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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一二十年，广州不是中国最吸引眼球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却是真正的静水流深
，政府的相对节制，以及市民社会的茁壮成长。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
州的城市精神。
广州 只相信改变
从赵佗建城到“番鬼望波罗”
一座建城两千余年的南中国大都会，既古老又时尚。她的肩上，曾经背负着历史的光荣
与沉重，又不时装载进新的时尚和活力；很老，又很年轻；很传统，又很新潮；很驳杂
，又很纯真，这就是广州。
两千二百年前，一个名叫赵佗的龙川县令的营造，令这座城市有了雏形。之后的一千年
，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好几个朝代，广州一直是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色，直到唐朝，广
州才迎来她最初的辉煌：因为这座城市建在珠江边——珠江是通向南中国海和世界所有
大洋的出口，于是广州成为中国一千年里对外国外洋最重要的贸易窗口、文化输出和输
入基地，唐玄宗特地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叫“市舶司”的管理商船贸易的机构。
南宋时，广州港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
帝国，当时中国的铜钱，就像今天的美元一般通用，外国商人会随船带走大量中国铜钱
，所以朝廷驻广州的贸易官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上外国商船检查有没有违规带走的中
国铜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海禁的时候，与广州并列为中国最重要海港的泉州、扬州、宁
波，都实行了禁关，只对广州网开一面，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是整个中国惟一
对外国外洋开放的港口。
进入清朝以后，广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在守护广州的幸运之
神——南海神生日那一天，成千上百的船只聚集在神庙前宽阔的江面上，这一 “水上
庙会”的庆祝活动会持续好几天，日间人山人海，夜里灯火辉煌，所谓“万国楼船商市
”是也。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许许多多外国商船和游客。有趣的是，南海神庙民间称之
为“波罗神庙”，因为庙里除了供奉中国南海神之外，还供奉着一个黑皮肤的外国人，
当地百姓称其为“番鬼望波罗”，据传是唐朝时来自万里之遥的滞居中国的波罗国海员
。而现在的广州方言当中，有许多舶来语的成分，分明是当年作为东方贸易都会的一个
历史见证。
林则徐和“西关小姐”
清朝中叶之后，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和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帝国等航海
大国的海外扩张运动，广州成为西方新兴大国争相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著名的十三行正
是设立于这一时期：清政府给十三个外国派驻中国的商行统一划了一块地皮建立贸易机
构，位置在白鹅潭北岸。
白鹅潭一带在广州历史上很重要。早在南北朝时候，一个名叫菩提达摩的南天竺人就在
这里登陆上岸，建立了一个修行的小佛庙。后来菩提达摩北上拜访梁武帝，与梁武帝话
不投机，又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开始在中国传教，他的第五代徒弟是一个
广东人，他就是六祖惠能。中国禅宗由达摩到惠能，成为落地而本土化的东方重要佛教
教派——中华禅宗。当年达摩在后来十三行北面登陆的地方，被称为“西来初地”，达
摩最初修行的小佛庙“西来寺”(今名华林寺)，是如今对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华禅宗的历
史胜迹。而十三行南面的一片沙洲，顺理成章地成为进入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好的居停地。
在沙面，三十年前中国拉开闭关锁国大幕之后所建立起的中国最早的涉外五星级酒店之
一的白天鹅宾馆，也是外国人在广州最喜欢下榻的酒店之一，我曾经向白天鹅投资者霍
英东先生问起选择沙面的原因，霍英东说：十三行和沙面是外国商人在广州最熟悉的两
个地方，选在这里可以省去很多宣传的口舌。
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导致战争。提起鸦片战争，自然要从林则徐的广州禁烟和虎门销烟说
起。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东西
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被鸦片战争改变的“五口通商”的五大城市之中，广州的变
化最为显著，她变得更加开放和兼容，成了欧洲许多国家工艺品来料加工的廉价工地，
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钟制造基地和欧式陶瓷加工基地，随之输入的是各式各样的欧美时
髦生活方式：电话、电报、电车、自来水等纷纷在广州投入使用，水门汀(水泥)加工厂
也在广州出现。一时间，广州成了中国最时尚最新潮的城市。广州人所说的“东山少爷
、西关小姐”，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广州西关地带聚居着大批在新兴贸易中富起来的
人们，而东山则聚居着辛亥革命后的国共要员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说，广州人不相信固有规则，那是历史使然，因为他们见过
太多规则的变动，因而他们相信的是变动的规则；他们见过太多时尚的沉淀，因而他们
相信的是沉淀的时尚。
孙中山和爱群大厦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一把砍刀，将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1840那一年腰
斩为两段，但就历史本身来说，一切都不可能被一刀两断的。鸦片战争引起的动荡乃至
革命，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变
法维新之士，和随后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巨贾的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明朝的陈白沙，广州和广东土产的思想家便非康梁莫属了；而稍后买办巨贾的批量
涌现，则使广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而孙中山更肩负起结束两
千年封建君主政体的历史使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固然毕其功于武昌一役，但开花之
前的种植和培育基地确然在广州，今天遗留在广州的悲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诉说
的依然是同盟会革命党人无数次昂起头颅又掉下头颅的悲壮历史，没有武昌起义前的八
次悲壮的失败，就没有随后的第九次 ——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长江岸边响起的改变历
史的枪声。
黎元洪、袁世凯执政后，“革命大炮”孙中山不得不发起另一次革命。这第二次革命的
策源地，自然非广州莫属，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临时首府设在广州，培养国民党和其时
与其合作的共产党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设在广州，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两次北伐的策源
地也在广州。
孙中山及其继任者蒋介石所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带给广州一时间的经济和文化繁荣：
在共产党掌握大陆政权之前，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广州拥有了许多现代
化的城市设施：开通大马路、修建现代学校、现代医院以及当其时南中国最高的高楼爱
群大厦和最长的城市铁桥海珠大桥。
五星红旗下的一条“脐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共产党的军队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广州最高层建筑爱群大
厦的顶楼上，从此广州结束了一段多事之秋，却又进入另一段多事之秋。在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的七年里，广州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禁烟禁娼的干干净净的大城市(在这之前，
除了陈炯明主政粤局短暂的几年有过比较彻底的禁烟禁娼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是一个
烟土文化和娼妓文化同样兴盛的城市)，“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之后，人民政府力
求把广州改变成一个工业城市，至今广州不得不外迁的许多重污染的工厂，就是那些年
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历史证明，“工业广州”的设计并不明智， “商业广州”、“文化广州”可能才是原
本意义上的广州，“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当中国被迫关闭了所有与西方各国贸易渠道
的时候，惟有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像一根纤细羸弱的脐带，维系着中国与世界的一点
可怜的营养交换。这是广州的光荣，也是共和国的悲哀。
物极必反，当“文革”内乱使中国走向乱的极端之后，那个坚毅不屈的四川老人邓小平
和深谋远虑的广东人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解民于倒悬之中，
结束内争、拉开铁幕、发展民生、唱响改革开放的号子，从深圳等四经济特区的蓦然确
立到珠江三角洲世界加工厂的悄然形成，广州始终担负着华南政治经济文化都会的带头
羊作用。
广州只相信改变
历史是一个缠绕着长长裹脚布的蹒跚老太，和她并肩而行者往往会有与蜗牛一道爬行的
不满足感；而当你用快进回放的方式反观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脚老太其实是个
时常以飞快的速度奔跑的神奇老太，当我们今天回观三十年前改革之初那些在广州引领
中国时尚的他国或港澳舶来品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惊讶：麦克镜、喇叭裤、电子表、
微型计算器、两喇叭录音机、折叠伞、化妆品、男士手提包和女士高跟鞋，以及和这些
新奇消费品相伴而来的、在当时曾经被称为“奇装异服”的女子短裙和男子大包头等等
新奇事物，都是先在广州登录，在广州短暂停留之后，旋即迅速北上。打工弟打工妹们
“孔雀东南飞”(那时的流行口号叫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和新生活方式的“
南风北渐”形成方向相反、虚实相承的两股巨大潮流，先改变广州然后改变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广州就是变化着的中国的缩影和先声。
这便是广州：仿佛慢条斯理，从容地迈着四方步，实际上在其从容背后，在似乎一成不
变的常态之下，完成着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连续的跃进。
这就是广州：一座“任凭东西南北风，咬住改变不放松”的东方城市。
广州不相信叹息。
广州不相信空谈。
广州不相信云里雾里的承诺。
广州只相信眼见为实。
因此，广州人习惯于相信改变着的广州。
十三行 世界首富在这里诞生
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按现在
的价格计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
财富
轻叩国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了屯门海面。他们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
浸湿了货物，借位于广州南面104公里的一个多岩石的半岛晾晒。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使用来自美洲的战利品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很多年里，
3万人口的澳门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各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但中国人
始终怀有敌意，只有不断贿赂才能使商业关系得以维持。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们，包括
那个有名的跛子利玛窦。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搭送现代科技，这样的队伍络绎不绝
地跨洋来到中国。
海禁从明朝开始，主要是为了巩固海防和防止倭寇。当时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一律被
视为走私，抓到均以重罪惩治。官方所承认的贸易只有贡舶，即以“朝贡”和“回赠”
形式进行的特殊贸易，为的是满足皇帝的享受和增加国家的税收。
既然是朝贡，外商首先必须向明廷称臣，并根据规定按时来进贡。那时的外国商人乘船
在如今广州荔湾区的十八浦路登岸，住在有120间房的怀远驿，等待贡品被押解进京后
皇帝的回赠。当时明朝廷自负“怀柔远人”，回赠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
除了进贡，外商当然也少不了与中国商人做交易。明代对外贸易习用唐、宋以来的市舶
制度，下设牙行，带有半官商性质，负责评估货价、介绍买卖、协助官府征税和管理外
商。
这便是之后十三行行商和近代买办的雏形。
与明朝一样，清朝为了防范反清势力(郑成功和三藩)，曾有过3次大规模海禁，无不是
令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烧毁一切沿海船只和房屋，并对出海者杀无赦。但商业力量未
曾就此停止渗透，当时统治广东的尚家父子本就是最大的走私贩。
商行之始
平定台湾和三藩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
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
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
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
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历史翻
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
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
，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它
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公行总商制度
和保商连坐制度。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
行会。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
商品价格。保商连坐制度来自于封建保甲制度，与如今的煤矿安全岗位责任制相似。就
是说，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出了什么麻烦责任由保
商来负。而这种制度也成为官府和朝廷勒索敲诈行商的借口。道光年间，一位外国商人
私自去内地禁区做生意，他的保商就被罚了12万两银子。另外，如果行商中的哪一位欠
债欠税或者破产，其资金漏洞就要由全体行商共同弥补。
从保商制度中还衍生出一种行佣制度，就是当地官员从行商的贸易额里抽取一定的百分
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其实就是小金库。因为清代
官员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俸禄。具体到广东，两广总督年俸是两万五千两银子，但他的实
际收入要再乘以12。其中最多的就是从对外贸易中搜刮来的。
十三行的外贸同时也是皇帝小金库的财源。粤海关税收全部由清朝皇帝直接支配，每年
皇帝都下达一定额度要求上缴，亲自批阅，分毫不漏，一旦渎职歉收，轻则革职留用，
重则发配充军。
除了上缴税收，十三行还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玩具”，时称“采办官物”，多为紫檀、
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毛织品以及宠物等。比如乾隆每年可得洋货千
余件。就连内务府造办处的经费，都是由行商每年5.5万两的贡银提供。
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朝廷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巨大。如乾隆
五十三年(1788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就捐输了30万两。
十三行就这样成了朝廷的印钞机。即便这样，这帮粤商的始祖们照样能把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世界首富
道光十四年(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
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也就是当年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现在的价格计
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浩官(Howqua Ⅲ)生于1769年，这是伍秉鉴的商名(当时做生意的人都不用自己的本姓)
，他父亲和兄弟用的是同一个商名，这也是西方人熟知的那个家族的名字。他父亲本名
伍国莹，曾是另一行商首领潘家的账房，后自己创立了元顺行，巅峰时期在20家行商中
居第6位，并成为东印度公司(后文简称为公司)的债权人，债款多达7 万余两。
然而，纵使精明能干，还是无法逃脱外商的挟制和官府的勒索。1787年，他被一项英商
与中国人的银钱纠葛牵连，被监禁在商馆内，逼迫他代偿欠款。次年，他又面临破产的
厄运，最终因为公司的扶持渡过难关，可从此心灰意懒，将业务交给二子秉钧。
伍秉钧成了伍家第二代中的第一位浩官(Howqua Ⅱ)，并创立了日后大名鼎鼎的怡和洋
行。1800年，怡和升至行商第3位。
值得注意的历史背景是，早在全球贸易初期西方就想购买东方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中
国却并不想购买西方产品，只同意对方用白银交换。16世纪末一位佛罗伦萨商人抱怨：
“一旦银子落到他们(中国人)手里，就再也不会流走。”所以，在中西贸易初期，行商
手里不差钱，他们大多居于债权人的地位。
1800年，伍秉钧承保的一艘船被海关发现偷税漏税。他企图缴180元了事，却被海关罚
了纳税额的50倍。这时伍家已成为官府勒索的目标。第二年，35岁的伍秉钧病逝，行务
转由其三弟秉鉴承担，伍家进入全盛期。
嘉庆十八年(1813年)，伍秉鉴凭借过人的手腕和无可匹敌的家业，成为总商之首，此后
数十年间未曾有变。
