
小虎队；而美国专家薛涌老师也曾经满腔悲壮地教育我们，说他女儿只听贝多芬不听迈
克尔·杰克逊，因此他告诫我们：美国划时代的医改案被杰克逊之死给淹没了，失业率
会在这场热闹之后继续上升，而中国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也层出
不穷……总之他的意思是国难当头，流行音乐之王最好死得安静死得识趣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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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5 Beyond确实是一支无论是音乐还是思想都不能高估的乐队，尤其在黄家驹去世后更是渐
渐沦为一支青春怀旧乐队，你尽可以批评其局限进而批评其歌迷群体，但是最好不要轻
易把所谓“70后歌迷群体”当作铁板一块，甚至不要把某一个歌迷当作铁板一块，因为
人生也好，时代也好，都在前进都在流逝也都在改变，对很多歌迷来说Beyond只是一个
必经的驿站或台阶，阁下实在没必要太操心他们的觉悟。比如左小祖咒在他还叫吴红巾
的时候就是一个Beyond歌迷，他曾经回忆自己二十岁当兵回来，有一天听到《你知道我
的迷惘》而被震撼。随后不久，他就成功转型为一个打口贩子和摇滚青年。这让人联想
到Bono曾经说在ABBA面前他不敢谈论音乐。我们是否该为Bono或者左小祖咒的音乐审美
品位捉急呢？可要知道在被Beyond打动之前，吴红巾成天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之类。
在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题为《黄家驹情怀》的封面专题的前言中，王小峰还做出了总结性
批判：“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
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
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
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我多少同意他对Beyond的判断，但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的走
红，就能得出“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
低”这样宏伟盖世的结论，用一支乐队去代表“一个从小渔村变为大都市”的殖民地的
文化，又用这支乐队去印证音乐丧失灵魂，以及年轻人心理诉求下降，这种从个案上升
到全称判断的大而无当的研究方法，堪称大中华情怀，黄家驹只是一个可怜的标签，用
来衬托大中华名牌。
“音乐在丧失灵魂”这种惊堂木，和“摇滚不死”之类口号一样空洞，甚至更为无聊。
王小峰指出Beyond的流行“反过来可以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求相对比较低下
”，这样的话放之四海皆准，但难道凤凰传奇不是更能“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
求相对比较低下”？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大众，也有形形色色的不一样的年轻人，那么
王小峰所认识的大众到底是那一部分的？他眼里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又到底是who？王
三表老师要“代”的“表”是否太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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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6 有位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大野重美”的新浪微博网友深受王小峰檄文鼓舞，从大中华出
发一举征服了亚细亚，他拍案怒斥道：“说到摇滚，今天两岸三地，包括日本台湾东南
亚都是比较水的。大陆的靠装文艺逼，台湾的基本上是男孩组合，香港根子上就没有摇
滚精神，日本都是一帮妖怪，韩国目前尚无反应。亚洲摇滚，一塌糊涂。不是什么丑事
，今天的西洋摇滚也很萎靡，没啥亮点。”俨然端出一副“亚细亚孤儿”的操性，纵身
跳入井底指点江山。这种“摇滚精神已死”之类论调貌似血性，实则奴性——一种闭目
塞听的狭隘的奴性。
看不上Beyond？但你还可以选择达明一派，他们在大陆远不像Beyond那么受欢迎，也缺
乏像《你知道我的迷惘》这样的国语版成功金曲；你还可以选择大懒堂，他们的粤语粗
口说唱可压根就没考虑过大陆受众。你可以嫌Beyond过于在乎市场了，所以会想到逃离
香港进军日本，但同一时期还有林强的例子，作为闽南语流行天王，他不惜用一张充满
火药味的《娱乐世界》来跟台湾娱乐世界决裂，自杀性地终结自己的天王生涯。真正的
批判，不是轻易抓住某个孤例借以批判整个共同体，而是不断发掘例外，不断发掘异数
，不断刷新，不断引爆这个共同体。然而，当王小峰认定“进入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
基本都后继无人了”，当他甚至认定“21世纪，内地没出现什么新歌手”，当他念念不
忘周杰伦，那么他对于Beyond的批判，恐怕也只是九十九步笑一百步，考虑到王小峰还
很推崇汪峰，一不留神也可能是一百步笑九十九步。表面上是在批判流行音乐丧失灵魂
，实则遵循了流行音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而“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一主流
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相当程度其实正是他不大看得上的香港商业文明和通俗文化体制
所建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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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533 | 7 我已经分析了王小峰的文章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凌空蹈虚的“大中华情怀”去解读
“黄家驹情怀”，从而充分暴露了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的鸿沟和隔阂。王小峰指
出：“如果说开放之初人们对香港的向往是对商业发达的半殖民地文化的向往，这种向
往即使在今天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之后，它依然成为几代人
心中的情结。”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文化”？什么才是“现代化”？大中华和香
港双方的理解并不一样，大中华视角里的所谓文化可能是“文化苦旅”式的“文化”，
相比之下粤语的“半殖民地文化”似乎构不成一种“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大中华视角
里的现代化则是“四个现代化”，但不包括法治民主这一据说属于资本主义的“普世价
值”，因此王小峰才会把现代化含混地割裂，进而认定“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
某些方面超过香港”，然而，请问到底“某些方面”指的是哪些方面？出于对文化和现
代化涵义完全不同的理解，香港势必应当继续审慎地保持“化”外之地的身份。
这实在典型地凸显了眼下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价值观对峙，尤其是对香港来说，在大中华
汹涌包围之下，如何确认并张扬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核心价值，显得尤为迫切。然而也不
应该矫枉过正地用大香港主义去对抗大中华主义，从而易于落入地域歧视的恶性循环。
陈冠中最近在一个访谈中提出最纯正的中文不在内地而在香港，尽管这一观点有一定启
发性，但是容易被误读和夸大，而与他关于香港是“杂种城市”，是“杂种全球主义”
的固有观点相矛盾。在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应该避免文化原教旨主义对本真性
极端而徒劳的追求，在全球化漂移时代，城市空间是随着人在漂移的，城市文化也是漂
移不定的，不单香港是“杂种城市”，大中华文化也应该越来越“杂种化”。在八十年
代，崔健所代表的大陆摇滚曾自命为“北京杂种”，标榜一种反文化的野性力量，而我
们今天也可以把“北京杂种”阐释为多元文化的混血结晶，没错，中国大陆摇滚乐并不
是一无所有从天而降的，崔健他们是从军乐，红歌，民歌（乃至儿歌）起步，又翻唱美
国乡村歌曲，日本流行歌，台湾流行歌，然后再扒英美摇滚带子，最终才独立形成自己
斑斓的风格。同一时期，罗大佑从台湾出走纽约后来又转战香港。而黄家驹他们也从香
港这个杂种城市出发，去拥抱更为广阔更为驳杂的杂种文化，只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
假如非要用情怀这样高贵的词，那也是一种杂种的情怀。
（责任编辑：王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