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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概述了比利时史学家Henri Pirenne的观点：“野蛮人”不野蛮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断裂和“黑暗时代”的来临。野蛮人不是来摧毁
罗马文明，而是来享受这一文明的果实，进而保存了这一文明。真正的“断裂点”，是
伊斯兰势力西进，到八世纪控制了北非和地中海，切断了罗马世界传统的“内湖”和贸
易航路。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不得不退缩内陆。贸易、货币、文字都渐渐丢失。这时才是
所谓“黑暗时代”。也就是说，Henrr Pirenne把“黑暗时代”的来临从五世纪末推延
到了八世纪初。
那么，“黑暗时代”是否黑暗昵？二十世纪的另一批史学家，对“黑暗时代”这个概念
本身提出了挑战。据说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曾对他的学生讲：“到公
元一000年时，欧洲的基本工作已经完成了o”（转引自Mitterauer，XVI）意思是，构
成现代欧洲或者现代西方的基本要素，到那时已经造就。此言虽然有故作惊人之夸张，
但也概括了西方学者中渐渐形成的共识：从西罗马灭亡到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一传统
史学中所谓的“黑暗时代”，恰恰是现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框架的形成期。
我们不妨对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检视。罗马帝国饱受“野蛮人”攻击之前就东西分治
。从一开始，东罗马帝国就是比较富庶强盛的一方，成为帝国的中心。日耳曼将军奥多
亚克废除了最后一位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后，之所以要把皇帝的权杖献给东罗马帝国，号
称自己是代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就是因为在传统上，罗马帝国的真正统治核心在
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在这个意义上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不过是罗马帝国失掉了一半
领土，甚至是相对不重要的一半领土。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习称的拜占庭帝国，又
继续存在了一千年左右。
这一格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比较机会。罗马帝国到公元二世纪达到顶峰后就
开始衰落。这期间虽然多有起伏，但衰落的大趋势从来没有能够逆转。西罗马帝国的灭
亡，使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混合杂交，创立了相当独特的封建体制。这包括国王和贵
族或封臣之间个人化的纽带，领主经济和地方社会的自立性，教会的神权对王权的制约
以及其限定王权所发展出来的宪政因素等等。所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虽然引起了政治
秩序的混乱，但也刺激了新制度的生成。东罗马帝国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源和相对容易防
御的地理位置，免于了“野蛮人”的征服，继续维持着帝国的权威。但这种帝国体制并
无法扭转自二世纪以来的衰落大势，反而导致了制度的僵化。乃至到了十三世纪初第四
次十字军东征时，来自四分五裂的西罗马帝国故地的骑士们，竞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以
自己扶植的拉丁皇帝取代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虽然讲希腊语的拜占庭皇室很快复辟，但
东罗马这一统一的帝国，面对西方各色小王国和天主教廷，已经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
还手之力。到十五世纪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皇帝如同叫花子一样忍辱负重
地到西方求助，最终也没有避免被奥斯曼征服的命运（拜占庭帝国与天主教西欧的关系
，可参见Donald M. Nicol的著作《拜占庭与威尼斯》）。换句话说，罗马帝国延续下
来的一半，遭遇的是拜占庭式的命运；被野蛮人征服的一半，则最终演化为现代的西方
。
这一事实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西方人并不把古希腊、罗马当作西方文明的“主体”
