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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World版 - 施一公、饶毅再次联名投书《科学》 炮轰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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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望东方周刊]
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这篇“檄文”
,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
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因施一公、饶毅两位生物学学者联合撰文“炮轰”,又成焦点。
两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曾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饶毅现
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
授。
这篇“檄文”,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文章指出
,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对中国的科研
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
的发展。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科研人
员又选择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两位学者缘何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不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向《了望
东方周刊》表示,两位教授“炮轰”的原因恰恰在于,二人都有国外学术经历,不愿意
让科研时间荒废在无谓的人际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这篇社论,已于近日由有关部门递给中央高层领导,相关批示,也已经下
达给了科技部等有关部门。
科学界不少人士对施一公“零容忍拉关系搞科研”的态度都有耳闻:曾有从海外归来、
加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问施一公,在中国,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每周应当
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施一公的回复是“一分
钟都不需要”。
当时,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加盟清华大学的施一公认为,年轻科研人员在中国,
一定是可以靠实力崛起的。不过,两年过去,施一公当初的设想明显过于简单。中国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个底层科研人员,如果不
认识人,根本申请不到经费。
“这个圈子这幺小,人家掌握着钱,你要是不听话,你的经费就等着被掐掉吧。”这名
科研人员称。
类此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王小凡告诉本刊,十年来,科技
部为扭转科研基金申请私人关系重于优胜劣汰的现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现在问题不能
说是扩大了,但依旧还存在。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饶毅通过邮件提供了他的解决方案: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应当从
传统人治体制,转向竞争优胜体制。
这几乎与此前历次争论所得结论并无二致,但改革却是方向明晰,脚步驻足不前。正如
《科学》杂志这篇社论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
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行政人员主导分配过程
本刊记者了解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尽管同属国家科研基金来
源,二者却在申请、评审的道路上大相径庭。
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向
本刊表示,基金委员会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
,在科技界的声誉较高。
王小凡也说,基金委支持的项目,多为自由探索性项目,很少有立项环节,也就相应更
加公开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学家进行项目评审。
“科学具有不可预见性,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项
目,却可能成为重大突破,所以,我们更应当让科研自由竞争。”王小凡说。
尽管程序相对而言更加严格规范,但基金委的资金,其实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相
比科技部动辄几千万、上亿的经费,基金委的资金只能说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的公布。饶毅介绍,中长期计划
会选出10~20个大课题,每个课题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这一资助额度即
使在国际上,都堪称巨资,仅一个课题就可能“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
总额、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
真正令学界难以接受的正是这些大课题: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
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为此,早在2004年,饶毅等11名学者就联名给政府高层写信,质疑生物大科学项目:大
型的生物医学计划科研项目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阻碍了良性竞争,扼杀了科学
家的创造性,也严重妨碍了人才培养。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学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学”项目有三大坏处:阻碍良性竞争;
重复建设的项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试验会抑制人才的创造力。
信中还呼吁,国家应当积极鼓励一大批小实验室公平竞争科研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的
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几乎所有这些重大发现都不是在事先预测和计划的科研项目
中取得的。
“官学勾结”
饶毅介绍,科研基金立项方面,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
,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
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
高抒称,限于中国体制,研究员如果弄不到项目,自己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你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人员向本刊指出了这种模式的
弊端: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
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现在有的研究员,一年中花费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拉关系,
申项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与个别官员和科学家拉关系得来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机构的人试图“搞定”。一次项目评审时,他周六下午刚接到通
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
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
“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施一公说。
据媒体报道,2005年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振鹤也曾遭遇过“身份泄密”。泄密前
,他曾给过一个项目否定意见,谁知,项目负责人当即就找到周振鹤,表示周振鹤给的
否定意见,他已经全部看到了。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振鹤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点也不怀疑该项目申请人的态度
是真诚的,但当他在跟我通话时,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
请人做解剖一样。”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
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
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
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
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个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
员有7个项目,经费时间为两到三年。而同样的数据,在美国则是每位研究员两到三个
项目,经费时间四至五年。
“结果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
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研。”饶毅说。而据王小凡调查发现,国内部分科研“
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他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后评估制度
“施一公和饶毅这次写的文章,是一次改革的契机。”王小凡称,科技部的领导最近频
频约见科学界人士,征求改革方案。
而在施一公和饶毅的文章里,也将近期作为打破中国科研基金管理各种潜规则的时机:
(以后)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高抒向本刊记者表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科研项目与个人灰色收入相联系,只要斩断了
这个联系,就如同釜底抽薪,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搞项目”。对于出路,他提出要对研
究人员搞“年薪制”。“国外科技先进的国家,不仅有多渠道的资助,而且用年薪制来
保证科技人员能够过体面的生活。研究项目是为了支持研究的,不是为了挣工分的。”
他说。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所长丁仲礼也对本刊表示:一个国立的研究机构在制度上要明确:单
位经常性的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经常性经费大
于竞争性经费。“国外都是这样的。什么都搞竞争,竞争太多了不是好事,导致很多科
研人员放弃长远性危险性的项目,而选择马上就能出成果的项目。”
在被科技部和中科院人士约见时,王小凡提出,应当将未来中国每年增长的20%的科研
经费,拿来作为改革试点。“这部分钱,要按照学术优劣来分配,要建立好的监管机制
,以及事后评估机制。”
王小凡提及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建立回避制度:评委要“能上能下”,假如申请者中,
有与自己合作过的单位,甚至是自己单位的同事,或者亲戚之类的,就要自动退出评委
职位。
“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约束,还要制度化:评审前要签名保证不存在上述情况;而一旦
被发现,被举报,三至五年里都不被允许再做评委,甚至限制其自身申请科研基金。”
王小凡说。
王小凡称,这个建议到了有关部门后,仍然遭遇抵触,主要是说,有的领域,我们的专
家太少了,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大难题。一位科研人员告诉本刊,一次食道癌项目的评选,来评审的评委里
,居然有研究陶瓷的院士。“这是要批评我们的院士不自重呢,还是感叹找不到足够多
的评委?”
对此,王小凡说,这种情况下,为何不邀请那些在国内没有实验室、没有利益冲突的国
外科学家来做评委?
在事后评估机制上,王小凡建议,前一个项目做得如何,要作为后一个项目能否成功申
请上的前置条件。记者了解到,除了例行的项目汇报制度,在科研项目评估机制上,中
国几乎是缺失的,申请时得跑关系,拉人脉,但一旦申请上,对项目本身,甚至对钱的
监督,就很少了。
“经费申请回来,科研机构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请者再拿走一半,这在前段时间几乎成
为惯例。”上述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也是因此,评委可
以直接打电话给申请者,要求拿走一些经费,“因为他手下的教授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
趣”。
“这是礼貌的说法,你要知道,你能拿到这些钱,是因为人家给了你支持票。你敢不给
么?不给的话,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申请到科研经费了。”这位科研人员说。
而对于王小凡所提建议,这位科研人员称,类似制度,国内并非没有想到过,可如果监
管者尚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计再精致的制度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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