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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4 | 1 无主之悲
时寒冰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
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
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
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
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
、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
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
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
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
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
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
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
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
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
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
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
“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
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
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
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
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
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
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
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
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
，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
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
成再到红色高棉的恶魔们……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
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
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
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
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
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
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
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
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
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
。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
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
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
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
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
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
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
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
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
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
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
，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
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认可，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
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
，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
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
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
：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
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
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
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
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
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
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
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
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
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
？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
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草于2011年8月2日 |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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