。在他们看来，现代意义的西方，并不是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的“继承”，而是在
所谓的“黑暗时代”中生成的。是这个“西方”，后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古希腊罗马
的文明进行了“吸收”。
那么，把过去的“黑暗时代”突然抬到如此高度，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呢？我们不妨从经
济、社会组织到政治结构一层层地分析。
美国技术史学家Lynn White Jr.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力倡“中世纪农业革命”说。他
指出，人们之所以维持着对“黑暗时代”的偏见，在于过度注重上层社会，而忽视了大
部分人口的生活和经济形态。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多属于统治阶层的财产。日耳曼
人的征服，导致了统治阶层的更迭。上层社会的秩序当然受到严重的破坏，文化艺术跟
着衰败。但是，整个罗马帝国末期，经济低迷，人口萎缩，衰势难以逆转。真正的生机
，还是在“野蛮人’到来之后。所谓“黑暗时代”领主庄园里的一个普通农奴，其生活
水平比起罗马帝国的无产者都明显要高。这是一系列的“农业革命”所造就的。这种革
命包括重犁的发明、新作物的引进、三分地和休耕制度的形成，乃至马匹、水力、风力
技术所带来的“能源革命”。这些变化，当然没有产生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米开朗琪
罗等文化巨人，而主要是在无文字的阶层中展开。但是，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这是社会
最根本的进步，致使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并且使劳动力获得更
充分的雇佣。这也是公元一000年后欧洲人口迅速反弹的基础。当然，这一切，都和“
野蛮人’密切相关。
Lynn White Jr．在一九六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迁》一
书中，系统总结自己的研究，称现代西方的技术优势是在我们所谓的“黑暗时代”所奠
定，力创一派新说。他后来还强调，天主教的“能动性格”(activist character)，为
技术创新提供了心理基础。这方面的文章大多收到他的论文集《中世纪的宗教与技术》
中。他甚至把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归结于中世纪的进取创新的传统。大力鼓吹防止
地球暖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特别对他的理论提出反驳。可见其影响之大。总之，
Lynn White Jr.对“黑暗时代”的颠覆是彻底的、全面的。从最基层的农业经济到宗教
文化，无不涉及。他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代表了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的重大倾向。比如
，法国史学家G．Duby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著作，强调中世纪的技术
和经济进步，成为欧洲的权威学说。这些学术努力，使人们对中世纪的看法大大改观。
不过，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到七十年代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也深受影响。直到今天，中国知识界对四十年代以前以及八十年
代以后的西方学术还相对熟悉些，对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学术则多少处于“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状态。所以，尽管Lynn White Jr.、G.Duby等几十年前的学说到今天已经
有修正之必要，其基本构架仍有着巨大的解释力，并且是中国学术界相当陌生的。我不
妨仅仅选择其中几点与本文相关的要点加以介绍。
下表中的人口数据，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讨论起点。(以下两表均转引自Maddison，
32)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事实：欧洲公元二OO年前的人口发展，是罗马帝国前两百
年最繁荣时期的写照。自此之后，人口不断下降，反映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这种下降趋
势，一直持续到公元六00年，其间并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的灭亡而出现大
的波动，说明“野蛮人”的入侵并没有加速人口的衰减。从公元六0O年开始，人口呈加