父辈和兄长有教训在前，伍秉鉴深知那个时代的生存技巧，十分善于忍耐，据说“一辈
子只开过一次玩笑”。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又说，“他天生的
懦弱性格”使他成为“腐败的专制政府”巧取豪夺之下无助的受害者。无论生意做得多
大，按照儒家思想，伍秉鉴依然是一个生意出色，却地位卑微的买卖人。为此，他通过
捐输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从1806年至1843年，伍家以
各种名目送出捐款达160万两。《广州府志》中称：伍氏“捐输为海内之冠”。伍秉鉴
曾捐得相当于布政使头衔的二品顶戴，伍家由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可以
称得上“一门朱紫，顶戴辉煌”，连皇帝都知道“伍怡和”家有钱。
凭借其家族崛起时遍布武夷山的优质茶园，以怡和行号为商标的箱装茶叶，畅销伦敦、
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等世界著名城市。在国际市场上，凡带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
就能卖得出高价。
伍秉鉴很愿意和广州口岸外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往来。日后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美
国旗昌洋行，便经他一手扶持而壮大，他的外贸商品全部由旗昌洋行代理。 1856年，
旗昌在上海船舶公司50万元资本的总额中来自伍家的长期贷款就占30万元，伍氏抽提资
金，旗昌的业务便十分紧绌。美商戏称他为“教父”。
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他独具眼光，是最早投资西方
的中国商人，很早就接触金融体系，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的证券。他的儿子
伍绍荣颇有乃父风范，曾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下大笔资金。
伍家在美国投资的利息，每年达20余万两白银，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甚至美国—艘商船下水，亦用伍家的商名“浩官”。这就是“诸行多衰落，伍氏巍然存
”的奥妙所在。伍家所用的附股办法，为1850年代开始勃兴的买办阶级开了先河，可惜
最后那些跨国投资皆因两国交恶而不了了之。
对于伍秉鉴，其实我们知之甚少。虽然同时代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日记作者记下了与他
所进行的一些商业交易，但是几乎没有西方人见到他在家或在港口之外其他地方的样子
。大家不太了解他闲暇时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但他的确有一个家仆
达500人的大家庭，还有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他穿各种颜色的绫罗绸缎。他大摆
筵宴，席上有几十道菜，包括燕窝汤(燕窝从爪哇进口而来)、鱼翅。
致命的“商欠”
史学界目前有一个共识：鸦片战争并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十三行的致命伤是“商
欠”，背后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十三行官商贸易政策”。
乾隆末年开始，广州外贸流动资金匮乏。行商中多数人是商人地主，所以把相当部分商
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
庞大地产，而且还开设了数家银号，进行高利贷剥削。这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
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此外还有清廷的盘剥。1773到1832年这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
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更为紧张。
当然，还有那个彻底敲开中国大门的东西——鸦片。它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西之间白
银流动的方向，资金周转问题终于成为了行商们的坟墓。1716年，广州的贸易季结束，
大班们要起程回国了。为了避免海上风险带来的损失，他们把一笔剩余银圆留下来对行
商放债生利。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由于18、 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
年利率高达20%~40%，而外商的利率水平仅在12%~20%之间，于是借贷如慢性毒药般，使
行商陷入恶性经营。
1780 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他
们原先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而顾忌面子的乾隆，惟恐拖欠
银两被外夷耻笑，有损天朝体统，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
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偿。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这种制度，最终使多数行商债
台高筑，不堪重负。行商须承担集体责任，一个行号倒闭必定要株连其他行商，商欠就
像癌症病毒一样急剧扩散。
在为行商石中和分摊欠款时，很快又有一位行商落难，这就是当时的商界领袖蔡世文。
1796年，蔡世文财产用尽，积忧成疾，自杀身亡。
洋行周转不灵、亟须扶持之际，面临的却是官方的无情勒索，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避
免中外债务纠纷导致的外商滞留中国，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
欠下行商债务之后却可以任意离去。
1814 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愤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在
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
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
欠款。
十三行的终结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尊敬，那么我们在印度很快也会不受尊敬……如果我们会输掉这
场战争，我们就无权开战；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放弃。”几分钟后，他
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
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发表演讲的是一个叫托马斯·斯当东的英国人，他面对的是500多位英国下议院议员。
这个当年曾在乾隆膝头玩耍，获赐槟榔荷包的孩子，此时已然是个中国通。他那欧洲人
所特有的对中国文明古国的梦早已破碎，现在他被虎门销烟所激怒，他相信枪炮是打开
中国贸易封锁的惟一方式。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军舰长驱直下，直接停泊在了南京的下关。清朝连
忙派出钦差大臣，签下了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
在。
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在写给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的信中说，若不
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很想移居美国。第二年，清政府下令行商偿
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怡和行一家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同年9月，在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也许就像他的父亲和哥哥，他壮志未酬，却又无
可奈何地悄然死去，终年74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时商馆林立的十三行已遭受数次大火洗劫，放火的人里面有英法
联军的士兵，也有中国的百姓。但这只是实体的消亡。
1859 年，英国人李泰国被委任为“中国总税务司”。7月，李在粤设立海关税务司。从
此粤海关一切大权操控在英国人手上，李同时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使粤海关连
同中国其他海关税率被变相地固定在这一当时世界最低的税率标准，英国人渴望了多年
的“自由贸易”理念终于被灌输到了清帝国衰老的肌体里。
十三行商馆从此彻底退出了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舞台。
(参考资料：中荔《十三行》，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
和家族剖析》《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商欠问题》，辛西亚·克罗森《财富千年》，威
廉·亨特《广州番鬼录》，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粤海关志》卷25《行商》，马
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汪熙《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感谢章文钦先生对
本文提供帮助)
陈添记依然在小巷里，四五步见方的宽度，能支起两三张桌子（方迎忠）
1927年9月11日，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
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西关 老字号的前世今生
西关已然断裂成两个迥异的意象。一面，是曾经的传统和浮华；一面，是如今不合时宜
的坚守
现代广州，商业中心已向东转移。天河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大都会景象。但老西关人听
了，只会从鼻子深处“切”一声，“在那边下楼能喝到最新鲜的艇仔粥么？能吃到最正
的肠粉么？街坊们会互相亲昵地打招呼么？”一位老西关数落道，“这边才是老广州的
中心。”
然后，不忘低声补上一句，“那边房价还那么贵啦，买都买不起，一点都不抵。”
一句话，道出了没落贵族的不甘、自尊与落寞。
老人家有一点没说错，在广州新区，可以买到各色华服，吃到各国料理，却尝不到一碗
最正宗的双皮奶，吃不到一筷子最爽滑的肠粉。下楼面对的，只有形形色色的24小时便
利店，一水儿冰冷的便当。左邻右里各色人等，可能住一辈子都会不相往来。
最正统的岭南风情，最古老的广州特色，还是要去西关的街头巷尾寻觅。
老西关的中心，是上下九、宝华路一带。沿着地铁5号线，在城市内部由东向西，地面
上的景致，已经由大厦变成了骑楼，10车道的广州大道变成了短短的宝华路，看上去是
3车道，却因为过于密集的人流，一次只能缓缓通行一辆车。
这条路上，“2元的杯子、5元的丝袜、10元的抱枕”比比皆是，美食地图上堂而皇之标
着无国界料理和肯德基，穿着高跟鞋短裙的姑娘挑选着配饰。与她们擦肩而过的，就是
当年最正统的西关小姐，如今已然变成了老迈的阿婆，牵着小孙子，信步走去宝华面店
，吃上一碗料足味正的鲜虾云吞面。再去顺记吃一碗芒果雪糕，权当饭后甜点。
末了，再拐进一条小巷，去陈添记，打包一碗鱼皮，和老板熟络地寒暄几句。小小的收
银木桌旁边，就是简易的操作台。如今的店老板陈本明一转身，熟练地抓起简易的白色
塑料饭盒，上面印着鲜红的大字，“陈添记鱼皮”，字体粗大疏朗，一派草根本色，价
钱也很亲民，一盒才22元。鱼皮早先已经在厨房里收拾停当，只待最后加工。四五种调
料依次洒进去，分量不多不少，再浇上芝麻和醋，半分钟，爽脆的鱼皮就可上桌，更多
的塑料饭盒也已经铺展开来。一身纯白的围裙上，“陈添记”几个大字，已经磨损得模
糊不清。
而在陈本明身边，他的母亲、80多岁的叶姨含笑坐在木凳上，不言不语，岁月静悄悄地
在她面前流淌，这家店六十多年的荣辱悲欢，都镌刻在了她的皱纹中。
直到现在，陈添记的招牌还是31年前由第一代店主陈程添亲手所制的。“西关老字号，
传统与地道，驰名省港澳，原址在日梯云路”，只是已经没有什么人能记得起那一段往
事。陈添记就在宝华路上，已经成了一代人普遍的记忆。
风雨飘摇的上世纪40年代，有两个年轻人在家乡顺德结为伉俪，心怀大志，希望凭借家
传的鱼皮手艺，结伴在省城闯下一片天地。那时正是青春大好时节，开家自己的店，是
理想，也是事业。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陈程添与叶姨。
他们先后生了7个孩子，6子1女。对两个年轻人来说，养家的辛苦，自不待言。
做鱼皮这门手艺，贵在选料精到，制作精良。不是所有鱼的鱼皮都能使用，只有新鲜的
草鲩才堪一用，鱼身还不能过于肥大，不然不够爽脆。刮鱼鳞、扯鱼肉，过完开水，再
过冷水，时间手法，样样都是学问。而且，一条鱼只能刮出两条皮，费时费力，收益也
不能算高。
那时，每天凌晨四五点，陈程添就要起身，将当天要卖的鱼皮一一置办好。广州的鱼少
，也不好，为了保证出品，他再骑单车去顺德买进第二天要用的鱼，驼几百斤回来，来
回6个钟头。回家马不停蹄继续准备明天要做的鱼皮。
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帮工，叶姨只能一人照顾店面，看顾孩子。鱼皮之外，还要用鱼肉熬
粥，一样需要慢工细火。在挑剔的广州食家眼里，一碗最普通的艇仔粥做得好不好，都
能决定这家餐馆的质素。
生意终于好转，在幼年陈本明的记忆里，梯云路上一溜十几张台面，都是圆圆的木头桌
子，痕迹斑驳，长条凳摆在那里，到了吃饭的当口，街坊四邻就纷纷齐聚，条凳上都是
人。气氛熟稔、欢乐，长幼有序，父母虽然劳碌，却也十分开心。
没想到，公私合营的命令突然出街，陈添记就此不复存在。
陈家老小，凡在适工年龄，都被迫离开本行，进了工厂。陈程添做水泥匠，叶姨在糖果
厂。在那个连吃鱼都显得奢侈的年代，做鱼皮，更是痴心妄想。陈程添的一身好本事，
再也无从施展。
这一停，就是二十几年。陈添记和日渐衰败的西关一起，变得沉默。
直到1979年，政府再次发牌，允许私人经营。陈程添立刻拉着全家人，合谋“再次下海
”。
怕不怕？当年毕竟都在工厂，端的是“铁饭碗”，却还是无端端地惦记没有保障的厨房。
“他喜欢做饮食生意，能做的话一定要做。”叶姨微笑。“奶奶有点反对，其他家人都
支持。”陈本明这样回忆。
新店选在了宝华路，陈程添亲手做了招牌，当年初出茅庐的新人，此时也已变成了老字
号的掌门。
同一条路上，还有诸多其他老字号，大家凡事有商有量，共同进退。“我爸爸那时，还
和其他老字号的店主经常往来，商议事情。”陈本明说。现在，老字号多半已变成国有
，或是转手经营。像陈添记这样还是自家人经营的，已经少之又少，共同商议这种不言
自明的联盟，自然也没有了。
刚刚恢复开店，生意也算不上太好。路面上仍然支起十几张木桌，条凳却已换了日字凳
，起初坐不满人。10元钱一盒的鱼皮，在那个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的年代，委实还是奢侈
品。
但要坚持出品质量，陈程添不降价，不搞多元经营。在陈添记，直到现在，都只卖“独
孤三味”——鱼皮、艇仔粥和猪肠粉。价格分别是22元、6元和2元。
“有钱人，就吃鱼皮，普通人，也可以吃猪肠粉。”陈本明笑眯眯的，一如照片上的陈
程添。虽然品种少，“但是传统的东西，用心机去做，一样有人去吃。”当年10元的定
价，到今时今日，也只涨了12元。“因为做的就是街坊生意，靠量挣钱，怎么能把价格
提到不合理的地步？”
现如今，广州城里的老字号，要么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多半已姓“公”不姓“私”，要
么已然转手他人，规模也相应壮大，陈添记却还是在小巷里，四五步见方的宽度，就能
支起两三张桌子。每天热火朝天地开工，方形的简易木桌，随时可以撑开或者收起，没
有靠背的塑料凳上，照样有拿名牌包的贵妇人坐下，尝一口鱼皮，惊呼真是美味。
“有客人远道而来，吃了以后专门和我们说，做得真好。还有人吃了一盒，又要买一盒
带走。这就是成就感啦，真是满足。”为了这份满足感，陈家6个儿子，都还与老店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管理老店，每天凌晨起来收拾铺面，熬制艇仔粥，准备当天的
鱼皮；有些则分管顺德的工厂，保证店里用到的所有鱼皮，都出自新鲜鲩鱼。
现在，每天陈添记都要用掉几百斤鱼，工作非常繁忙，陈本明一大早就要起身检查各项
工作。他喜欢喝早茶，喜欢听粤剧，像西关的所有老人一样，向往悠闲的生活。假如有
一天退休，他也会每天起早遛弯，去陶陶居吃吃小点心，翻翻报纸，再在公园里摇头晃
脑地听上几段粤剧。
但是，这一天何时能够到来，他还不知道。家族的下一代都没有想过要接手陈添记的工
作，他们是年轻人，更喜欢城市东面节奏更快、更现代的生活。对于这样费时费力的传
统生意，都没多大兴趣。兄弟几个又不愿开分店或连锁经营，“那样货不对板，出来的
东西都不正宗”。
像西关的许多家庭一样，老一代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陈添记是街边拐角
的一家寻常铺头，“从小就吃”。而新一代已经四散移居到这个城市别的角落，有些甚
至远渡重洋。陈添记，是新一代兴致上来试图寻觅的古旧记忆，是美食寻踪节目会特意
提出来的传奇老店，也是外地人会特意来尝尝的老广州味道。
在这里，西关已然断裂成两个迥异的意象。
一面，是曾经的传统和浮华；一面，是如今不合时宜的坚守。
黄埔军校 改变历史的军官生
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一个奇迹
速成的军校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除了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以外，很难有哪所学校能像黄埔军校这样
，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因位于广州黄埔的长洲岛上，也
被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一个泛指。时至今日，在台湾高雄凤山仍然有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被
称为黄埔军校，这是国民党政权播迁来台后成立的一所军校。1949年之前，大陆地区还
陆续有过潮州、成都、武汉、江西、昆明等多处分校。
狭义上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指在长洲岛上学习过的前七期学员，再精确一些，则是国
民党北伐前的前四期学员。
以现代军事教育观点来看，黄埔军校的训练水平很难说有多么高深，如果只从实际训练
科目来看，这里仅相当于一所速成的军事技校。因为军事斗争需要，原定3年一期的训
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
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苏联伏龙芝、英国桑赫斯特并称世界四大军校(也有说法是以日
本士官学校替代黄埔军校)。相比之下，黄埔军校不论是硬件还是训练水平都显得颇为
寒酸：学员军事课程是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可见培养目标主要是基层
陆军士官。
以著名的黄埔一期而论，1924年5月5日入学编队，而同年11月8日就宣布毕业，为期半
年的学习中，学员们还参加了东征。
军事课程短且少，但政治课程却极为隆重，据当年的教官和学员回忆，先后有：三民主
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
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
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
