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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发帖数: 22479 | 1 一
英国人密尔的《论自由》，最早由严复译介进入中国，初名《群己权界论》，时在清光
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那是文言文的时代，严复笔下的“自由”，均以“自繇”
出之。他在“译凡例”中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
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
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页7）
严复认为，自由讨论的不是“独居世外”之特例，针对的是熙熙攘攘之常态，熙熙攘攘
自然涉及群己关系，“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
，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同上），以此理解，将《论自
由》译为《群己权界论》，倒也贴切。问题在于群己关系并非简单的人际关系，“群”
而有团体、有组织、有社会、有政府、有国家。群己之间，强弱悬殊，虽有界限，不守
分际，又当如何？边界岂不是虚设？
二
严复针对不同政制之下的群己关系指出，“贵族君上，……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
肆虐。”（同上书，页9）显然不符合密尔的原意。密尔在《论自由》的引论中指出，
“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在人们意想中（略），统治者必然处
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相敌对的地位。”（《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页1）他认为，政治权力“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
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同上书，页2）
在他看来，统治者是对人民自由的天然威胁，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那么，统治者
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族或
一个世袭阶级，……”（同上书，页1-2）在林林总总的政治学著作中，说法并不统一
，政府、国家、社会皆有之，最初的说法以政府为多，姑且以政府称之。政府用来对付
自己的臣民，自然构成对于臣民自由的直接威胁。
密尔在此作了一个比喻，为了避免群体（或谓羊群）遭到“鸷鹰”的伤害，需要一个比
那些“鸷鹰”更为强大的“鹰王”来提供保护。殊不知，这“鹰王”本身也会伤害羊群
。羊群在躲避“鸷鹰”伤害的同时，还要防范“鹰王”的威胁。由此可见，政府对于自
由的威胁，与鹰王威胁羊群的情况类似，这种威胁主要来自同一社会内部。
三
从逻辑上说，民众有民众的自由，政府有政府的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与民众，
强弱天壤，地位悬殊，他们之间那条不得妨害他人的篱笆，对于缺乏制约的权力，简直
形同虚设。在政治实践中，最早挑明政府威胁自由的，并从政治实践中予以解决的，其
实是立国初期的美国政治家。
杰斐逊与麦迪逊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也都有过担任美国总统的经历。他们十分清楚权
力对于民众自由的侵蚀与伤害。杰斐逊指出，“在普天之下的一切政府当中，究竟是什
么东西摧残了人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是把所有的管理和权力包揽集中为一体。”（《里
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17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对新生的美国进
行制度设计时，才采纳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善于权力分立的学说。
麦迪逊进一步阐述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我认为，比起暴力的和突然的篡夺来，那些
当权者以缓进无言的侵蚀方式，剥夺了人民的更多自由。”（同上）麦迪逊在这里阐述
的是权力伤害自由的方式。这种伤害，显然不同于战争与革命对于自由的消灭与剥夺，
不过，其指向十分明确，侵蚀人民自由的也正是“当权者”。
四
时光进入20世纪，人类对于政府威胁自由的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12年9月，美
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指出，“自由的历史是反抗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是限制政府权力的
历史，而不是增加政府权力的历史。”（《权力语录》，丹尼尔·B·贝克著，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4年，页129）这段讲话阐述了政府与自由的实质关系，二者之间是对抗
的历史，解决之道是限制政府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1910年代，中国有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竟然也接受了域外
的自由思想，至于他后来的思想演变与政治实践如何背弃他的初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位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青年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
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
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
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页151-
152）
毛泽东谈的“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同义。不同之点有二，一是他将对于自由的威胁
称为“压抑个人，违背人性”；二是他认为威胁自由者，从古代的三纲（君为臣纲、父
为子纲、夫为妻纲），到当时的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同为天下之恶魔”。这
段论述，结合了欧洲的自由价值与中国的现实国情。虽然文字有些逻辑交叉，在他的语
境里，君主、国家显然都属于政府的同义词。
五
20世纪30年代，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在欧洲，不仅出现了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也出现了斯大林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权。二者形式不一，但其机制相同，都表现为政治
权力对于民众自由的威胁与剥夺。在这个阶段，何者才是自由的最大威胁，人们看得更
加清楚。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先生，1930年11月，他在《胡适文选
》自序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
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
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年，P511-512）胡适所能做的是对人们的呼吁，他呼吁人们抵制政府对于
个人自由的侵犯。
1933年，德国开始了黑暗的纳粹统治时期。当年3月11日，身在美国的著名科学家爱因
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他宣布：“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
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
。”（P106）1933年4月5日，他对自己的决定作出了解释，“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
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页107）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政府权力的威胁时，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只要条
件许可，个人所能做的是，“用脚投票”，避而远之！这种办法至今仍为人们所采用。
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是战胜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但却涌现了一批自称社
会主义的政权，而这些政权的建立，大都以苏联的极权模式为蓝本。“二战”给予人们
的教训是深刻的，那就是对于极权主义的警惕。极权主义不仅严重威胁个人自由，这种
不受制约的权力也是潜在的战争策源地。对于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研究与反思，英籍
奥裔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是代表人物之一。1944年，哈耶克指出，“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