速度的反弹，到一0OO年时几乎接近了罗马帝国鼎盛期，一二O0年则远远超出罗马帝国
的鼎盛期。到一三O0年，西欧人口竟比罗马帝国的高峰时期人口还要高出一倍多。一四
OO年人口的下降，则体现了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所造成的祸害。这时正好也进入了文艺
复兴时代。另有中世纪专家得出大同小异的估计：欧洲人口在九五0年时为二千二百万
，到一三00年为五千五百万。这意味着140%的增长（转引自Comet，II，footnote 2）
，一三OO年左右的人口高峰，无论是前面的罗马帝国，还是后面文艺复兴，都远远无法
与之相比。
所谓“黑暗时代”，最早是意大利人文学者彼得拉克在一三三O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以
描述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他以前的时代。“中世纪”这个词汇在拉丁文中第一次出现，
是在十五世纪，所指的也是类似的时代。总之，两个词汇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概念，大
致可以互换使用。这种概念，如同希腊罗马的“野蛮人”的概念一样，所揭示的不是对
概念所指的现象的理解，而是不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往往把与自己不同、讲话听不
懂的异族，都统称为“野蛮人’。至于这些“野蛮人´’究竟如何生活、彼此有
何异同，都不甚了o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发现了古典文化，觉得自己获得了文化新
生，于是，就把自己和古典之间的时代统统称为“黑暗时代”或“中世纪”。所谓“黑
暗”所揭示的，恐怕更多的是这些人文学者们自己的两眼一抹黑，看不清那段时期究竟
发生了什么。当十九世纪的学者渐渐从这种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走出、发现了中世纪文
明的巨大成就后，“黑暗时代”慢慢被限定为“中世纪早期”，大致时限为公元三00至
一0OO年。二十世纪，随着中世纪研究的突飞猛进，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黑暗时代”的
概念几乎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3到7世纪)、“大移
民时代”(300-700)等概念。前者着重于揭示罗马帝国的衰落，后者聚焦于日耳曼人的
民族移动所产生的冲击。这两个概念虽然都仅仅涉及了历史的某一个片面，但至少透露
出对所描绘的时代或现象的理解。即使采用对“黑暗时代”最狭隘的界定，即三OO至-
OOO年之间的“中世纪早期”，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公元六00至一OOO年的人口增长速度
，比罗马帝国最强盛的头二百年还要快。公元一000年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则比罗马帝
国强盛期快四倍多。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前，人口规模主要是被粮食生产所制约，没有
农业的进步，就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另外，战争、疾病等原因，对人口增长也会产生很
大影响，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如粮食这个因素那么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人口增长一般都
是繁荣的直接体现。从上述人口数据上看，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地说，到公元六OO年后
，欧洲获得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比罗马帝国的前二百年还强大，延续的时间也长得
多。特别是在十至十三世纪之间，农业经历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
Raepsaet，55.)难道这不意味着一个文明顶峰吗？
中世纪的辉煌，已经为西方史学家所公认。但如何解释这些业绩，则众说纷纭。G．
Duby直截了当地把人口增长和开垦土地的边疆精神当作黑死病前中世纪的欧洲的特征。
另有学者称土地开垦不过是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或公元一000年后的气候暖化有助于
农产量的提高。还有学者承认，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古代世界陷入不可逆转的社会衰朽，
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确立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但最引入注目的解释，还是中世纪的技术进