李宗仁先生曾在回忆录里表示：“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
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
鲜明的政治教育特色之外，接受苏联援助也是这所学校的一大特点：黄埔军校初创阶段
，由于驻扎广州的滇桂等军阀暗中掣肘，导致军校资金不足，武器奇缺。苏联政府提供
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开办经费。仅第一批武器，就
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卢布
的现金给军校。
除了给钱给枪，苏联人还出顾问，日后成为苏联首批授衔的5名元帅之一的加伦将军(布
留赫尔)，就曾是派驻到黄埔军校的首席顾问。
当时的苏联政府极为看好远在广东一隅的孙中山政权，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革命的政
权，值得大力扶植，而对一个动荡国家最直接有效的影响莫过于成立军校，进而将军事
干部纳入自己的话语权体系中。此前去苏联考察的蒋介石对苏联军队的训练和体系也表
现出相当的认同。
和既往军阀军队不同，黄埔军校内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这也是苏式军队的印记。经国民
党中执委的通过，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设立政治委员，并成立政治部。
将星璀璨的师生群体
蒋介石虽然没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名句，但军人出身的他深知军权抓在手
中的重要性。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他曾在粤军中出任参谋长等职，曾因部下不服
从指挥拂袖而去。拥有自己的武装，成为那个时代每个政治领袖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孙中山也意识到建立一支听从自己主张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
，他表示：“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
革命军。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革命军的基础，就是要有革命
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要有革命的志气，树立革命的理想，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
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
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建校伊始，中共就注重在学校中培养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成为学校的
教官，而徐向前、陈赓、林彪等大批学生也正是在这所学校中信仰了共产主义。
黄埔军校虽然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堪称一个奇迹，在日后
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中均占据显赫位置。
国民党阵营中，校长蒋介石自不必说，先后担任教官的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张治中
、刘峙、周至柔等都成为上将，而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关麟征
、贺衷寒、陈明仁、康泽、黄维、戴笠……这一系列闪耀的名字都成为那个时代最优秀
的将领。
共产党阵营中，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成为开国总理，十大元帅中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
、林彪和陈毅，十位大将当中陈赓、许光达和罗瑞卿均或任教或求学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能培养如此多的优秀将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首先，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
，能够跋山涉水赶到广州就读的学员和教官基本都认同民主革命，相信孙中山的革命理
论，这些学员素质本身就非常优秀。能够抛家舍业读军校可见极具冒险精神，这也是优
秀军人的素质之一。
在国民党阵营当中，校长蒋介石日后凭借“黄埔系”纵横中国，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也
如同天子门生一样得到蒋的厚爱与重用。“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信仰共产主义，与蒋
决裂，但受伤被俘后，蒋介石念及旧情，不忍杀他，反倒是找个机会放他重回苏区。
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了提高军官教育水平，大量选送黄埔学生出国留学。接管陆军大学
后，有意识让黄埔学生进一步进修，也提高了这些学员的水平。
共产党方面，由于大部分黄埔学员选择了校长的路线，能够追随共产党的学员并不多。
这些人虽然少，但是信仰坚定，并具备不错的军事指挥技能。在共产党建军后，和工农
干部相比，他们的军事水平受到重用，以至于黄埔四期生林彪不到30岁就成为红军军团
长。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共产党员瞿恩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最后牺牲在自己
学生的枪下，而执行任务的学生范希亮痛苦万分，最后召集了所有黄埔同学为教官送行。
电视剧是虚构的艺术，但在现实中，兄弟阋墙的故事比比皆是。黄埔军校从一诞生就带
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师生们在战场上的枪口多数时候都是对准了自己人。
在东北大地上，黄埔四期生林彪先是在四平输给了一期的师兄陈明仁，然后又赢了师兄
杜聿明和师弟廖耀湘。
作为后人，已经很难揣测黄埔师生战场上拔刀相向的心情。很多年前，他们相聚在黄埔
长洲岛上，每天从“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下走来走去，
却没想到日后兄弟操戈相向。
这是黄埔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八年抗战中黄埔师生一致对外，
其少将以上阵亡将领就达一百多人。
那时，不论之前在南京还是之后在成都的中央军校，所有毕业生都只有一个分配去向—
—抗日前线。
大元帅府
大元帅府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前身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广东水泥
厂。1917年7月，孙中山来到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开展护法
运动的时候，征用这里作为大元帅府；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进行革命活动，同
样也在这里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2001年修葺后的“大元帅府”作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总占地面积为8020平方米
，由南北两座主体大楼、东西广场和正门等组成。馆内依资料恢复了大元帅大本营时期
的布置，并有相关照片、文献资料展览。
白天鹅宾馆
中山大学 问学于陈寅恪
谔谔之士傅斯年
1926年秋，德国马赛港。阵阵汽笛声中，傅斯年登上了开往故国的轮船，作别7年的留
学生涯。他一路穿越地中海、印度洋，看波滚浪涌，海天苍茫。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青年
先锋、“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将栖身何方。
他本来准备受骋北大。然而，其时军阀混战，恐怖弥漫在北京城上空。“三一八”惨案
后，北平军阀拟定名单通缉鲁迅和李大钊等五十余人，教授们纷纷出逃。鲁迅去了厦门
大学，后转至中大。是年4月15日，奉系军阀进京后，恐怖气息更甚，报人邵飘萍被枪
毙，李大钊被处绞刑。这样，受聘北大已成泡影。所幸另一个机缘正等待着他。所乘轮
船抵达香港时，他接到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
命。孙中山意识到培养高级军事、政治、文化人才对取得国民革命最后成功的重要性，
于是年 1月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即此后名满天下的“黄埔军校”；10日后又下令创办国
立广东大学，并将两校学生称为“武学生”和“文学生”。
1924 年11月11日，北上前两天，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孙中山托人致训词：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年之后，他病逝北京，学校更名中山大学作为纪念。
创校早期，校长邹鲁、戴季陶等筚路蓝缕，筹经费、聘师资、建校园，成立文理法农工
5科16系。1925年底，在“西山会议”上，邹鲁提出了“分共” 的口号，导致国民党公
开分裂，被撤销校长职务，学校陷入混乱。
1926年7月，在广州，蒋介石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大军浩浩浩荡荡开出广州，一路势
如破竹。在革命新气象中，中大整顿改革，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戴季陶被任
命为校务委员长，混乱局面得以终结。从北大出走的朱家骅就在此时来到中大，任校务
委员。朱很想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
和史学系……”，他想到了傅斯年。
1926 年12月傅斯年来到中大任文科学长和国文、史学两系主任。他帮助朱家骅筹划校
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还延聘了顾颉刚、吴梅、赵元任、丁山、罗常培、杨振声、何
思源、商承祚、汪敬熙等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这些人大多留学归来，知识渊博，开了中
大之风气。比如顾颉刚为中大开辟了民俗学领域，又与傅共同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他
们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试图探索出一门新的学科。
中大的师资队伍逐渐壮大，一时声名鹊起。而傅斯年聘人不重资历，只重才学，也传为
学界佳话。
鲁迅是在1927年1月受邀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他对当时的广州和中大满
怀希望，“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鲁迅对于蔡元培崇尚自
由的北大校风，对于“五四”，怀有特殊感情，因而以北大之风要求中大学生。他主张
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4月，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大抓走几十个学
生，他在自己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
，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
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
尽管“五四”知识分子此时已经分裂成多个阵营，他们却仍在不同维度发扬“五四”精
神；就像尽管傅斯年和鲁迅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他却仍是一位保持独立人格的谔谔之
士。
1928年夏天，广州起义刚过去半年，白色恐怖盛行。中大一名学生陈槃被诬告为共产党
而遭逮捕，傅斯年得知后，拿钱去公安局打点，让陈少受皮肉之苦，又请校长出面干涉
，并亲自与公安局交涉，将陈营救出狱。
当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曾被傅炮轰的就有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推动下，孔、宋被
赶下台。目击者回忆，他在蒋介石面前痛贬孔祥熙时，蒋说，你既然信我，就应该相信
我所用的人。傅激动地回应：委员长我是相信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就该信任你所用的
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现在，回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不禁感叹，抗日战争前的10年真是中大的黄金时
代。尽管鲁迅在不足半年之后，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和人事纠纷离去，傅斯年与顾颉刚
也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中大，他们还是为中大留下了丰厚的学术底蕴和坚实的学术建制
基础，留下了崇尚独立的精神与追求自由的勇气。
那几年里，中大的规模、经费、师资等方面都在国内名列前茅。中大的语言历史学研究
所是后来名扬天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导；它的民俗学研究具开创性意义
；它的蚕桑水稻良种培养获全球声誉；它在国内高校中首设天文台，最早模仿欧美大学
实行学院制……
然而，因为抗战，中大几易其址，颠沛流离。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又开始了。
1940年代最后几年，知识分子面临着两个政党、两块土地非此即彼的选择。随着北方战
事的推进，国民党一路溃败，知识分子纷纷南下，犹豫观望。这其中包括陈寅恪。
校长陈序经与教授陈寅恪
王国维沉湖两年之后，梁启超辞世。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陈寅恪、赵元任
应傅斯年之邀，任职于他所主持的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陈在那里做的第一件大事，
是参与交易、整理15万斤清宫档案。
1930 年代开始，陈寅恪辗转避难，身体每况愈下，双目渐渐失去光明。1948年12月15
日，一架飞机冒险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时，他与胡适一块登机飞往南京。此前，国民党
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党人
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
陈寅恪在南京只停留一夜便匆匆离去。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而他则前往上海，前途
未卜。那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他将在中大度过人生最后20年。
1949 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踏上“秋瑾”号客轮，向广州进发。等待着他们的是亲自
在码头迎候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还亲自将陈寅恪扶下船。陈寅恪一家人来到岭南
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格致书院，创办于1884年，是一所私立教会大学。它被称为康
乐园，地处广州南郊，依傍珠江，安静而美丽。1948年7、8 月间，陈序经应岭大美国
基金会之邀，执掌这所大学。在剧变的时局中，他延揽了一拨南下的知识分子，其中第
一批学人多是北平的医学精英，正是他们，共同撑起了赫赫有名的中山医学院。
陈寅恪受到了陈序经的特别优待，成为薪水最高的教授。有一次他和太太唐筼闹矛盾，
唐跑去香港，陈序经便寻踪觅去，找到唐下塌的旅馆，把她劝说回来。
如果不是陈序经，中大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将遭受更大的损害。其时，中大学术资源
大量流失，如文学院的哲学系由系主系率领调入了北大，人类学系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
，两年后语言学系又由王力调去北大……仅存文史外语3个系。所幸岭南大学并入中大
，带来了陈恪寅、姜立夫这样的大师。
这一年，对中国高校影响最大的也许还不是院系调整，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陈寅
恪因为身体不好，又颇受学校保护，因此不必参加改造运动。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组建历史研究所，时任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致信请他出山
。他从前的学生汪篯亲自带着信件从北京来到陈宅，劝他入京。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陈寅恪怒火冲天地说：你不是我的学生！
他在回复郭、李的信件中重提王国维的碑铭，重申他的人生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他提出担任所长的两项条件是：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
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作挡箭牌。
助手黄萱问他：“如果中央答应你怎么办？”他正色说：“那我就去，我牺牲也可以。
”教授洗玉清也劝他不必这样提，他又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
碑铭时，就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50 年代，陈寅恪安心教书、做学问。他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等课程。对于这些课的内容，他早已滚瓜烂熟，但他仍重新备课，而不使
讲课内容重复。早些年，他在清华教书时，刚结束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身体甚为虚弱
。别人劝他休养生息，他当即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
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他坚持着从前说过的话，直到1958年夏天。
1957年4月，广州京剧团与中大教授欢聚，陈寅恪很尽兴，作诗3首，中文系3位名教授
王季思、董每戡、詹安泰也吟诗唱和。然而数月之后，这几位学人的命运截然各异，友
谊也一去不返。
詹安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衷学习马列，立誓3年不读线装书，却在“反右”运动中被
打成右派；董每戡在“反右”前期的大鸣大放中被要求发言，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有两
副面孔，被整成大右派，命运尤为悲惨。
当时，中大历史系有四大名教授：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岑仲勉。在1958年4月的大
字报洪峰中，后三者开辟有“大字报专栏”。6月，郭沫若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
人们感到批陈的时机到来了，针对他的大字报骤然降临。陈寅恪被批为假权威、朽骨及
