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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12 | 1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
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
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
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
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
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
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
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在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
，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
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
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
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
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
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
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
，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
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
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
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
，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
，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
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香港《苹果日报》副刊2013年9月1日刊登了署名王学昀的文章，题为《和高行健结
婚离婚》。王学昀在文中写道，《苹果日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严家祺《高行健的元配夫
人》一文勾起了她的回忆，由此想到关于她和高行健离婚原因的传闻。王学昀斥责这些
传闻严重失实，并提供了一些她和高行健的生活细节。
《苹果日报》网站截图：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
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
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
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
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
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
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
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在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
，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
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
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
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
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
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
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
，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
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
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
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
，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
，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
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高行健
自二〇〇〇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
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
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
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
。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
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的家
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
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文革
中我父亲工资被扣，母亲没有收入，我曾与高商量寄点钱回家，他却说：“你爸爸养不
起我儿子，我找你做老婆干嘛？”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什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
是根据什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
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
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
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
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
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
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什么作品，靠什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
，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
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〇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
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
（“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
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
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什么揪着
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
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
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幅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
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
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
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
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在跟高离婚多年后，我曾努力忘掉这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没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
后，这段经历竟然换了如此一副扭曲变形的面貌来回访我，令我啼笑皆非。这么多年来
，我也曾试图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发表文章，据说有的媒体根本拒绝刊
登，有的网站登载了两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离婚这部份的内容删除不用，理由很
简单：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办法说清楚真伪，不能刊登一面之辞。
我很理解这些媒体的态度。第一，高是诺奖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话语权不在我手
里，有人对我说：“捏死你就像捏死只蚂蚁”，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高作为
法籍华人获得大奖，华人社会视为骄傲，重提旧事有伤骄傲，实属自讨没趣；三是少数
人可能觉得“妻子告丈夫”最能体现共产制度的邪恶性，宁可信其有。理解了这些，以
后再有人找我询问高从前的事，我一概采取“沉默是金”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谢《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并祝老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作者：王学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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