步。(Comet，Il.)
说到技术进步，首推是新作物的引进和普及。这里特别突出的，是有别于小麦等传统农
业“基础作物”的“第二代作物”：黑麦和燕麦。这两种作物本来属于和传统谷物共生
的杂草。当气候变冷和雨量增加打击了传统谷物的耕种时，这两种作物开始在中欧地区
流行。其中，黑麦对冷、热、旱、涝的抗拒能力都非常强，对土壤肥力的破坏比起小麦
来也小得多，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另外，其成长速度快，成熟期短，对刚开
垦的土地适应力强。这些品质都导致了黑麦在北方的流行。燕麦对土壤要求不高，喜湿
冷的气候，虽然对于酷热、冬寒等则比较敏感，但作为北方典型的夏季作物还是颇为适
宜欧洲的环境。另外斯佩尔特小麦(spelt wheat)也曾在古代后期流行过一段时间，但
到了水磨普及后，因为产后加工相对昂贵而被淘汰，影响不及前两种作物。
黑麦和燕麦本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外种植，后来被引入边境内侧，使“大日耳曼地区”成
为罗马和日耳曼农业传统的交汇点。这大概受到罗马边境大量屯兵的刺激。特别是骑兵
的存在，使人畜都需要谷物。不过，这两种作物的盛行，还是在西罗马帝国崩解以后。
五世纪末，黑麦在法兰克人统治的北高卢大量种植（另有学者认为公元前一世纪黑麦就
在高卢地区出现，但公元四、五世纪开始流行。在法国北方，黑麦的推广在西部要比在
东部快。Comet，l6 -17．)。在中南欧洲，黑麦的普及总和法兰克人的扩张相伴随。在
阿尔卑斯山以北、莱茵河与塞纳河之间，这两种作物在法兰克帝国的腹地扎根。(
Mitterauer，3- 5.)在当时的欧洲，小麦是上层社会的谷物，价格很高。黑麦为普通百
姓特别是穷人的食物。燕麦则在一些地区被用来作面包，但更多的似乎还是用于饲料，
特别是马饲料。(Comet，15 - 17.)这和我们后面要讨论的马在农耕和交通上的普及不
无关系。
与新作物密切相关的，就是三区轮作制(three field system)渐渐替代了两区轮作制(
twofield system)。关于三区轮作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八世纪下半期，但有些历史学
家认为这种制度在六或七世纪就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施行。两区轮作是指一半土地耕种
，一半土地休耕，以恢复地力。三区轮作则把土地一分为三：用三分之一的土地在秋天
种植冬季作物，如小麦、黑麦、大麦等等；用另外三分之一在春天种植夏季作物，如燕
麦、大麦、豆类等等；最后的三分之一则用作休耕地。这种耕作制度，比起传统的两区
轮作有几大优势：第一，一年有三分之二而非一半的土地用于耕种，增加了农地使用效
率，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了产量；第二，对劳动力进行了更合理的分布，不仅冬夏两季的
农活均匀，等这两季农活完成后，农夫又可以对休耕地进行翻整，第三，因一年之中在
不同时期耕种不同作物，当某一季度遭遇自然灾害时，就不至于毁掉全年的收成，大大
减少了损失；第四，休耕地和收获后土地用于放养牲畜，不仅增加了农用牲畜的数量，
也为土地制造了大量肥料。(Mitterauer，5-6．)
另有些学者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认为三区轮作未必大规模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
因为秋天播种的冬季作物价值较高，但仅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春天播种的夏季作物多
则是比较廉价的谷物。比起用一半土地集中耕种小麦等贵重谷物来，增益并不明显。尽
管如此，这些学者也承认，这样的制度大大降低了自然灾害的风险，在农地的扩张不断
挤压牧场的情况下，饲料作物保证了农用牲畜的数量。
根据最为谨慎的估计，三区轮作制度最晚到十三世纪稳定确立下来。另有些学者则大胆
一些。他们发现，在七六五年和七七一年以前，春种的记录非常少。但自此以后春种记
录则频繁出现。(White Jr．1940，152，footnote l.)这大概意味着在八世纪晚期，三
区轮作的一些轮作要素已经具备了o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对三区轮作的普及率和时间框
架很难确定。一些考古发现证明，在法国地区，十世纪以前居民们的食物包含着大量肉
类，但自此以后谷物的比重急剧增加，到了十二、十三世纪，谷物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
到八十的卡路里。“谷物化”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Comet，15，29-30.)这些都意味
着深刻的农业革命。
在耕垦技术上，重犁和畜力的使用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古代欧洲普遍使用的是一种