毒瘤。尽管学校一直提醒历史系在批陈之前要谨慎，党委书记冯乃超事后登门道歉，肇
事者下跪负荆请罪，仍未能减少陈寅恪的怒气。1958年7月他上书校长，愤怒地表示：
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文革”前，陈寅恪一直受到中大领导的保护，并享有优渥待遇。当时学校的几辆轿车
除了校领导外，他和姜立夫等少数教授也能使用。学校还专门为他修了一条白色小道。
在历史风浪面前，学校也竭力让他免受打扰。陈毅、郭沫若、胡乔木、周扬等人视察南
方时都去拜访过这位老教授，回答他的质问。
1961年10 月，时任华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饱经折磨的知识
分子看到了短暂的春天，陈寅恪的生活从此进一步改善。1962年他摔断了腿，陶铸前去
探访，批给他3个护士，24小时照顾他。听到非议和不满时，陶说：如果你像陈寅恪这
个样子，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3个护士。
就在陈摔断腿这一年，周恩来、陈毅提出为知识分子“摘帽”。知识分子再次有了期待
。然而，对此毛泽东并未表态。事实上，他正在酝酿一轮更猛烈的运动——那就是文化
大革命。
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光荣的刘节
1965年下半年，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之后，批
判牵出一个所谓的小集团“三家村”，揭发之风蔓延到了史学界各个领域。
在中山大学，刘节是最早受到批判的人之一。此后他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历尽各种屈
辱。一次批斗结束后，红卫兵命令他爬出去。一片打骂声中，名教授爬出了大礼堂。
1966年6月，中大卷入“文革”，红卫兵涌向教授们的住所，西南区52号也不能幸免。
他们赶走了陈寅恪的助手和护士，抄了他的家，殴打他的妻子。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
地，从大字栏贴到树上、电线杆、房门、墙上、床边……
一次，陈听说他被称作“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说：“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
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不过，‘不学无术’的人怎么能成为学术权威呢？学
术权威怎么会不学无术？简直不通，不通。”
最初，听到对他生活作风的诬蔑，他也尝试向工作队写信，要求派人调查，还他清白，
但此信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后，他又以不要公费医疗来进行抗争。那时他还不知道，
曾经保护过他的人，从陶铸到陈序经，也一个个被打翻在地。陶被隔离审查后，红卫兵
们反复强迫陈寅恪交代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反动思想等等。
批斗者知道他记性好，就强迫他背诵《毛泽东语录》。知道他看不见，就把高音喇叭吊
到他床边。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他日夜被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
1967年夏妻子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在凄苦之中写下对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
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挨批，曾经的学生刘节为其鸣不平：“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批判
(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此前，当胡适的儿子与父亲划清界线，知识界斗胡之时，
他也曾公开表示，“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对“大跃进”，他的意见
是：“什么人人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
年底的一天，造反派头目折磨完陈寅恪之后，又想把他装到箩筐里抬去礼堂接受群众批
斗。唐筼上前阻止，被打倒在地。所幸刘节及时赶到，自愿替老师挨批斗。经过一番“
喷气式”折磨，站在斗鬼台上的刘节
“白天鹅” 霍英东的中国梦
历史曾在这里烙下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伤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沧桑洗礼，这个
小岛上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五星级涉外酒店
“租界”里的改革开放
一百五十多年前，去沙面是不需要过桥的。
1857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不久之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广州成了固定的通商口岸。全权负责在广州寻找租界区的哈里·帕克斯看上了位于珠
江岔口白鹅潭畔的沙面。为了防止广州“暴民”威胁到租界区内外国人的安全，哈里·
帕克斯主持开挖了一条宽40米、长1200百米的小涌，并在沿河筑起6 英尺高的堤围，这
才有了那条叫做沙基涌的人工河和两座跨河桥——英格兰桥和法兰西桥。
在沙面租界区，英国分得4/5的土地，法国分得1/5的土地，沙洲上的寮民(广东搭寮居
住的穷民)被全部迁走，除了与洋人有特殊关系的买办外，普通的中国人不得迈进沙面
半步。沙基涌隔断了广州与沙面，更隔断了中国与这个时代。
经历了无数次反抗、沦陷、收复，沙面在炮火和愤怒中压抑了整整120年。1977年，邓
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国随即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
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此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一个民族崛起的中国梦已经在一位
香港富商心中酝酿了许久。这个出身贫苦的“资本家”就是霍英东，一个黑瘦的番禺人
。改革开放那年，他已过花甲。
霍英东儿时也曾是寮民，一家七口人住在一条小船上，靠在广州和港澳之间运货维持生
计。这个出身贫寒的少年凭借着勤劳和聪慧，一步步成为了亿万富豪。无论身份如何变
化，霍英东始终有着中国情结。抗美援朝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硬
是在香港组织起船队，为大陆运送大批钢铁、轮胎、汽油和药品等急需物资。此后，他
一直顶着港英政府的压力，援助内地经济。因为这个原因，霍英东被港英政府举办的一
切官方活动和慈善活动排斥在外，直到1997年英国撤出香港，他也没有获得大英帝国授
勋。
霍英东早已切身体会了“租界”和“落后”的含义，这个酒店大亨渴望通过一个他有能
力控制的企业，来推动国家的改革。
对外开放后，往来广州的客商日益增加，计划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广州酒店业却仍然停
留在“招待所中国”的阶段。由于宾馆奇缺，许多来广州投资的外商只能住在酒楼，撤
掉桌子，直接铺床过夜。
几乎是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说，要在全国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
游饭店。霍英东是合作的第一个人选。
大陆早在1978年就通过香港新华社联系上了霍英东，希望他能带个头，与内地合作兴建
一个旅游饭店。起初，霍英东希望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但是，当时的广东省委
书记习仲勋、副省长杨尚昆都认为“捐赠”有“要钱”之嫌。最终，双方选择了合资的
形式。从1978年夏天向霍英东提出意向开始，经历了10个月无数次的会议和文书往来，
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立项建造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常说： “人家看你是不是改革开放、有没有和国际接轨，首先看你的宾馆，过
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宾馆和资本主义的宾馆连味道都不一样。”白天鹅宾馆的合资合
同规定了15年的合作期，而后“白天鹅”的产权将归国家所有，在最初的一亿五千万至
两亿港元的造价预算中，3/4的资金由霍方提供。霍英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对他来
说有些苛刻的条件。从诞生之日起，“白天鹅”就注定不是一笔赚钱生意，而是一个爱
国商人的中国梦。
一个宾馆所能改变的
“白天鹅”的选址并非一开始就在沙面。广州市规划局起初给霍英东提供了三个地方：
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所在的位置，以及沙面。前面两块地方需要占用耕
地，霍英东没有采纳，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沙面的过去——殖民地租界。正是因
为英美商人对这块土地十分熟悉，霍英东才更加希望在这里建造一座高级酒店，他相信
这样“能长民族志气”。
对于一个在屈辱和封闭中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国度来说，在上面凭空建起一座足以令人自
豪的现代化酒店谈何容易。“白天鹅”的建立，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当时国内物资奇缺，更没有现代化酒店所需要的配套设施，为了配合广州秋交会，“白
天鹅”准备在1982年10月试开业，这时距离动工仅仅只过了3年时间。试开业前的一天
深夜，霍英东把当时的餐饮部经理彭树挺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两桌人，四菜一汤，
你能不能办到？”彭树挺回答：“可以，九菜一汤我都可以做，但你必须满足我三个条
件。首先，通水通电；第二，要有餐厅；第三，要通煤气。”当时，广州仍然在烧煤，
公安局还没有批准“白天鹅”用煤气，餐厅也还没有装修完。
“白天鹅”是霍英东“逼”出来的。在他眼中，困难不在于物资的匮乏。他去工厂参观
时发现，自己上洗手间的间隙，工人就会把机器关掉休息；到农村参观，车队一过，农
民就放下锄头什么都不干。施工单位效率低下，才是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想改变的。
“白天鹅”试开业那天，原本计划招待的只有两桌四菜一汤，结果来参加开业酒席的人
临时增加到21桌九菜一汤，霍英东亲自督阵，整个“白天鹅”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中，终于做到了令客人满意。
那场晚宴结束后，霍英东做了一个演讲。他对下属说：“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
不再‘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 ‘白天
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要你们做一个赚钱的酒店，而是
要你们做一间好的酒店，做一间能够在改革开放里面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
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鹅”从成立开始，从始至终都没有请过一个外籍管理人员。当
时，大陆几乎没有人具备经营和管理大型酒店的经验和能力，霍英东对忧心忡忡的管理
人员说：“要我把全国的总经理送到国外培训，我没有办法，但你们可以到世界上最好
的酒店去吃去住，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他每年都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亲自陪酒店经
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并且把“白天鹅”一百多位部门级别以上
的主管送到东南亚培训。所有费用，都是霍英东自掏腰包，没动用过“白天鹅”的一分
钱。
“白天鹅”刚刚开门营业的时候，霍英东主张“四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当时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都反对，他们担心会造成“白天鹅”的混乱，影响到外国客人
。在霍英东的坚持下，“白天鹅”对所有公众开放。开业那天，果然有很多人涌进了宾
馆，大堂的鞋子捡了几框，洗手间每天用纸两百卷。对于好奇的市民来说，“白天鹅”
是一个新鲜的“景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管理人员一度打算在沙基涌的桥头卖门
票，但霍英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服“白天鹅”的员工：“我搞这个宾馆，就是
要让中国的老白姓来看看，今后的生活会变好，‘白天鹅’地处沙面这个地方，本来就
是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如果再建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来，说不过
去。”“白天鹅”从开业之日起，就没有出入限制，这对刚从政治年代走出的中国来说
，难以想象。
今天，“白天鹅”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著名景点和城市地标，很多到广州的人都会专门去
“白天鹅”拍照留念。在那个特殊年代，霍英东所冲破、所改变的体制和思想枷锁，用
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霍英东
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白天鹅”见证的时代和人
在将近30年的历程中，“白天鹅”招待过世界上无数的宾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
它的另外一个缔造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来到“白天鹅”，没有戒严和封场。在宾馆28层的总统套房俯
瞰珠江景色时，老人兴奋地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邓小平再次到“
白天鹅”吃的是西餐，他问当时负责随行招待的彭树挺：“牛肉是哪里的？”“法国。
”“面包是哪里的？” “法国。”邓小平在“白天鹅”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不久
之后，中央做出了继续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
“白天鹅”在1985年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的成员。霍英东曾在另一位国
际酒店大亨希尔顿面前指着自己的员工说：“Local！Local people(本地人)。”他感
到自豪和满足，因为自己见证和推动了这个时代，更证明了中国人所能到达的高度。
今天的沙面，充满宁静与祥和。在这个眺望珠江的美丽小岛上，拍摄婚纱照的年轻人在
风格各异的欧陆建筑前甜蜜拥抱，微风抚下的落叶静静地躺在石砖地上，旁边是林荫间
偶然落下的阳光。沙面深处，紧靠江边的地方，白天鹅宾馆和那些古松一道，默默见证
着时代的沧桑巨变。
霍英东先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他留在“白天鹅”、留在沙面、留在广州、留在中国的
观念与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参考书目：雷铎 《光荣与求索 霍英东之梦与白天鹅之路》。感谢白天鹅宾馆副总经
理彭树挺先生和营运部谢绍地女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梁思源师父在銮舆堂演示木人桩（大食）
高第街 昔日国际倒爷的天堂
国际倒爷初来乍到，也被高第街繁荣的商业景象吓到了。他们开始采购批发各种百货回
国倒卖，没几年就有人赚了大钱，高第街在国际倒爷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高第街119号。梅姨的档口不过几个平方，两支日光灯管横在天花板上，整日亮着灯。
墙上挂满了各种花花绿绿、噱头十足的男式内裤，已经打包塑封好的内裤把整间店塞得
连个回身余地都没有。
但在梅姨的记忆里，高第街跟十几年前相比却敞亮不少，档口不再是低矮的铺面，人也
没有以前多。过去整条街什么都卖，现在大家纷纷转做起了内衣生意。各家档口里挤挤
挨挨地挂着各式内衣，像是从墙上长出来的一样热闹。街面上时常还能听见“唔该”或
者一阵刺耳的拖轮声，运货工骑着单车飞驰而过，车架上撂着比身子大几倍的蛇皮口袋
，侧边写着“英姐”或者“存哥”二字。
没有人记得，这里究竟出过多少个“英姐”、“存哥”，早年做地摊生意发家的人都成
了广州第一批万元户。传说街市生意最旺那几年，货车直接开到街口，一拉就是几百万
的订单，堆在档口外的蛇皮袋像墙一样结实，小孩都喜欢远远冲过来往上撞。“喏，那
才叫生意好，”梅姨说。
客流量曾以万计算
高第街确实旺过很长一段时间。清代科举考试，广州地区中举者以家居高第街者占多，
为其赢得了“高中及第”的美誉。高第街亦出过许氏家族这样大大小小一批名人。而这
里的繁盛街市可以上溯至明清时期，直到建国前，还一直是广州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
高第街后来的兴起与它独特的经营模式不无关系。有一种说法是，高第街居民祖上就有
经商的历史。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下乡返城后都遭遇了谋生的困境。改革开
放以后，当地居民自发在高第街开出一个市场，在街道两旁摆起档口做起“地摊档”的
生意。
这里曾经是广州最早一批个体户的聚集地，沿街的铺面背后几乎都是家庭小作坊，前面
吵吵嚷嚷做生意，后面直接敲打、缝补。布料、绒线、成衣，要多少给你做多少，价格
还比国营商店便宜，深得附近居民喜爱。“当其他大百货公司还在柜台里卖衣服的时候
，高第街的档口已经开始让顾客自由试穿、随意选择了；那时候国营店还不注重服务态
度，而在高第街的市场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潮流服饰通过深圳中英街大举进入内地，广州出现从香港贩买进
来的各种地摊精品，T恤、牛仔裤。紧接着，全国最早一批成衣批发基地相继在广州建
立起来，高第街、观绿路、西湖路夜市迎来了它们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倒爷”蜂
拥而至，他们将当时处在潮流前沿的时髦服装从广州贩卖到全国各地，服饰潮流就这样
传到大江南北。
当时，有高第街居民的亲戚从香港回来探亲，带回来的港澳货用不完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行情走俏，之后就演变成专门从香港带回一些便宜的水货。牛仔裤、电子表、录音机
、港版磁带，应有尽有，价格还比国营商店便宜好多。在大多数熟悉高第街的人的印象
里，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的旺铺了，不足600米的街道日流量以万计
算。
广州第一个工业品市场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同一件商品出现了两个价格，计划内的部分实
行国家统配价，企业超计划的自销产品按市场价格出售，而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
高出一两倍。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短缺催生了“倒爷”这一群体，也为高第街这样的小商
品街创造出第一波商机。
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小香港”的小商品街，专门兜售内地罕见的“港货”(其中绝大多