导者来说，这个词（指自由——笔者）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
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惟命是从之
外别无选择。”（《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30）
1948年10月，“二战”时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他在一次演讲时称，“仅仅了解怎样赢得自由，这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警
惕对自由的所有威胁……危险之一来自于权力过多地集中于任何个人和集团手中……（
这些权力的）任何一项，一旦获准占据支配地位，就会如同集中于国家政治首脑手中的
权力一样，完全有能力破坏个人自由。”（《权力语录》，页134）这个经过枪林弹雨
的军人，在政治领域中，同样体现了十分深邃的政治见解，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当选美国
总统的原因之一。
1949年5月，鉴于“二战”后东欧出现的一批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政权，爱因斯坦作为
社会主义一贯的同情者，清醒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
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
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
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
P273-274）爱因斯坦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也是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政权纷纷倒
台的重要原因。
七
安·兰德（1905年－1982年），美籍俄裔学者，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兰德12岁，她父亲的药房被苏联政府没收充公，全家逃至
克里米亚。1921年，俄共攻陷克里米亚，兰德被迫烧毁日记，以免其反苏言论被发现。
1924年10月兰德大学毕业。1926年2月，她持探亲签证抵达美国，长期居留纽约，终身
再未返回苏联。她由于对于苏联极权主义的亲身经历，形成了拥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反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观点。
1964年，安·兰德指出，为什么是政府而不是别的事物“对人权造成了最大的潜在威胁
”？原因在于“它拥有合法的垄断权来对那些在法律上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使用暴力。当
政府不受个人权利限制和约束时，它就是人类最致命的敌人。”（《自私的德性》，华
夏出版社，2007年，页96）她由此作出了一个结论性判断：“人的权利有两个潜在的侵
犯者：罪犯和政府。”（同上书，页93）
她以自己的身世现身说法。安·兰德写道，“政府没有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却正在
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政府不是在保卫自由，而是在建立奴隶制；政府没有保护人们免
受动用武力者的侵害，却正在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和高压政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
黑暗的时期，这是暴力统治的阶段。”（同上书，页114）这种说法，对于苏联历史上
的肃反运动及古拉格劳改营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括。
八
有人认为，苏联极权主义体系的崩塌与解体，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
里应外合的结果。不过，里根作为美国第40任总统，却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主义色彩的
政治家。2005年，“美国在线”举行“最伟大的美国人”票选活动，里根竟然名列榜首
。1989年1月，里根卸任总统，他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指出，美国宪法是以“我们人民
”开头的，因此，在美国，是“‘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而不是政府告诉‘我们人民’
该做什么。‘我们人民’是驾驶员——而政府则是一辆汽车。‘我们人民’决定它行驶
的方向、道路与速度。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是告诉人民享有哪些特权。而在我
们的宪法中，‘我们的人民’是自由的。”“我们再次提醒了人们，除非政府的权力受
到限制，人类就不会是自由的。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同物理定律一样简单明了。可以
预料：政府膨胀一分，则自由收缩一分。”（《权力语录》，页141。译文略有差异）
自由体现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之中，此消彼长，而需要限制的只能是政府权力。
九
什么是自由的威胁？上述引证是明晰的。不过，在这些论述中，人们对于威胁自由的因
素，往往冠以不同的称谓，比如政府、国家、社会、统治者、政治首脑等等，不一而足
。就其实质来看，这些都可归为“政治权力”。客观地说，在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国家
里，国家、政府、社会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也是在安·兰德的著述中往往对这些概念不
加区分的原因。
法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他的《常识》一书，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经一纸风行。
他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清晰的认识，“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
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
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3）可见，在潘
恩眼中，政府与社会是对立的，政府是政治权力的体现，而社会却不是。
其实，不仅社会不同于政府，国家与政府也同样有区别。里根这样界定国家与政府的关
系，他在美国第40任总统就职演讲时指出：“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一
个拥有国家的政府。这一点使我们在世界各国中独树一帜，我们的政府除了人民授予的
权力，没有任何别的权力。……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要取消政府，而是要它发挥
作用——同我们一起合作，而不是凌驾于我们之上；同我们并肩而立，而不是骑在我们
的背上。”在他眼里，政府不过是按照人民意志组建的、服务于人民的政治工具，既不
等同于国家，更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
十
如何限制权力对于自由的威胁？密尔指出了两条途径。就这段文字而论，许宝骙的译本
比较啰嗦，姑且采用孟凡礼的译本：“其一，让某些可称之为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豁
免权获得认可，统治者若侵犯这些自由或权利即被视为无道，一旦其真的有所侵犯，人
们的个别抵制或普遍抗争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其二，……即宪政制衡的确立，使得统治
权力某些重要措施的实施，要以得到群体或被认为是代表群体利益的某种团体的同意为
必要条件。”（《论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这两条途径都是人
们熟知的宪法原则，一是确认公民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二是重要决策须经过人民
授权的代议机构的同意。
然而，仅靠这两者还不够，在政治设计上还必须实行以下两条：一条是马克思、恩格斯
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
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
社，1973年，页12）而在我国目前普遍实行的“等级授职制”，代替了革命导师所高度
赞赏的“普选制”，因而“是根本违反公社精神的”（同上书，页57）。一条是习近平
指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项指示不应停留在指示与讲话层次，而应上
升为国家法律，成为对国家政治领域的普遍要求；更不应只把一部分人的权力关进笼子
，却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视为例外；在“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必须“把权利从制
度的笼子里释放出来”。没有后者作为前提，前者就是一句空话。 | D***I
发帖数: 19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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