轻犁，或称ard。其结构是一根大致垂直的木柱，底端装有犁刀，另有一根向前伸的大
梁与木柱交接，由畜力牵动这根大梁来耕作。这种简单的结构，使犁刀仅能在地上划出
一道浅沟，故又称浅耕犁。重犁则要复杂得多，装备有犁刀、水平犁铧、犁壁等部件。
这种重犁能够有效地深耕，把土壤翻起搅碎，而不是浅浅地划出一条浅沟，进而特别适
用于湿重的河底土壤。传统的耕犁因为犁得太浅，经常必须进行交叉犁地，即先纵向犁
一道，再横向犁一道，相当费工。重犁则犁一道即可完成，特别适合三区轮作制中条状
带土地的耕种。更重要的是，重犁因为体重耕深，需要更大的力量驱动，农夫们经常必
须把他们的牛凑在一起集体耕种。这不仅强调了畜力的运用，也为中世纪集体协作的庄
园经济打下了基础。
另外，古代欧洲畜力的运用非常缺乏效率，大多只知道轭式挽具。这种挽具很适用于牛
，却不适用于马。到了九、十世纪之间，现代的马轭（颈圈）、纵式轭具、马掌等被发
明出来，使马匹得以在农业中大量使用，渐渐代替了缓慢的牛耕。显而易见，马能够有
效地牵引重物后，对物资运输的效率提高恐怕更大。在Lynn White Jr.看来，十一、十
二世纪马给欧洲提供的畜力，和蒸汽机在工业革命中带来的变化可以相提并论。公元一
000年以后欧洲的高速增长，和马匹的使用密切相关。(White Jr. 1940，153-155. 需
要指出的是，后来的学者对这些“技术革命”的说法进行了许多修正。比如，一些新技
术因素在古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在耕种中以马代替牛未必就是进步。每个地区，在不同
的时代都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和经济状况决定使用什么技术。这方面的修正理论，详见前
引的Raepsaet的论文。）
以上所涉及的，还仅仅是谷物的种植。在谷物加工过程中，磨坊的出现则是另一个重大
突破。古代欧洲就有磨坊。不过，所使用的磨全是横轮式的。中世纪的磨坊，则采用的
是纵轮磨，效率提高了许多。在八到九世纪，磨坊在法兰克帝国的腹地非常集中。水磨
受到水力资源的限制，即使在临河的地区，水流也因季节有所不同。风磨的出现，则可
以和水磨互相补充。欧洲风磨最早的范本，大概出现于一一八0年的诺曼底。随后迅速
扩张。磨坊的兴起，刺激了欧洲人饮食的“谷物化”，直接导致了面包的流行；同时，
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因为磨坊的资本投入大，特别是水磨除了建造费用外，还要
掌握水权，一般都是领主兴建，然后对前来磨制谷物的农民收取使用金。(White Jr．
1940，153 - 155．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的学者对这些“技术革命”的说法进行了许多
修正。比如，一些新技术因素在古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在耕种中以马代替牛未必就是进
步。每个地区，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和经济状况决定使用什么技术。这方
面的修正理论，详见前引的Raepsaet的论文。）一方面，领主在这里确立了某种经济垄
断，另一方面，磨坊也成为庄园中的聚会地和市场，甚至讨论社区事务的“公共空间”
。领主经营的烤炉，也是寻着同样的逻辑。这大大强化了领主的庄园经济。这种社会结
构，对于三区轮作的组织效率具有重大的作用。
用White Jr.的话来总结，中世纪的辉煌，首先不在于哥特式教堂，也不是经院哲学，
而是农业革命中的畜力、水力、风力从十一、十二世纪开始迅速取代了人力，结束了建
立在奴隶的廉价劳动之上的罗马经济体系，使欧洲走向了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道路。(White Jr. 1940，155 - 156；)后来的学者则特别强调市场，贸易和城市
化的作用，认为贸易和城市化增加了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提高了粮价，使农业生
产更加市场化，使利润刺激对农业的投入。但这种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马在内陆运
输中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交通效率，整合了城乡经济。
当然，中世纪技术革命有着非常丰富的面向。系统讨论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比如，
风力和水力并不仅仅用于磨坊，也用于酿酒业和纺织业。马具的改革不仅增加了马匹在
农业和交通中的运用，也提高了军事技术、塑造了中世纪的骑士。甚至住房的建造和取
暖方面，也都有着革命性的突破。上面所讨论的，主要是和农业有关的若干要点。因为
那时的欧洲主要是个农业社会。农业技术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
那么，这些技术革命从何而来，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就需要借助“大移民时代”(
300-700)的观念了。