数为广州货)，款式新潮甚是夺人眼球，各地的倒爷们扛着大包小包的稀罕货往外涌的
盛况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而聚集在“小香港”设摊开店的个体户也成为了中
国城市里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逛腻了国营店的顾客来到这里如坠花花世界，眼睛忙着看，心里欢喜得很，身子却怎么
也挤不过。生意最兴盛的时候，高第街从上午10点起便人头攒动，最窄处6 米、最宽处
约8米、不足600米的街道，从这头走到那头，甚至需要二十几分钟。居民买菜回家，从
街头挤到街尾，菜全挤没了。高第街成了广州第一个工业品市场。
当时街面中央还摆有一条长长的车仔档，每隔几米的巷子深处也有七八个。在最鼎盛的
时光里，每个不足3平方米的车仔档都可能催生出一个小老板。
梅姨正是赶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黄金时期。政府为还道于民，开始清理占道
经营的状况，高第街的服装个体户纷纷转为店铺经营。其中一部分在1992年陆续迁入位
于流花路的好世界服装市场和白马大厦。留下的人，继续守着旺铺赚他们的钱，梅姨就
是其中一个。
彼时，国际倒爷正要到来。
国际倒爷曾被这里繁荣的商业景象吓到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逛街的人群里多出了许多洋面孔，黑人白人都有，中东、南亚人
最多。这些国际倒爷初来乍到，也被这里繁荣的商业景象吓到了。他们开始采购批发各
种百货回国倒卖，丝袜、内衣、梳子，靠着巨大的差价和海量订单，没几年就有人赚了
大钱，高第街在国际倒爷里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些国际倒爷也成了高第街店主口中的“
鬼佬”。
梅姨是高第街最早一批做内裤生意的人。上个世纪90年代起，她店里的内裤几乎都是卖
给“鬼佬”的。“那时候棉花还便宜嘛，价格就低，低了就有人买，生意自然好啦。”
梅姨不知道这些外国人是怎么漂洋过海找到高第街的，在她的概念里，“一艘大船、一
架飞机就把这些鬼佬运到了这里”。
这些国外来的倒爷在附近的宾馆住上几日，每天来高第街看货，他们要看的无非是哪家
的货更便宜，看好的就下订单，手里捏着十几张红红黄黄的订单，抽出一张递给店主，
“Tomorrow(明天)！”梅姨立马一包包一打打地往蛇皮口袋里塞，再拿黑色水笔写上电
话和店名，喊上一个拖车工拉到附近的仓库。“几百也做，几千也做，反正赚钱的生意
都做，几百万的没做到过。”
对于梅姨来说，生意最好的要算 8月和11月。伊斯兰教斋戒前一个月，大批中东人来高
第街采购百货，他们什么都要，只要便宜，倒回国内都不知道翻了几倍。圣诞前的11月
也是如此，生意旺的时候，加班加点赶一个月的工都做不完订单。生意做久了，梅姨也
深知各国顾客的偏好，“中东人喜欢素色的，格子条纹什么的，欧美人喜欢黑白的，经
常拿版过来叫你做，黑人就喜欢便宜的。”
广交会也能带来一批“鬼佬”。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住在附近的广州宾馆，逛完广交会
就来高第街看货。广交会一结束，高第街上的货也订出不少，晚上下市后，街口停的几
辆面包车都是用来送货的。
当时，街口有间卖冰食的店子，夏天卖冰食，到了冬天就卖狗肉锅。店铺门脸不大，狗
肉却很出名，晚上下市之后桌子还要摆到街面上，外国人觉得稀奇，街上有人就喊“带
鬼佬啖一啖街口那家狗肉！”高第街的旺市也催熟了扁担郎的小生意，一前一后满满两
锅汤，挪到哪个档口往地上一搁，番薯糖水，花生甜汤，掀开锅盖舀一碗，顺便再从捂
着毛巾的锅里掏出一袋剥了壳的水煮蛋。
“现在鬼佬少多了。”梅姨总是感叹生意难做。11月已经来了，店里还有一大批内裤没
订出，“过了这个月，就卖不掉了”。除了订单有季节、时令的起伏，和大多数店主一
样，梅姨也在抱怨鬼佬越来越精明，拿货也没有以前多了。现在每天在高第街上出现的
外国人多是一些散客，自己带一只大塑胶袋，每次批发几十件，塞进袋子，背着扛着自
己就能走。 “赚一文是一文啦，”不知换到第几拨的店主早就看淡了行情消退这件事。
时代终究是不同了。以前按着计算器跟鬼佬比划卖东西的日子过去了，现在送进店里的
粉色传单上都写着“批发市场英语培训”，有人拿起来看了很久，不知是真心想学还是
打发时光。
在高第街之后兴起的大大小小的街市，无疑抢了它的风头。不过，梅姨还是会指某条人
头攒动的街说，“这里就是高第街当年盛况的翻版哪！他们的内裤全是从我们这里批走
的！”
恩宁路 粤剧名伶往事
不同的人物代表粤剧逝去的不同年代。有人说，薛觉先的一生就是一部粤剧史诗
恩宁路，广州西关一条普通的老街，却屹立着粤剧的“祖屋”——八和会馆。这里是百
年来粤剧艺人的根，每年都有从世界各地赶来这里寻根的粤剧艺人，他们都称自己为“
八和弟子”。
走进大门，先是一间十来平米的前堂，右边墙上的“岁寒三友”图，由梅兰芳、薛觉先
和邓芬共同创作。穿过前堂，进入内间，一个长方形的古朴大厅出现在眼前。
祖师爷
正前方的最远处，供奉着华光神的塑像和张骞先师，这两位师傅均为粤剧独有，其中还
有一段故事。
早在明代，外地商人入粤经商，弋、昆、高、梆等外江戏班随之蜂拥而至，成立了戏班
行会组织——梨园会馆。而广东本地戏班既无经济实力和外省商人抗衡，又无由外省人
主持的官府支持，在梨园无立足之地，被日渐边缘化，于是只好投靠琼花会馆。琼花会
馆本是五金冶炼业的行会组织，他们天天与火打交道，故奉火神华光为偶像。
张骞，由于家中排行第五，左手微瘫，时人称“瘫手五”。清朝雍正年间，张五乃京中
名伶，唱做俱佳，文武擅长，可他同时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由于对清满族统治不
满，每在演出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暗喻反清复明之义。后来官府听说了，岂容
他在天子脚下撒野，遂严令缉拿查办。
张五闻之，连夜易装逃出京城，由北而南一直不敢停歇，最终在广东落脚。
中原来的人，能教习的当然是他所纯熟掌握的北方昆曲与家乡汉剧的表演技巧和套路。
可他的才能不单单在此，他还是一位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兼备的创业者。
首先他将相对规范、严谨的表演程式，十大行当分工，舞台设置，化(妆)服(装)道(具)
的使用方法，戏班日常运作和班规，以及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等，通通移植到粤剧中来
，于是“土腔土调”的粤剧迎来了首次大变革。
产业相对标准化和规范化之后，他又将琼花会馆转为粤剧伶人的行会组织：佛山琼花会
馆，把本来零散无序、各自为政的戏班和艺人组织起来，抱团取暖，把发展潜力最大化
、利益统一化，这让粤剧从此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
薛马争雄
在神台前上完一炷香，转头看左右两边，墙上整齐地挂着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任
剑辉、白雪仙等粤剧名伶的剧照。
不同的人物代表着粤剧一个个逝去的年代，尤其是那个“薛马争雄”的年代，可谓是粤
剧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
民国初年，随着大工业的产生，粤剧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主动将演出活动向中心城市
靠拢，而客观上更是因为当时乡村恶霸横行，戏班下乡演出一般需要荷枪实弹的武装人
员保护。
就这样，广州和香港成了支撑粤剧的两个支柱，乡下随河演出的红船班逐渐没落，省(
广州)港(香港)班应运而生。
省港班培育了相对稳定的城市观众群体，残酷激烈的市场催生了一批出色的演艺人才，
出现了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桂(明杨)廖(侠怀)五大表演体系，并在这个基础上，
造就了粤剧历史上一个辉煌的“薛马争雄”的年代。
薛觉先当时以广州为中心，领衔“觉先声剧团”，而马师曾则以香港太平戏院为基地，
带领“太平剧团”。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两个团都对粤剧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而为
了吸引观众，几乎是一个星期左右就要推出一套新戏。
薛觉先和马师曾被誉为“诸葛亮和周瑜再世”。从1929年起，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和马
师曾的太平剧团在粤剧界形成了“两雄并立”的局面。薛觉先、马师曾均是身手非凡，
都喜创新，擅长文武旦丑等多角色表演。薛马之争长达十年。他们既是战友也是盟友，
私下有不少沟通和交流。1953年，薛觉先与马师曾合演《清宫恨史》。
薛马两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表演方面多从生活化、自然主义着手。他们往往借鉴电
影话剧表演艺术，不断丰富舞台效果，并引入西洋乐器，同时独创“薛腔“和“马腔”。
一个人，一部粤剧史诗
薛觉先相比于马师曾来说，其个人传奇性更强，有人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粤剧史诗。
薛觉先1904年出生于顺德龙江镇，其父薛思甫曾在安徽充当幕僚，1907年辞职后去香港
设立蒙馆授徒，并举家从顺德搬到了香港。
薛思甫有不少学生是粤剧艺人，经常请他全家去看戏，幼年的薛觉先一看就“触电”了
。而后姐姐嫁给一小有名气的粤剧武生新少华，薛觉先逐渐从新少华那儿打下专业表演
的基础。
14岁那一年，因父亲去世，家境拮据，他被迫退学，日夜为生计而奔波，疏于粤剧学习
。幸得新少华极力周旋，薛觉先18岁时得到了给著名武生朱次伯跑龙套的机会，一鸣惊
人，得到朱次伯赏识，并同台演出。
薛觉先日演丑角，夜演小生，19岁那一年，他的唱腔和动作几乎可和朱次伯媲美，声名
鹊起。从学徒到成名，不过一年光景。一山不容两虎，朱次伯是薛觉先的“伯乐”，粤
剧在那时，等级观念森严，这虽然束缚了艺术的全面发挥，但也保护了艺人的生存和工
作权利的民主意识。
朱次伯的光环和师尊对他能起到“有效压制”。薛觉先屈尊师严，虽感压抑却无奈。薛
觉先21岁那年，朱次伯离奇遇刺身亡。戏团见势不妙，忙雇两个保镖意欲保护“戏团独
苗”薛觉先，却反被两名保镖所敲诈，敲诈未果后这两名保镖起杀心，薛觉先忙躲往上
海。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艺人的声誉盛起往往伴随着生命威胁，这是一个讽刺，更是粤剧骨
子里“反叛”精神的由来。正如当初领红船弟子配合太平军反抗清廷暴政的“二花面”
(武生的一种)李文茂，也是在一次演出时因反抗未开锣先收戏捐，打了税吏一顿，接着
干脆就地纠集戏班中的反清志士成立了义军。
上海是中国当时的时尚之都。薛觉先去了上海之后，也立即变得时髦起来，组建了“非
非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导演兼男主角，与名门之女唐雪卿出演了一部无声电影《浪
蝶》，而后唐雪卿成了他的结发妻子。他们互相影响，将粤剧和电影融会贯通。后来薛
觉先在粤剧中加入了大量的灯光音响效果，就是源于电影艺术。
在上海近两年的时间，薛觉先经常出没上海各大剧院观摩各地方剧种拜师学艺，并有幸
结识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梅兰芳的指点下，京剧的北方武打等优点也被他引进了粤剧。
两年后，薛觉先抱着革新粤剧的决心回到了广州，将原先所在剧团“大罗天” 更名为
“觉先声”，这也暗示着他意欲开创一个自己的粤剧时代。他大改粤剧原先的行道行规
，进行了粤剧史上第一次大裁员，精简了粤剧臃肿的运作模式，从灯光、布景、化妆、
服饰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那个粤剧商业混战的时代，他成功了，人们被他这种新奇所吸引，票房就是最好的证
明。他掀起了粤剧的改革潮。
鼎盛时期，薛觉先再遭横祸。在他31岁那一年，一个广东籍黑社会头目唐思声要求身在
上海的薛觉先为其筹建的国术社义演，薛觉先断然回绝，后在演出时遭唐思声指使的黑
衣汉子扔石灰包，薛觉先双眼险些失明。
而这时粤剧团已经出现男女合班，敢为天下先的薛觉先从受伤的黯淡境遇中再次振作了
起来，招进女伶，并率领粤剧团征战澳门、香港等地。
不久，太平洋战争打响，香港沦陷。薛觉先滞留香港，被迫为敌伪演出了一个多月。而
后，薛觉先找机会冒生命危险逃离香港，到了湛江后，登报声明：曾受日寇压迫，现脱
离虎口。
日寇看见后大怒，伺机枪杀他，后幸有人通风报信，薛觉先携妻子唐雪卿进入华界，躲
住草屋多日，等待原班人马都到齐之后，又率团转徙广西、湖南、云南等地沿途义演，
支援抗日解放事业。
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戏痴四爷曾评价“程蝶衣”阴阳合一雌雄同体，而在现实中，
薛觉先同样有这个能耐，因而获得了“万能老倌”的美称。在《西施》这出粤剧中，薛
觉先先饰范蠡，后饰西施。如今这门“反串”的粤剧绝艺，已无人能演。
解放后，薛觉先回到了香港休养，多年辗转颠沛奔波让其身心疲惫，元气大伤，难以继
续登台演出，生活也举步维艰。1954年，他毅然偕妻儿迁回广州，参加广州粤剧工作团。
经过一段时期安宁稳定的休养，薛觉先渐渐恢复元气，曾多次登台演出，并创作多部新
剧。他曾私下感叹希望能活到100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来。
1956年，薛觉先因脑溢血去世，享年52岁。就这样，粤剧的鼎盛时代似乎还未开始就悄
然结束。
走出八和会馆的主楼，再往右走100米，有一条叫永庆二巷的街道，里面是八和会馆8个
堂里仅存的的銮舆堂，在不远处还能找到李小龙的故居。
武行师傅梁思源谈起去年刚去世的“跟斗王”，还是那么的兴奋，“想当年啊，他吊大
翻，能一个比一个吊得快、吊得紧、吊得密，并且能连成一条线，一口气吊了17个，现
在没人能行啊！”梁师傅现在以教授小孩南派武术为主。
如今，銮舆堂十分安静，除了每年的华光诞——那个时候，八和会馆会举办祭祀活动，
热闹无比，喧闹之中混杂着不远处推土机的声音。
(参考书目：蔡孝本《粤剧》；罗铭恩、罗丽《南国红豆——广东粤剧》；余勇《明清
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田仲一成(日)《粤剧的形成和传播》。感谢广东省粤
剧研究中心副主席蔡孝本、黄振龙粤艺沙龙秘书长崔德仪女士、香港《戏曲之旅》杂志
记者黎星、銮舆堂梁思源师傅为本文的帮助)
1950年10月，南方日报创刊一周年，举办介绍报纸的展览会，图为排字车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楼（方迎忠）
广州大道289号那些新闻圣徒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聚集于此，也会有无数人离开这个大院，他们如同
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去，然后落地生根，让南方的精神薪火相传
坚守不说假话的准则
“报社不能自行报道国际新闻，省外新闻也不能报，更不要说负面了。新华社通稿不能
改，只能删。批评县委书记要省委组织部批准，批评公社书记要地委组织部批准。公检
法系统不能批，只能写内参。记者去地方采访要接受当地党委领导，涉及到任何和省委
有关的信息都要经过省委领导批准。”
这是75岁的左方先生对《南方周末》创办之前中国报纸报道模式的部分总结，这种从苏
联《真理报》沿用下来的办报潜规则至今仍在某些地方发挥着作用。
老左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对《南方日报》有着独特的情感：15岁时热血沸腾的左方去
参加抗美援朝，守寡的母亲不愿意送独子去前线。他就直接跑去找广东家乡党组织。为
了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他扔掉了王克骥的原名，像早年参加地下党的堂哥一样，改姓
“左”。正在为叫什么踌躇时，党组织的干部指着桌子上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南方日报
》说，你就叫“左方”吧。
之后的老左转战大江南北，他在广东的沿海前线当过陆军，还是1949年之后最早一批在
东北航校学习飞行的准飞行员，修过飞机，还进入了空军总部当参谋。肃反时差点被打
成日本间谍，平反之后考入了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没去广电总局，来到了南方日报，完
成了从枪杆子到笔杆子的转变。
他撰写的通讯，曾经被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赞“南方日报最好的文章”，于是被列入报社
第三梯队首要人选。
老左曾经人如其名，是名震广东的造反派高参。文革后，南方日报大院挂着两个大标语
——“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老左先被审查，然后在资料室窝了7年，每天的工作是剪报纸，每周写一份几百字的报
纸动态。在报社地下室受审查时，透过窗户看到女儿经过而无法相认，强悍的老左也止
不住泪水奔涌。
枯坐7年冷板凳，左方不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更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为
什么会有文革这场浩劫，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会如此曲折。
左方的结论是，中国的文革是国际共运活动的最后一战。文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几亿中国
人发自肺腑的支持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是相信
共产主义里的绝对平等，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现实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僵化的体制让
人喘不过气，文革的发起者正是利用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发动了运动。”
广州的武斗虽然在全国不算太出名，但左方也有过一边骑车、一边看路灯下悬挂着尸体
的经历。文革何以如此血腥？他的总结是，统治者充分发扬了人性的恶，阶级斗争理论
无限放大了暴力色彩，残酷的武斗被裹上了阶级斗争的神圣外衣后，血色蒙蔽了人们的
心灵。
老左的血始终是热的，但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早年大量阅读19世纪俄国文学让他潜
意识里埋下了人道主义的基因。
文革期间，他始终尽量避免迫害别人，也有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但他坚持了做人
的底线。文革后，报社让受迫害者填写迫害者的姓名，居然谁也没有写过左方的名字，
审查小组不相信这个结果，去询问被迫害最深的人事处女同志，得到的答案是：要不是
左方在，我早死几回了。
老左曾刻一枚私章“气刚宜造反，性懒勿近官”，这种气质决定了他在文革时能成高参
，却不愿投身一线。曾有造反派战友、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他说，现在广东听我们的了，
你想做什么官？那时已经对文革有所反思的老左说，让我去南方日报社的五七干校吧。
在关键的问题上分清大是大非，让左方获得了重新起用的机会。1984年，时任社长丁希
凌起用了50岁的左方，让他去创办一份周末报。领导的理由是：你虽然是造反派，但手
上没有血债，大是大非站得住。最关键的是你敢说敢干，是开拓型人才，你是实干派，
要办新东西就得用你这样的人。
闭关多年的左方发现自己必须先破解《真理报》模式，否则报社交待的“培养专刊专栏
人才，做好文化报道”任务无从完成。他总结原来的办报模式：“不是从实践出发，而
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
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第二，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群众
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当时即便我自己
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
性。”
南方日报的老社长黄文俞此时告诉左方，你必须要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让读者买报，
才能把编辑部引入市场当中，编辑部的官僚本位才能变成市场本位。
黄文俞是广东报坛上的一名显赫人物，他是中共资深党员、东江纵队的老战士，三十几
岁就成了南方日报掌舵者，日后更创办了《羊城晚报》、《花城》等系列刊报。
文革时，作为造反派的左方看押牛棚里的黄文俞，不忍黄受冻，让他去房间避寒，那时
