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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78 | 1 发信人: brihand (brihand),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保持对时局关注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un 17 13:10:24 2011, 美东)
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保持对时局关注
http://www.sina.com.cn" target="_blank" class="a2">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7日19:04 南方周末
编者按：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
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
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
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
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
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
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
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
。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
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
，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
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
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聂萌 房珊珊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
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
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
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
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
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
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
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
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
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
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
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
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
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
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
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
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
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
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
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
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
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
，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
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
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
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
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
(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
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
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
，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
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
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
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
，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
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
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
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
“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
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
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
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
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
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
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
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
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
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
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
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
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
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
，“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
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
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
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
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
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
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
，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
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
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
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
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
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
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
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
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
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
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
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
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
’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
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
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
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
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
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
“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
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
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
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
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
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
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
”——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
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
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
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
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
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
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
》、《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
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
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
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
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
，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
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
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
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
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
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
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
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
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
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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