“大移民时代”，指的是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南下，打乱了以地域组
织人口的罗马世界的秩序。考察上述技术进步，基本全是以这些民族的迁徙为转移。因
为日耳曼民族本身在进入罗马世界以前没有文字记录，许多细节尚不清楚。但根据罗马
世界片段而且片面的记载，辅以各种考古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些日耳曼部族大
多处于初期的农业社会，并非匈人等游牧部落。不过，北方日耳曼地区经济比较落后，
人口稀少，缺乏发展农业的动力。等这些日耳曼部族迁移到罗马边境附近，就和罗马那
种以小麦、橄榄等为主干的农业传统发生碰撞。因为边境地区大量屯兵，特别是许多日
耳曼部落要为罗马服务，粮食需求提高。开垦土地、提高产量等等，就成了紧迫的使命
。后来欧洲庄园制度的流行，和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有人称为“大开垦”）有重要
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农业革命”，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具体的时间地点不容易确
定，但我们大体可以说，“农业革命”的核心主要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法兰克帝国的腹地
，也就是今日法国和德国等地。三区轮作中的新作物比较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在南方
则效益不大。在时间上，大致以八世纪末卡罗琳王朝时代为开始，—直持续到十三世纪
。到十三世纪末端，欧洲人口达到前近代的顶峰，一直到工业革命前后才被超越。欧洲
日后的工商业都有巨大进步。但是，在一五O0至一八五O年间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发
生前，这第一次“农业革命”构成了欧洲经济的一个高峰。
可见，我们无法把日耳曼人的南下描绘为文明的毁灭，也不能仅仅认为日耳曼人保存了
罗马文明。日耳曼人带来了一场革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经济重心。Peter Heather
在《帝国与野蛮人：罗马的灭亡与欧洲的诞生》中，对“大移民”的观念进行了相当充
分的发挥。在他看来，传统上有两种移民理论。一是精英替代论，即移人的征服者替代
了传统的统治阶层，而不触及被征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一是层进论
，即小规模移民，使移民集团比较和平地融入原住民中。日耳曼人的南下，突破了这两
种模式。其移民的基本单位，至少有一万名武士，外加亲属家人。也就是说，一个移民
集团可以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几个集团相加，就可达数十万人。这种规模的人口迁徙，
不可能仅仅到被征服社会进行“精英替代”，也不会无声无息地融入原住民中。当然，
更没有证据表明“文明毁灭”，即对原住民进行种族清洗。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
是日耳曼人是在罗马人口锐减、人力资源紧缺的过程中进入的。这些骁勇善战但急需寻
找食物和土地的日耳曼人，及时填补已经成为空架子的罗马军团，并在被遗弃的土地上
定居，和罗马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和合作关系(Bendix，23.)。所以，这种迁徙的结果，
只能是对罗马社会根本性的改造。
从地缘上看，阿尔卑斯山北面罗马帝国边境的周边地区，本来因为农业生产落后，难以
支持大量人口。日耳曼部族的规模也比较小，当他们为罗马效力时，罗马经常通过粮食
供应对之进行操纵。更早时期，罗马人向北征服之所以很快终止，也是被资源供应的“
自然边界”所局限。可见这里并无建立庞大的政治架构的资源。但是，到了五世纪以后
，欧洲的中心就离开了地中海，而移至阿尔卑斯北面的易北河和大西洋之间。作为罗马
帝国边界的莱茵河，正好在这一广大地区的中央穿过。原来的边疆演变为中心地带。那
里的日耳曼人，通过与罗马的互动，特别是为罗马提供的服务，慢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
经济资源，得以发展出更加复杂政治组织结构，建立了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虽然这些
在罗马边境崛起的部落，没有一个大到足以挑战罗马帝国，但由于背后匈人入侵的推动
，都不约而同地大举移人罗马帝国境内。这就使帝国难以招架，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
的灭亡。(Heather，361 - 371，598 -605．)
这一过程不仅形成了新的政治地域，也打造了新的政治社会结构。在进入罗马帝国境
内之前，日耳曼人都属于自立的小部族。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些部族的男性多组成一