的两人谁也没想到日后竟然会成为忘年交的好友。
黄文俞给南方报业大院留下一句话，影响至今——“可以有不能说的真话，但是不能说
假话”，这也成为日后这个院子里一代代新闻人信奉的圭臬。
他还有另外一句办报思想，日后深深影响了一位笔名为“舒黔”的女记者。这名七八级
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女进到大院后，写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评论，黄文俞看了非常
欣赏。
很少夸人的黄文俞告诉报社的一位副总：她的作品我不看名字也能认出来，这是南方日
报有史以来最有才气的女记者，并叮嘱报社领导不要让她去当官。
女记者知道后非常激动，专门让老同志带着去拜访了黄文俞。黄把自己多年的办报经验
总结了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宠辱不惊”。
笔名叫“舒黔”的江艺平记住了黄的话，她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文章不但让报社前
辈记住了，还让自己的一位师弟记住了。
此时的中山大学里，貌不惊人的中文系学生程益中从报纸上记住了江艺平这个名字，但
他也没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会和这张报纸、这位师姐如此密切。
拥有同样的价值观
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是左方对自己在《南方周末》报史上的作用的总结。
这份发行了26年的周报，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它1984创刊时，并不像日后那样显
得厚重，反倒是娱乐味道十足，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老左还在奋力探索时，5年后的1989年，南方日报社搬到了广州大道中289号，22层的大
楼成为新的地标，那时对面的珠江新城连影子都没有。背后的五羊新城是新兴起的居民
区；旁边的杨箕村是一个说不清的“城中村”，是诸多南漂一族来广州后的首选落脚点
；再远一点则是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大院。以南方报社大院为原点，周围十分钟路程内
包含了这个社会足够丰富的元素。
左方也看中了江艺平的才气，他想邀请江艺平来《南方周末》工作。他去要人，对方说
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怎么舍得放自己最好的人给你。
这个回答没出老左的意料，让他失望的是，江艺平虽然也想来，但却是一个组织观念很
强的人，绝对不会自己提出来。
日后的日子证明，江艺平不但是一位真正的公民，也是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搬到报社新址的这一年，程益中来报到了。毕业前，如果不是某一个晚上，一个热心同
学喊他快找班主任，他可能就到东莞公安局摇笔杆子去了。班主任李伟江说，“据南方
日报社工作的同学透露，文艺部缺个编辑，我看你还行，有没兴趣。”
程益中没有犹豫，当个编辑显然比去公安局更符合志趣。很多年之后，他还是和公安局
打了很长的交道，这段经历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南方日报社很快发现这个来自安徽的小伙子显得有点特别。每个年轻记者都要下派到记
者站去工作，程益中去了湛江。他不喜欢报道当地好人好事这种常规套路，却对很多社
会丑恶面多有关注，比如官员腐败、宗族冲突、社会不公。
他的报道经常被社会生活部采用，这有点让他吃惊。这个部门主任是关健，副主任是江
艺平。曾经报纸上的那个名字现在就在编自己的稿件，而且又快又好，她还经常鼓励程
益中，这让程很受用。
他不会想到关健日后会成为他的领导，更不会想到关健的父亲还曾经领导过左方。
此时的左方还在努力办着《南方周末》，报纸开始向真正的新闻大踏步迈进，而江艺平
偶尔会给《南方周末》写稿，除了认同办报理念外，多少还和她的处境有关。
当时报社记者写稿没有稿费，都拿固定工资，只有写评论等才有稿费。江的丈夫、也是
她的同学去复旦大学读博士，家里有些手紧。“舒黔”这个笔名的意思就是挣点“书钱
”，也有替老百姓抒发主张的意思。
江艺平是一个低调的报人，她的父亲曾是解放后海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个资深的老
干部。但江并没有享受父亲身份带来的优越，她出生不久，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她生于
增城，在惠州和韶关长大。童年记忆里，父亲是被一贬再贬。文革时父母被关进牛棚，
她必须要带着妹妹，拉扯过日子。这段经历让她在潜意识里极度排斥派性斗争，也让她
具有了一种平等的意识。或许是父亲的遭遇，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她对做官没有
兴趣。
报社大院里的人很少知道江曾经在农场当过采茶知青，念过技校，当过钳工。恢复高考
后，她是第一批受益者，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和她一起
来到报社的还有很多同学，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了报社的领导。
那时候的江艺平最大理想是去花城出版社，那样可以离文学更近，当然她没有选择的机
会。
江在1995年被提拔为社委，此前她曾经拒绝过一次同样的机会。她是当时报社最年轻的
社委，被指派分管《南方周末》并任主编。
江艺平告诉这一年退休的左方，希望辅佐她到跨世纪的2000年。此时的《南方周末》刚
刚经历过停刊整顿的风波，正在向百万大报目标迈进。
前几年有老左辅助，之后有左方找来的钱钢，江艺平始终和他们相处甚好，这三个人是
君子之交，为了报纸的发展不计个人得失。
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南方周末》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中国传媒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不单指这份报纸优秀的
报道内容，它还开创了真正职业化新闻操作路径，更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传媒人才。
周浩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现在已经是国内纪录片界著名人物。他说，从这
里走出去的人，如果不是做主编都不好意思提。
《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也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在那个时期，同城的《广州日报》在黎
元江的带领下显得咄咄逼人，发展态势呈现高开高走。南方报社的最大利润点就是《南
方周末》上交的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后南方报业的发展都和这张报纸密不可分。
1995年，程益中换了一个工作，开始进入报社的新报纸《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他任副
主编，直接领导是关健。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因为几张新闻照片，主编关健黯
然下课。
程益中成了新的当家人，不善言辞的他放言要做中国最好的报纸，还声称不是要学习《
广州日报》，而是对方什么时候学习我们。
他从师姐江艺平手里挖来了一个优秀的广告业务员，一个叫喻华峰的小个子。江艺平舍
不得放喻华峰走，而当时《南方周末》发展得很好，以至于喻华峰闲待着也有大把广告
。喻渴望更大的挑战，选择了和程益中一起创业。
老左被报社返聘后，先和江艺平一起看了4个月的大样，就把心思全部投入到经营中了
。日后人们评价左方，总会说这是一个早年造反派，也是开拓性的优秀报人，但很多人
都忽略了他还是一位经营人才，他主管期间，喻华峰就是他手下的业务经理。
老左的一位学弟，同样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沈颢，1992年进入《南方周末》。这是一个
沉默的年轻人，优秀的新闻编辑。他对新闻有不同的见解，他希望《南方周末》的新闻
能够更突显价值更纯粹。而老学长左方强调价值的同时，还强调“卖点”。
在一次编辑讨论会上，前一天晚上“价值论”和“卖点论”争执之后，沈颢和一些志气
相投的同事出去喝酒，第二天开会迟到，老左拍着桌子：“要是在军队，早拉出去枪毙
你们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剑拔弩张，但不论是老左、江艺平还是沈颢，都有着同样的价值观。拍
桌子并不妨碍大家之后向同样的方向前进，这里的人和事都相对纯粹很多。
一切看着都是如此美好，除了江艺平会不时被叫去谈话。
战略的核心是人才
向丽没有想到江艺平执意要和她一起守候在寒风中。
这一天是2008年的2月8日，中国南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广州也不例外。早上的
风吹起来相当凛冽，不由得让人裹紧身上的衣服。
他们在等喻华峰出狱。向丽是喻的妻子，她和喻华峰的很多朋友在番禺监狱外守候，这
其中就包括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成员、副总编辑江艺平。
监狱大门打开，时隔4年后，喻华峰又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江艺平走上前和他拥抱致
意。这位中年女性很少有这样的感性动作，她素来以低调含蓄而闻名。
5年前，南都案爆发，时任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以及分管社委李民英被捕，罪
状是私分国有财产。
这些年间的《南方都市报》，在程益中的主持下，孙志刚案得以曝光。一个外地来广州
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意外死在收容所内，他的大学生身份让事件多了一个关注点。两名
优秀的记者陈峰和王雷做了深入的调查，一步步向读者展示了收容制度的可怕以及某些
政府机构的不作为。
平地起惊雷，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为导火索，延续多年的收容制度最终被废除，这
里面有法律界推动、民心的支持，更有传媒和网络界的前赴后继。
2003年注定了是不平凡的一年，美国攻打伊拉克，还暴发了全球恐慌的SARS灾难。
SARS疫情在广州率先出现，《南方都市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报道，并从院士钟南山处
得到了和官方公布不一样的情况。
这之后出现了“南都事件”。时任社长范以锦带领集团领导为南都案进行了长期抗争。
此时的南方报业影响力不只在广东，三山五岳的人才纷纷前来投靠，范以锦就是各路好
汉的领军者。
这个大院里有不少海归，但像老范这样的“海归”绝无仅有：他出生在马来西亚，3岁
时新中国成立，随父母从南洋回到了祖籍广东，求学于暨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
南方日报社，从一名普通记者做到了社长、董事长和管委会主任。
老范个子不高，其貌不扬，说话还带有浓重客家口音，但却是一个包容度极大又极富政
治智慧的真正报人。
他发展了南方报业的品牌聚合战略，用他的话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都已具备
全国影响力。
影响力的背后是风险，南方报业为此损失过《21世纪环球报道》。报纸可以消失，但人
才是要保护的，贯穿老范所有战略的核心就是人才战略。
程益中还记得，刚出事时，社长范以锦等领导带着他去省委大院解释、汇报情况。
当喻华峰和李民英宣判后，有部门要求南方报业刊登此消息，但老范顶住了压力，拒绝
刊登，在他看来这是冤案。
程益中在看守所待了5个月后放出来，集团领导把他放到战略发展部保护。当时分管《
南方体育》的江艺平希望程能回到一线发挥作用，就把程推到《南方体育》发行人的位
置上去。
遗憾的是这份报纸实在难以维持，最后把刊号交给了《南方都市报》。
此后，程益中先后在财讯集团和现代传播集团工作。他曾经和中国另外一位著名女传媒
人胡舒立成为同事。他的评价是：“我和胡舒立可以成为朋友，但合作却很难，我一直
期待能和江(艺平)大姐合作。”
他说：“当权贵的势力越来越抬头时，才能显示出南方报业价值的弥足珍贵。”
薪火相传南方精神
南方报社大院里，有太多无法言说的故事。有的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曝光，而有的将永
远消失在当事人的回忆中。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中层到今天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这幢黄灰色大楼时的感受：“
如同电击，就像是红军见到了延安的宝塔山。”
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传媒业当中罕见的成功机构，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已经在资本化运营
道路上一路狂奔，成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那个沉默的年轻人沈颢成了21世纪报系的操盘手，从诗人成为财经传媒的领军者，南方
报业大院里“唯才是举”，一切皆有可能。
作为生长在岭南大地上的一家机构，南方报人的目光从未局限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同
城很多传媒还在用粤语沟通时，这里早已习惯普通话交流。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聚集于此，也会有无数人离开这个大院，他们如同
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去，然后落地生根，让南方的精神薪火相传。
已经75岁的左方说，我们这一代的故事已经结束。他对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尽管他所做的一切曾经影响了这片土地乃至这个国家，但是他依然拒绝撰写回忆录。
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在结束7个多小时的采访后，执意希望老左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老左说，已经没有人在乎了，也没有价值了，人们都已经忘记了。
丽江花园 公民诞生记
从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到“理性、客观，敢发言、敢提建议、敢做事，天下为公”
我和巴索风云打过三次交道。
第一次是去年年底，他是丽江花园论坛“江外江”上格外活跃的ID之一。为了调查反对
“垃圾焚烧”事件始末，我们在几个不同的场合相见，有时是相约恳谈，有时是不期而
遇。
那时，“火要烧到眉毛了”，他是个刚刚开始醒悟公共政策决议离自身生活并不遥远的
普通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忧心忡忡。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与争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关心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他，
开始小心翼翼地学习和媒体周旋，将生活圈子从旧有的朋友和同学交际范围扩大至那些
素昧平生却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邻居之间，在论坛上绞尽脑汁发表文章来扩大影响力，
甚至生平第一次上访——勇敢地站在市政府门前，和众多“邻居”一起，大声喊出自己
的不满和建议。
此后，巴索风云这个名字，开始渐渐频繁地出现在报章上。各种百姓茶坊、市民声音栏
目，都能见到他的名字，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尽管他所居住的番禺已经决定缓
建垃圾焚烧厂，他也仍然没有放弃推动更进一步全面废除垃圾焚烧、推行垃圾分类的信
念。甚至做出主动邀请政府官员前来座谈，或是上书全国人大的惊人之举。
接下来，是今年7月。他和2000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一起，聚集在江南西，以自己是一
名说粤语的广州人而骄傲。
此时的他，已然可以娴熟地平衡媒体、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和官方机构等几股力量。面对
公共事务，他从来不是一个组织者，却始终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参与者。他有了新的事情
要去关心、新的朋友一起为之奋斗，因为这种持之以恒，他不再像去年的自己一样茫然
和焦虑，却变得更加坚定而快乐。
他的视野，已经从自己偏居的番禺，扩展至整个广州。他开了微博，关注的人多是媒体
人，或是他眼中的“公民”，每天转发、评论，畅所欲言，好不痛快。
亚运前，我们第三次见面，距离我们初次见面刚好过去了一年。这次的话题，已经从“
如何反对垃圾焚烧”变成了“如何做一个公民”。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星期前，他刚刚作
为广州知名“谏言网友”的代表，面见广州市长万庆良，面交流了对广州市政建设的诸
多看法。
坐在我面前的巴索风云和一年前的样子差不多，衣着得体，笑容温和，身材也仍然壮实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那个他。没有什么开场白，他的第一句
话就是“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事儿，应该是不建了”。
他是个曾经住在山东的老广州人，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有时甚至得略停一下思索要
用的词儿，说话节奏不紧不慢，句句都很务实。他令人惊讶地将那些拗口而复杂的环保
数据记得清清楚楚，滔滔不绝而又详实明晰地论证着自己的观点，说到激动处，也并不
显得太过情绪化，语调表情，都透着恳切。
一年前面对媒体时，他还显得青涩和略微紧张，但现在，面对着电视台和国家级媒体的
镜头，他也一样可以侃侃而谈。而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已经大不相同。
简而言之，巴索风云是个典型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居民，也是城市的中坚阶层。他住在
离城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小区，过着体面的生活，自由职业的工作令他有时间、精力和
能力来关心物质生活以外的事物。他的态度明确却不激烈，审慎而有原则地关心着自己
生活的这个社会，关心具体的事件，不喊空泛的口号，只关心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有愤怒、有不满，但不抱怨、不宣泄。抗议，却只用最合理合法的方式抗议，反对，也
只反对不合理合法的事件本身。疾呼却不过分，愤怒亦有限度，相比起无休止的责难与
絮叨，巴索风云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广州建立起让公民能与政府交流更加通畅的渠道
。而且，以一介布衣身份来看，卓有成效。
他聪明、坦率又成熟地做着一个“新”广州人，以自己所定义的公民身份，“理性、客
观，敢发言、敢提建议、敢做事，天下为公”。
“公民”是怎样炼成的
将时钟指针拨回到10年前的2000年5月，番禺撤市，改为广州市番禺区。自此，番禺开
始逐渐成为广州人“南迁”居住的重要地段。“华南”、“洛溪”与“大石”等诸多居
住板块，凭借与市区车程半小时以内的便利交通、山水秀丽的优美环境和对比市区价位
合理的花园小区等条件，吸纳了广州市区及周边逾30万白领与中产阶级在此置业。
有些人是由内地迁徙而来，爱上了广州自由而包容的气氛，在此定居。有些人则是地道
的老广州，相比起市区，番禺提供了更高的居住质量、素质普遍较高的居住人群和可预
见的发展前景，选择搬迁至此，并不出奇。
巴索风云就是其中之一。
在番禺，公民运动的种子早已播下。这里居住的人普遍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社
会地位和精神追求。巴索风云所居住的丽江花园小区，就有着丰富的维权经验。 2002
年起，这里的业主就展开了绵延许久的维权运动，被称为“中国基层社区的第一次民主
