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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
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
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
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
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
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当砍。
扬州十日时，江南居民只要遇见一个满洲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
，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年，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
！”这些人便战战兢兢，无一敢动。此清兵便押着这些人青壮年赴屠场，其间无一人反
抗，一人敢跑。至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南京大屠杀时，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国军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
有换了兵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众手齐指那些师
长团长们。但结局却无异，指人者与被指者统统一死。有人说南人文弱，故由着清兵造
次，其实北人也扯淡，抗战时的山西农村，经常是一个鬼子撵着全村人团团转，让跪下
就跪下，说趴下就趴下。
梁实秋《排队》一文中道：抗战以前，人们在车站购票不排队。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门
火车站后，秩序从此改良许多。何以然？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来回巡视，看有插
队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声不响排在了队尾。为此，梁先生悲然诘问：“难
道中国人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发或被迫的汉奸
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绝望的前提，奴性实则汉奸的基础，奴性越深，汉奸越多。
读史的周作人说过一话，意味深长：“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
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读史令人心碎，少年读史，义愤填膺，
成年读史，便有周作人话里的滋味了。
崇祯挽残局，无奈六下罪己诏，“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此话甚是，问题在下层，根
源在上面，“朕为民父母，民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过矣。其实也不在一
君一朝，在制度。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
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
们轮流坐庄，浑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
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世界第一，
却不堪一击。何以然？费正清认为，制度落后和官场腐败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从
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
织的贪污集体。”后来有人将国人状况描述为一盘散沙，以为有了铁腕领袖，有了铁幕
制度，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焕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铁不成钢而愤愤然：“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无恶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国人更坏
吗？他们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吗？为泄愤去幼儿园杀幼儿了吗？把化学污染物压进地下
水了吗？饿死过上千万本国人民吗？出卖过国土吗？为援助外国人牺牲过本国人吗？官
员轮奸过本国幼女么？迫害过为国家而战而被俘的人吗？毒死人的企业官员不谢罪反升
官了吗？”
国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
飞，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不可谓不痛。然大几十年过去了，现状是否改观？多数人
持悲观态度。作家刘震云接着说：“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
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
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民族主义极易煽动，你可以借势力用之抵
制日货，甚至可以砸毁日系车辆，然谁有能力改变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除夷狄对华夏的荼毒，多数时
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外人，只是家丑不可
外扬，史料中难免遮遮掩掩。
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
，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
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时代真的仁慈了，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停止了，却将精力
与用心全然转到了经济上的巧取豪夺、蚕食鲸吞。
鲁迅还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
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出现“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
去，恐比他还贪”，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竟是晚清最为廉洁
高效的部门。这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终要归结到制度的设计。
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在一次采访中说：“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
只贪图私利。拿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
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
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此话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说出，意味深长，较之匪，官
之祸尤重。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喟叹：“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
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
收藏中国现银。”认为这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先生将国人之智严重低估了。后生
韩寒之言，每有睿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
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官员是体制的代言人，民众与官员的矛盾，说白了是
与体制的对立。
以前大多数人歌颂的制度优越性，原来优越的只在少数人，现在着意强调的是特殊性，
特殊的还是那个超越宪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阶层。既如此，即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有多少
善意，上层就有多少邪恶，民间有多少期待，官方就制造多少绝望了。“因为他们邪恶
，我们才要正直；因为他们残忍，我们才要善良；因为他们阴险，我们才要光明；因为
他们无耻，我们才要高尚。”
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人格力量改变国民性，但毕竟不切实际，最终要以制度为
之。李光耀对邓小平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
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
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
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戈尔巴乔夫似乎也知之，为此不惜壮士断腕，明志断指，“我们要成为现代文明整体的
一部分，同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共处”。
上层说：“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 | T**********e
发帖数: 29576 | | o**y
发帖数: 3065 | 3 都是事实，大部分中国人不是被洗脑，就是不愿意承认。能再投胎的话，没几个人来世
还要做中国人 | C*****5
发帖数: 8812 | 4 国耻多没关系。以后都是要还的。
还完了就不这么惦记了。 | r******g
发帖数: 691 | 5 又一篇用自恨来粉饰侵略的公知帖子。貌似公允，实则野蛮。motherfuc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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