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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9846 | 1 作者:何清涟
2013-07-05 07:40:23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
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万人联署要求
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
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
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
“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
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
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
以然。
其实，埃及2011-2013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
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
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4月底开始的反
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
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
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尔西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
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
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
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
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
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35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13.2%。失业人口中，33
%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
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
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
，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
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Dalia Ziada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
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80余年历史、在
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
的青年反对派。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
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
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
，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
，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
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
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
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
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
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
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
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
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90年代的繁荣景象
）。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
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
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
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
”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
”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
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
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
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
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2011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
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GDP约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
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
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年1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
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
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
的过程”，埃及2013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
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
”。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染
、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
“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
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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