实践”。他们为保卫家门前的道路而上街抗议，坚持普选业委会代表，义务组织民工子
弟学生英文补习班，自发举行各类募捐或号召义工服务。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其
中，但公民意识已悄然发芽。
一年前的巴索风云，很少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版，喜欢和朋友踢球“吹水”，过得无忧
无虑。即使知道一些著名的公民维权事件，他也本能地觉得遗憾，总觉得其中“带有血
腥，太惨烈了”。对社会事务，他基本上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漠不关心。
直到偶尔听说，小区附近要建起一座垃圾焚烧厂，新竖起3根粗大的金属管，将彻夜不
停地释放一种名叫“二噁英”的有毒气体，他才平生第一次感到巨大的恐惧与愤怒。
一年后，他感叹，“那时第一次发现，广州不像我想象中美好和平静。”
起初，他是“菜鸟”，没有经验，不懂策略。他在丽江花园小区论坛“江外江”上不停
地发帖，宣泄心中的不满，和其他一样恼怒的居民一起，印发传单，买车贴、戴口罩，
焦急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没有用，他很快发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已被堵死。一面是怨愤如洪水的
民意，一面是愈加嘴硬不肯低头的部分官员和教授。广州市政府城管委规定的每月23日
接访日，终于在11月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上访。
在鼎沸的抗议声中，番禺建垃圾焚烧厂的决议终于不了了之，有些曾和他一起奋斗的“
战友”，选择了满足的妥协。他却没有放弃，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他还要保卫广州，乃
至全国。
“当初我们喊口号，告诉全广州，放弃番禺最终也会伤害自己，现在难道就能放弃花都
或者李坑么？”他摊摊手，表示不能理解。
去年12月15日，他在“江外江”上发表了一封“邀请函”，公开邀请番禺区区委书记谭
应华与区长楼旭逵亲赴丽江花园，与业主面对面交流。随后，他又将邀请函送交番禺区
信访办及番禺区政府收发室，从官方渠道希望与官员直接沟通。
座谈会最终于12月20日举行。他见到了区长，第一次直面官员。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3月份，他联合樱桃白等几个一直热心抵制垃圾焚烧、推进垃圾分类的业主，精心
起草了一封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民建议书，呼吁检视我国垃圾处理政策，建议从立法层
面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在网上广泛传播的同时，还直接送达了全国人大及其下属的环
资委、部分人大代表、政府部门。
与此同时，除了文字表达，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着垃圾分类的普及工作。自3月开始，
他和其他几名热心居民一起，自己印发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自发组织、
发动绿色家庭志愿者，选择丽江花园一栋居民楼作为试点，上门分类回收有害垃圾。
4 月23日，逢城管委接访日，他和樱桃白一起，将过期药品、化妆品、内充有化学品的
凉垫、坏灯管、废旧打印头和废旧电池等6袋有害生活垃圾送到了城管委处，委托他们
处理。此后的每一个星期，他都会亲自前往城管委，查看6袋垃圾的处理进程，并在“
江外江”论坛上发帖，直播“6袋有害垃圾的命运”。
数周过去后，巴索风云又收集了好几袋垃圾，6袋垃圾却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城管委办公
室里面。城管委负责人只能坦诚面对媒体，“存在前段分类和末端处理脱节的问题”。
好气又好笑的他，在之后的接访日里送了城管委一口钟，意为“时间不多啦，快点吧”！
面对城管委与环保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巴索风云更进一步，他在江外江上的帖子引来
了佛山一家企业的主动垂询。这家企业拥有处理废旧电池的技术，他和其他居民一起，
自费驾车前去考察，再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促成合作。
直到现在，每个周日的上午，他还会和其他人一起，坚持回收垃圾。跑上跑下地分类、
整理，废旧电池第一次收集了400斤，第二次已经收了3大箱。政府处理不了，他自己送
去企业处理。坚持下来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只有七八个人了。不过，中间也有新人
加入。这让他很欣慰。
“这件事(反对垃圾焚烧、提倡垃圾分类)教会我，从‘围观看热闹’的角度，变成‘就
算没有用也要自己去做’，强奸总要喊疼吧！”话糙理不糙，“你不去做，就没有人会
去做了。你去做，还有人可能会一起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是我党爱说的话
，很对。”
新一代的广州公民
过去一年间，他有了很多新朋友，关心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现在，他的QQ群里多了好几
个分类，“环保”、“垃圾”、“广州文化”、“市政建设”。他被广州媒体形容为“
本土网络红人”，在大洋网、江外江和新浪微博上，常有许多人向他致敬。
“保卫粤语”时，他的态度并不激烈，却会告诫情绪激烈的年轻人，克制、理性，还好
心地提醒，和警察相处时“要先看他们的警号，态度不好以后可以投诉”。
此后警察见到他，不忘先出示自己的警号，他笑起来，“广州警察态度真的很好，很开
明。和公民不是敌人。”而他最高兴的，就是“广州的80、90后都意识到了，也都起来
(有公民意识)了。”
他也为广州市政建设操心，“我在写文章，要向政府呼吁，那些盲道画得都有问题，叫
盲人怎么走？”走在五羊新城天桥旁，他皱起眉头，“这种天桥设计太不合理啦，哪有
这样的。”然后笑起来，“等亚运会结束了再想办法啦，政府也不容易。”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疲倦，“写东西的时候特别累，有时候一想到要写东西就想吐。”
他在江外江的每一篇帖子，几乎都是当之无愧的热帖，并引来广州多家媒体关注。“这
辈子大概都没写过这么多字。”还有许多媒体在向他约稿，最新一篇准备发表的作品，
是他这一年最深的体会，《原来可以这样做公民》。
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他所热爱的广州，市民与政府之间能否建
立起相互沟通的渠道。他的网帖《广州：可否放缓你前进的脚步，等待灵魂跟上来》在
广州民间引起广泛争议，批评广州，却满含着对广州最深切的爱，之后被《新快报》全
文转载，引起了广州市长万庆良的注意，点名要见他。
亚运前夕，他作为网民代表，见到了万庆良。他带了4份建议，分别关于旧城改造、道
路管理、垃圾焚烧发电和主张公众论坛常规化，重点放在最后一份。
“我先表扬政府开明、务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人都会犯错误，也都喜欢别人表扬
，要给大家空间，大家才能进步。”
他在市长面前大声疾呼，能否将这种与领导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常态化？万庆良当场表态
，这种公众论坛，应该常有。
这令他非常高兴，也由衷感叹。也许，正因为这里是广州，才会让他和他的众多邻居们
一起，成长为新一代的公民。
采访结束，记者与老左告别，看到了调成静音的手机上有一条短信，这是中午时主编发
来的：“请老左吃饭，杂志社埋单。”
他们从来都没有被遗忘。
正如2006年范以锦在告别时所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
事业的忠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南方报业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
夜色里的广州大道中289号，灯光依旧璀璨。
海心沙上的亚运开幕式彩排（方迎忠）
华南板块 低调的广州地产老板
华南板块在宣告房地产大盘时代来临的同时，也为另一个时代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细心的广州人会发现，今年7月以来，很多华南板块的新开楼盘，都带有十年字样，如
雅居乐花园的“十年小雅”、华南碧桂园的“十年华南”等。
外地人或难解其中三昧，但本地人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0年，“华南板块”，从一派蕉林稻海、田园风光的荒坡之地，变成一座移民新城。
10年，曾在这里耕耘、发轫的地产商们，如碧桂园、星河湾、雅居乐等，已成为海内驰
名的地产巨鳄，从华南走向全国。
10年，由“华南板块”开启的中国房地产业“大盘模式”，成为了房地产历史上一个重
要关键词，引一时风骚。
最重要的是，10年，“华南板块”成为了几十万新广州人的家，也成为广州城市狂飙突
进的样本与缩影。
大盘时代碧桂园
应该还有人记得1999年春节时广州碧桂园开盘时的盛况——那是一次打破传统的春节期
间开盘，不仅让广州人春节不置业的传统成为过去，更给自我感觉良好的广州楼市结结
实实上了一课。
当时，广州市场上大部分都是毛坯房产品发售，而广州碧桂园首推了全现楼带豪华装修
的花园洋房，且社区配套、园林绿化同期交付，并首创免费看楼班车服务。于是，3000
套洋房别墅一个月内被抢购一空。
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后来走红全国的名字——杨国强，走入广州公众视野。但在当时
，极少有人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反映此人低调的细节是，有一年，一本杂志将杨国强选为中国前100大富豪，可
死活找不到他的照片，最后只好随便找了一张有男人背影的照片来代替。
杨国强说，做生意本来就不是耍嘴皮子的事。
2007年11月21日，甚少公开露面的他在中山大学演讲，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经历：“我
18岁以前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鞋，衣裤都是香港的亲戚穿旧了才寄过来的。我在家煮
饭煮了十多年，像种菜、放牛等很多农活也干过。”
“我从来都没想过做什么首富，我只是踏踏实实地每天工作而已。我认为，得到他人的
尊重和认同才最重要。如果我80岁的时候走在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微笑地跟我打
招呼，我就满足了。”
这是一个草根式的梦想。
1955 年，杨国强出生时，上边已有2个姐姐和3个哥哥。多年后，他的三哥杨国光——
家族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在《碧桂园报》上以连载方式，撰文记述家族百年史。在写
到杨国强的出生时，用了这样的文字：弟弟的出世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快乐，
那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填的嘴。
1978年，杨国强在大哥杨国华的引荐下，到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6年后升任
区建筑队队长。到1989年，杨国强已成长为镇政府下辖的建筑公司——北滘建筑工程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作为一个施工员，他的月薪仅仅过百，那段生活给他烙下了最惨痛的印记，据说他的大
女儿持续发烧，因为无钱医治，以至于影响了智力。
可是在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任期内，杨国强迅速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3年，这
个几年前还为女儿看病发愁的人，竟然出资3395万元，收购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开始
了私营化运作，杨国强成了“Boss杨”。
到了1993年，“Boss杨”遇到人生另一次困境——垫资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建造了
近4000套别墅，可是房子盖好了，遇到市场低潮，没人来买。三和物业的股东们只能答
应以别墅抵债。
于是，从造房者摇身一变，杨国强成了卖房者。
若干年后，成为中国首富的杨国强回忆起这次改写他命运的“被迫转变”是否会有诸多
感慨。事实上，正是这次转变，他从一个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开始向发展商转型。
也是这次机缘巧合，促成了杨国强和地产策划教父王志纲的一次合作，同时也催生了后
来被称为“碧桂园神话”的“教育地产”概念。
按照王志纲的策划方案，碧桂园先是引来北京的景山学校，然后将高端国际学校作为启
动地产市场的先导，顺势进行楼盘策划，将碧桂园定位于“成功人士的家园”、“五星
级的国际俱乐部”。
由此，“碧桂园神话”诞生。
可是，在杨国强走出顺德进入广州番禺的“华南板块”之后，“碧桂园神话”失灵——
2000年“五一”节华南碧桂园开盘之后，在星河湾以及南国奥林匹克等项目的压制下，
几乎长达半年，碧桂园的洋房别墅走货速度陷于滞缓状态。
为什么？
2001年，在《地产巨鳄备战番禺》一文中，王志纲总结说：“华南板块有两个与其他板
块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同一区位上汇聚了小者近千亩，大者数千亩的七、八个超级大
盘；二是这些大盘的开发商不是曾经有过优秀业绩的行业名牌，就是一直深藏不露的实
力派。”
那么，杨国强在“华南板块”的竞争对手们都是谁呢？
“好楼盘自己会说话”的星河湾
2001年4月28日，星河湾初一亮相，很多人都被它的江边栈道、豪华装修，还有水景园
林所震撼。
粗略估计，星河湾共动用了上千种材料，130种乔木、灌木，数百种进口的建材，几百
个从未有过的工艺。
一种说法是，在当时，星河湾作为华南板块的试金石，彻底提升了高尚住宅的标杆，也
改写了郊区大盘的品质纪录，并迫使同地区甚至以外的其他楼盘纷纷提高产品水平，调
整营销战略。
广州星河湾的一战成名，并没有让他的老板——黄文仔，一个地地道道的番禺人满足。
他深知，那个遥远的京城，才是自己真正的舞台。他要把星河湾的成功，在北京这个群
英荟萃的地方重演。
据说，黄文仔在临行前发出豪言壮语，“榜眼探花都不要，进京只为拿状元。”并且作
出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不金榜题名，便徒步回广州。
2002年，黄文仔悄然进京，选择了一片“九成以上北京同行都看不中”的地块开始了他
长达3年的耕耘。
2004年底的某一天，人们忽然发现，北京也有了个叫“星河湾”的地方，一片欧式高档
建筑社区。
2005年开春，星河湾地产投入巨资进行了大改造，整个工程将在星河湾一期业主收楼时
全部完成，实现绿树垂岸，清水养鱼。一条流淌了几十年的污水沟就这样成为星河湾周
边社区的一道靓丽的景点。
今天，很多人都坚持认为，2005年北京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出现了“北京
星河湾现象”。因为就在一片阴霾中，星河湾却步入了热销。星河湾在北京的成功，重
新定义了高档住宅市场价值，彻底颠覆了北京高档住宅地段论的定律，继而开启了品质
决定论的大门。
有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就有什么样的发展商，而有什么样的发展商就有什么样的开发模
式和住宅产品。从当初在各大媒体登载过的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里，我们
也许能隐约感受到星河湾楼盘背后主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当初的黄文仔最常待的地方便是工地，经常穿着长筒雨靴在泥泞的工地上执拗地搜索着
每一个瑕疵。即使是在工地对面的餐厅待客，他也会突然站起来疾步走到窗边，拿起备
好的高倍望远镜出神地望着不远处的工地，然后掏出手机找到责任经理改正工程，往往
一打就是半个小时，冷落了客人，手下只能加倍殷勤地招待。
黄文仔对质量的苛刻、对细节的敏感、对工艺的精求，已经使中建三局，这个号称“中
国第一”的建筑队伍胆战心惊。
星河湾开盘前夜，他又从现场挑剔出诸多问题，数千人的施工队这时已疲惫不堪，深夜
两点，无论他怎么暴跳如雷地呵斥、怒骂，手下依然无法动弹，他叹一口气，抢过一支
扫把，跳进游泳池，打扫起卫生来。
几年后在北京和上海开盘的星河湾确实在奢华程度上不断超越，让见多识广的京沪两地
高端人士大为震撼(一个细节是，为了完全复原生活方式的本样，北京星河湾样板间的
衣柜里放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爱马仕限量版铂金包)。有的老板甚至开玩笑地说这太像豪
华酒店，害怕跟老婆一觉醒来后不自觉地掏出小费。
没有尺子，他挽起裤腿用脚去比护栏的高度，让同行的人用相机拍下来。他蹲在地上，
用手指量木板之间留多大空间才能保证热胀冷缩时木板不变形：“手指头至少不会长胖
，我们要保证这条木道50年不变质。我有广东最大的木材厂，做了这么多年板材，玩木
头没有人玩得过我。”
半年以后，他做出了人称“中国第一江景”的骑江木栈道。
许多老板比黄文仔有钱，也有不少老板比他见多识广，但很难有一个像他这样用心做事
，以至于他有信心打出这样的广告词——好楼盘自己会说话。
一个板块和一群地产商人
有了星河湾这样的竞争对手，可以想见碧桂园的踌躇。竞争还不止这两家——号称华南
板块“八大金刚”的8个楼盘，共占用2万多亩土地，包括占地6500亩的“中国第一村”
祈福新村，还有雅居乐、华南新城等。
每一个巨型楼盘的背后，都有一位地产业的巨头，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低调，比如华南
新城背后的合生创展老总朱孟依，就是一位在地产界呼风唤雨、却在圈外寂寂无名的人
，而华南板块的崛起，无疑成就了这批地产大鳄。
中国地产界教父级人物王石 (微博)曾说，“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
舰”——有一段时间，朱孟依的合生创展在广州一个城市的开发规模，就相当于万科在
全国5大城市开发的总规模。
“华南板块”内涌现的大佬还包括雅居乐的陈卓林家族。1992年，该家族起步于中山，
主攻中高档房产，一度占据了中山房地产市场70%的份额。
在“农村”掘得第一桶金后，陈卓林便迅速将重点转入中心城市——广州。2002年开始
，广州雅居乐花园、南湖半岛花园、南海雍景豪园、花都雍华廷4个超大型房地产项目
全面启动，雅居乐正式挺进广州。
引人关注的是，雅居乐花园一次性开发了30万平方米，并在一年内全部消化，2004年凭
借7.2亿的火爆销售业绩登上华南板块上半年的销售冠军宝座。
当下，华南板块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的开发已基本处于尾声，当年的一片荒坡地也
早已成了新兴白领的聚居之地。
可以说，华南板块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上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也为中国的城市化留下
了难得的思考。它在宣告房地产大盘时代来临的同时，也为另一个时代的诞生打下了伏
笔。
珠江新城 粤派官员张广宁
去年一份权威的市长民意支持率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内地七个大城市市长中，广州市长
张广宁以75.5%的支持率，高居榜首
张广宁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亚运开幕在即，这位广州亚组委副主席兼秘书
长在亚运场馆、市政项目、数不清的大小会议、民众接访、记者采访、接待检查中度过。
自 2003年始，张广宁做了7年广州市长，今年初成为市委书记。珠江新城，在他任市长
期间由一片菜地一步步变成今天广州的中央商务区。当记者问到最想向亚运客人推荐的
地方时，张广宁说：“当然是珠江新城，这里代表了广州的现代化。这里还有一流的大
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少年宫等，体现了广州建设文化强市的力度。”
正如媒体评论，再也没有哪个区域能像珠江新城这样，在十年的时间尺度上宣示城市发
展的雄心壮志。这里被城市规划者看做城市的精华，广州新中轴线的天际线在这里达到
视觉上的高潮。
见证参与珠江新城的建设，无疑是张广宁从政生涯的菁华一笔，不过，对广州的普通市
