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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作者：赵一凡 时间：2011-3-14 来自：中国思想论坛 阅读：1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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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
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
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
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
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
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
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
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
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
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
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
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
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
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
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
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
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
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
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
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
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
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
、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
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
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
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
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
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
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
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
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
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
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
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
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
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
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
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
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
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
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
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
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
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
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
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
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
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
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
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
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
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
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
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
、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
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
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
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
，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
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
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
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
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
，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
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
、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
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
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
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
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
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
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
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
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
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
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
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
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
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
，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
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
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
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
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
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
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
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
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
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
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
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
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
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
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
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
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
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
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
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
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
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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