民而言，他们记忆中的张市长，却是与整天治水、修地铁、建BRT、游珠江、大接访、
斗SARS、战春运联系起来的。这个从小在广州长大的后生仔从广钢的车间主任一直干到
一市之长，在市民心中留下了风风火火、敢言敢为、毫无架子、勤政亲民、勇于认错的
印象，虽然，他有时会失言，有时承诺不能完全兑现。
对外地官员而言，张广宁集中体现了一个粤派官员的特性。
“什么都不说，容易当官”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公开对媒体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广
州市政府会全力以赴地把房价压下来”；“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
房价肯定会降下来”；“中低收入者不要去市场买高价楼了，以后就可以买政府廉价房
，便宜得很，不要着急。”
一系列大胆的言论，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在房价飙升，官员们大都对此保持沉默之
时，张广宁的强势表态把他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引起来自开发商的激烈批评
，认为政府是在干预市场，开历史倒车等，针对他发言的评论铺天盖地。
“实话实说，当时我的压力挺大的。每次看到骂我的，我心里就‘颤抖’一次。”张广
宁说。“我觉得是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
了，但这些利益集团不会正面说什么，他们会通过某种途径，借用他们的一些力量、他
们的一些关系来给我施加压力。另外，个别媒体的误读也给我带来了压力，有的媒体为
了吸引眼球，把我的话放大了，明明我是说‘中低收入者不要买房’，但却变成‘市长
叫市民不要买房’，这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但张广宁说自己问心无愧，“百姓关心，中央政府关心，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我觉得这
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当官个个都挑好的说，都是客客气气地说一番，回避敏感问题、焦
点问题，那我觉得不是责任政府的表现。”此前，张广宁的家人曾提醒他“什么都不要
说”，但他还是说了，“其实，我也想过，做官其实不要说太多话就好，容易当官。但
我要对广州这个城市负责，要对市民负责啊！”
广州出台了抑制房价的“穗七条”。一方面增加土地供应，另一方面加快经济适用房和
廉租房的推出，同时鼓励大家理性消费、加快开发的审批时间等，有效抑制了房价上涨
。多年以来，广州的房价在中国几个一线城市中都保持最低。
担心的变化
“我每天出门都要抬头看看天空，一看蓝天白云，我就高兴得要命！”张广宁坦承“大
气”和“水”是他最大的压力，担任市长7年间，“以前最大的挑战是非典和春运，如
今最担心的是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2004年，广州成功取得2010年第16届亚运会主办权。张广宁代表广州在多哈接过亚组委
会旗时，表情严肃。
“后来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张市长不笑啊？其实我想过要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
就没有笑出来。广州2010年亚运会要如何办得更好，想起这个问题、我心里也是沉甸甸
的。”
张广宁担心的不是广州的经济发展。2003年广州GDP是3000多亿元，2008年已达9113亿
元，差不多每年增加1000亿元。现在，广州的人均 GDP已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然而，广
州作为一个特大城市，环境整治的效果并不理想。张广宁非常明确地认为，城市尤其是
特大城市，要树立以环境论输赢的理念。
广州2003年提出了开启“青山绿地、蓝天碧水”工程，继续治理水和空气。 2004年开
始整治摩托车。 2008年12月，张广宁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广州将投入400多
亿元全面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涌整治，确保亚运会前全市水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转变。他
在会上表示：“现在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我绝不会后退，我只会带着你们往前冲
。”并且立下“军令状”，在未来一年多时间里，广州要举全市之力治水，确保在2010
年6月底前全市水环境质量根本好转。
从2006年开始，每年7月广州市都要举办“游珠江”活动。张广宁是活动的倡导者，每
年都要亲自带领群众横渡珠江。
过去水质又黑又臭，珠江游泳已经中断29年。虽然珠江污染治理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但仍然污染严重。每年只有在珠江天文大潮的日子勉强能游，而且为确保水质达标，上
游北江大堤必须提前开闸泄洪冲刷江面。在污染没有治理好的情况下，张广宁却主动提
出游珠江，不少人认为他是在“做秀”。
“游珠江的计划不是做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实话实说，珠江还没有到可以天天
游的时候，这我怎么会不清楚呢？组织游珠江的目的是呼吁全社会都来整治河流，是为
了表明我们政府整治的决心，自我加压。”
2003年，张广宁当上市长后，广州政府先后投入一百多亿巨资进行环境整治。今天的广
州，市民明显感到天蓝了许多，水清了许多。
“以媒为鉴，可以知得失”
10 月18日，“迎亚运、促和谐——广州市四套领导班子公开接访活动”在全市12个区(
市)同时举行，市委书记张广宁与广州市长万庆良接访台最“热”，上访市民络绎不绝
。在现场，有市民带干粮连夜排队、有人现场跪求，有“访民”直言道：“官大的说话
才算数！” 信访预约号早早就被挂满。此次全市大接访是2008年6月以来的第二次全市
范围的接访活动。
不休息不吃饭连续接访5个小时后张广宁说，“有些市民排队3天才能来上访，实在不容
易，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
2003 年3月31日，张广宁就任市长首日，接听了“12345”开通后第一位市民打来的电
话。当年8月28日，经张广宁批示，广州建立了“12345”市长专线电话受理中心，市民
一年365天可随时拨通“12345”反映情况。其后，在张广宁带头倡导下，2005年将每月
23日设为公开接访日。市长、副市长定期接听“12345”已成为常规性工作。
广州政府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表现了自己的温和与顺应民意。自去年年底以来，由于番
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广州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媒体报道和网络民众关注的焦点
。广州市政府迅速回应，在叫停项目后不久，原则通过了《关于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
工作的规定》，并开展垃圾处理问政于民活动。
“以媒为鉴，可以知得失。”这是张广宁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他对待媒体批评的
胸襟、风度和包容，也令人称道。
与一些城市举办重大活动时媒体只准唱好不准说坏不同，广州的媒体，成天就在揭露亚
运工程扰民问题。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1月20 日，广州各
媒体都报道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
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
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
：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还暗示这些亚运整治工程背后有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
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 或600名排名
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
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
面对这些报道，张广宁要求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媒体报道的热点新闻和公众舆论，及时主
动予以回应，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过去一年多，多项市政工程同时施工，让广州变成
了一个“大工地”。施工带来的扰民、出行难，甚至治安隐患，成了市民投诉的重点。
今年1月，张广宁还就此向全市市民道歉，“造成这种情况，市政府是有责任的，作为
市长要负主要责任。市政府以及我本人深感内疚，诚心诚意向市民群众深表歉意。”言
辞恳切。
广州官员有限政府、克制权力滥用的意识可能是内地最强的，正如论者所说，广州政府
强就强在它的“弱”，在一个政治环境相对昌明宽松的环境下，广州发育出内地城市最
成熟的公民社会。
2009年3月，国内一家权威调查公司发布了市长民意支持率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
内地7个大城市市长中，广州市长张广宁以75.5%的支持率，高居榜首。从调控房价到铁
腕治污，这位在风口浪尖敢于直言的市长，被网民誉为“最牛市长”。
我爱广州
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形态的城市，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容忍批评的空间
由外地移居广州已有十年，期间间或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短住，现在我已认定，广州是我
最喜爱的中国城市，不管今后身居何地，广州，都可以在灵魂上托付终身。
对广州的热爱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八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武广高铁另一端的一个城市——也是我家乡的省会城
市亲眼看到，在一个民意机构召开大会的日子，一群拆迁户为了反映自己的民意，在会
场大门口向一群号称是民意代表的人偷偷摸摸散发材料，他们神情惶恐而卑微，生怕被
人发现，你丝毫感受不到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而最终他们被发现，散发材料者被一
群穿制服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带走；
去年深秋的一个日子，在广州，我见证了另一个现场：数量不菲的一群居民，因为市政
府计划建设的一座垃圾焚烧厂可能散发的有毒气体，来到了市政府门前“散步”，期间
，有人“传阅纸张”，有人有组织地“大声喧哗”，有人毫不客气地对涉事官员点名道
姓，而此时，闻讯而来的近百警察虽然阵仗威严，全副武装，却无任何过激过火举动，
静观他们所服务的市民表达愤怒，直至他们退去。
他们全身而退，在清理完现场垃圾之后。
有了这样的对比，你说，我会喜欢哪座城市？
在广州，一位市长公开发动了一场对一幢违章建筑的拆迁，被拆迁户，不是升斗小民，
而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富人区二沙岛上的一位权贵，被拆掉的房屋，不是四面薄墙的普
通民居，而是价值过亿的豪宅别墅；
在广州，人大代表的敢言已然形成了一个“广州现象”，当政府官员面对人大代表时，
诚惶诚恐，广州市的人大代表曾在7天里分别向政府部门提出了8场质询，问题一个比一
个尖锐；
在广州，讲粤语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对“有关部门”的过失直言批评；
在广州，有市民说，别的地方拆迁户哭，广州的拆迁户笑，此说不免过誉，但广州因为
拆迁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确实是国内最少的城市之一；
事实上，相对而言，广州是中国大城市中，老城区保留较为完整的一个，作家龙应台曾
对此赞许不已；
……
不可否认，在一个大的体制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决定的
。你很难去表扬一个地方政府，但相对而言，广州的政府，可能是国内最温和，最懂得
克制权力，比较接近有限政府真义的一个政府。
正如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所言，一种规范的文明社会定义侧重于评价国家对其公民的
行为，以及各国是否形成了一种能保护个人和群体不受国家滥用权力之苦的有效的文明
社会。
广州政府的强，正在于它的“弱”。这样的政府，会有更多的服务意识，更少的与民争
利；更多的接受监督自觉，更少的滥权冲动。
正因为有一个相对“弱”的政府，广州成了中国内地公民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是内地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这
里的地方媒体可以批评一个厅级官员。2009年11月22日，在广州市政府举行的番禺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进展新闻通报会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表示，广州要坚定不移地
推进垃圾焚烧。除广州中心城区外，不仅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从化、增城、花都等地
区也要建。
结果，这位副秘书长(原市容环卫局局长)立即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媒体
穷追猛打，“其本人与亲属与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系”，搞得吕副秘书长颇为
难堪；
事后，广州市政府迅速回应，在叫停项目后不久，原则通过了《关于重大民生决策公众
征询工作的规定》，并开展垃圾处理问政于民活动；
在广州，一项洲际运动会开幕在即，当地一份“小报”可以在头版头条披露地铁工程存
在的重大隐患和验收作假，而关于亚运工程扰民与建设铺张浪费的质疑，在报纸上就没
停歇过；
在广州，市长副市长们，还有各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时常在报纸上露脸，回应市民
对市政民生问题的指责和批评，在举全市之力筹办亚运时，市长还能为亚运工程扰民、
部分项目的铺张浪费向市民道歉……
媒体的大胆敢言与相对独立是广州政治气氛宽松的一个缩影，这个城市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的公民维权运动，从环保到社区自治，再到粤语保护，报纸犀利的言论，层出不穷的
公众论坛、学术研讨，学者们自由开放的观点，酒吧里的各种生活方式与各种观点的聚
会，香港电视台的落地，都得到了政府相对的宽容。以至于，一些外省人在家乡遭遇了
不公不义后，都来广州街头表达，如果他们要去北方一座城市表达的话，将困难重重。
有了这种宽容，广州并没有乱，政治也不是这个城市的显学和经常性的话题。前些年有
人说广州是中国最乱的城市，那主要指的是治安(我倾向于认为，治安差是这个城市自
由包容的代价，连小偷罪犯都一并包容了)，但广州社会与人心并不乱，相反，广州给
人的感觉是和谐。家乡四川、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州规划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郑静说，广州的魅力在于并非处处井井有条。“广州是个大熔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
这里生活、创业，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有秩序，而实际上，内在自成规律，十分和谐。”
广州可能是中国最和谐的城市。
温和与宽容的气味弥漫在云山珠水之间，它散发在机关大院里，更游荡在街头市井之间
，官方与民间，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也许最恰当的表述是，民间把温和与宽容的气味
传递给了官方，而官方的温和包容又保障了民间的气味。
正如一位广州市民所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广州，那么自由、平等的气质
将渗透你的骨髓，并跟随终生。
在这里，任何方言都不会遭到恶意嘲笑；身家千万者与打工仔都经常乘坐公交出行；这
座城市民间的财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领先全国(与某些地区的国富民穷相对照)，
但民众的低调也是难出其右；这座城市有着最不排外的本地居民，他们尊重外地人的成
功，承受了外地人的犯罪，他们甚至为外地人改变了语言；在这座城市，只要你不影响
他人，你与众不同甚至出格的生活方式不会引人侧目；这座城市的市中心，低矮零乱的
城中村与高楼大厦连袂而存，体力劳动者与白领们在各自的地盘各得其乐；在上海的外
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白人，在广州的外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
三世界的黑人；这座城市的马路虽不适合游行与阅兵，却适合市民逛街、小业主开店；
这座城市充满着现代与活力，却也留存着强烈的传统气息；这座千年通商的口岸，改革
开放的前沿，你可以感受到高度的市场精神和契约意识，但你亦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温
和礼让的古风——广州公交的让座率是我到过的城市中最高的……
有论者说，作为两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曾经的三朝十帝的
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
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与作为近代中
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
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香港始终是广州的一个坐标，两地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制度却大不一样。香港官员与
民众的地位、形象与作为，通过电视新闻和其他渠道，特别是两地活跃的人员往来，传
递到广州官员与市民眼中。香港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接受议员质询与媒体追问的官员
，遵守法纪与维权意识同样强烈的市民，让广州的官员、民众有了比较评判的对象，对
广州而言，香港无时无刻不是一种触动、压力与鞭策。
我相信，这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状态，虽然，广州不是把和谐这个词叫得最响的城
市。“文明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
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互动的公开对话领域”，广州亦没有刻意按照学者
们的指教按图索骥，它就这样接近了。
广州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着容忍批评的空间，在中国城市中，这尤其难得。
常有人强调广州物质上的便利，高度发达的市场，一线城市中最低的房价，温暖的气候
，满目的绿色，良好的服务意识，天南海北的美食，日益美好的基础设施，但我要说，
相对广州的肉身，我更爱它的灵魂。
广州，正是这样一个地理上暧昧的刻度，天高地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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