种叫comitaffls的武装团伙，效忠于一个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样的领袖亲临战阵，身先
士卒。其追随着也要随之赴汤蹈火，以命相许。在这些日耳曼部族里，临阵退却，或领
袖战死自己却活着回来，是不能忍受的终身大辱。显而易见，这样的伦理是基于小部族
之生存本能，用以保证大家在关键时刻团结一心、无人退缩。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comitatus的本意，包含着朋友、同伴之意。或者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哥们儿”。我
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人大概还记得，当时社会失序，青少年中出现了许多“流氓
团伙”，到处打群架，其中的信条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也确实经常出人命。这
种“流氓团伙”，其实和comitatus就非常相似。comitatus中的领袖，和大家的关系相
当平等，通过协商来行使自己的权威，很讲“哥们儿义气”。他的权威，是建立在大家
“服气”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个人魅力性的权威，比如为人仗义、勇武等等。大家相信
他会舍身为了整体的利益服务，并且有能力给部族带来胜利，于是都肯为他而舍命。可
想而知，作为领袖，如果你为人怯懦、不够仗义，权威会即时崩解，不会有人再跟着你
。
随着与罗马帝国的互动，这些部族渐渐向罗马帝国内部移动，同时也组合成越来越大的
部族联盟。这些联盟的领袖，也就是日耳曼的国王，其权威还是根植于cornitatus的结
构，只是有了更广泛的感召力，具有某种神性。日耳曼部族相信，某个家族的血脉中，
有一种能够通神的品质，使这个家族的成员获得了领袖的权威。不过，这种权威，是需
要不断地在沙场上证明的。当一个国王缺乏能力，而他的兄弟却很有才干时，人们可能
就会觉得这个家族的神性传到了他兄弟那里，随之进行废立。更大的危机，恐怕还是有
几个能干的兄弟，大家都想继承王位，这就免不了-一场内部的厮杀。在这个过程中，
部族成员掌握着选择权，进而有相当大的说影响力。所以，日耳曼的王权，一方面算是
家族的遗产，一方面又有相当的民主性，即需要建立在部族共识的基础上，乃至部族成
员每每通过欢呼的方式来选举国王。
日耳曼的comitatus的，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起源。Comitatus的领袖和成员之间个人
的纽带，很像日后欧洲的国王和其封臣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封臣通过
对国王的服务来获得国王的保护，国王的权威建筑在其捍卫公共秩序的能力之上，有一
种公共性。如果国王滥用这种权威，过度谋求自己的利益，对封臣无限征索，侵犯了大
家的自由，那就破坏了大家的“哥们儿义气”，会受到封臣强烈的挑战，甚至会失去自
己的王冠。这种权力架构，当然有着强烈的不稳定因素。每次权力交接都可能引起内争
，没有谁能够建立当然的合法性。等日耳曼人畈依了天主教后，教会的权威也自然侵入
这种权力结构中：既然国王的权威带有某种神性，既然有几个人在竞争王位，那么最终
的获胜者就迫不及待地需要教会的认可，以证明自己的权威是上帝赋予的。所以，中世
纪的国王，大多由教会加冕。(Bendix，23 - 35.)
这种日耳曼传统的另一个发展，是地方性和自治性的权力结构。哪怕是王权，也要建立
在这种地方性和自治性的基础之上。在进入罗马帝国之前，日耳曼人中那种comitatus
的权力结构，要求领袖不时地通过扩张来奖赏他的跟从者，比如新的土地或战利品。入
主罗马帝国后，则丧失了这种扩张的空间，纷纷就地扎根，无法获得扩张回报。同时，
罗马那种庞大的税收体系也被打破，日耳曼国王也就不具备论功行赏的财政能力，只能
把占有的土地作为奖赏分给大家自主经营。扩张时代相对集中在国王里的军事权威，在
和平时期就这样分散到封臣手中。所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不仅意味着罗马秩序的崩解
，同时也是罗马时代“野蛮人“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的转型。其中的一个明证是：四
世纪匈入侵犯欧洲，推动了日耳曼人的移民。九世纪末马扎尔人(Magyars)的进犯虽然
具有同样大的破坏力，却没有引发类似的移民。“大移民时代”已经终结了。这体现了
日耳曼社会巨大的变化：当初那种在广阔空间扩张的游动式农业社会，已经转型为在地
性农业社会。(Heather，577 - 609．)特别是庄园制的建立，使领主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的统治者。他不仅组织相当自给自足的生产，而且通过领主法庭等一整套制度维护这地
方的公共秩序。这种自治传统，对日后欧洲的“国家建设”的意义不在王权的发展之下
。（关于庄园制的意义，Mitterauer，28 - 57.）
从以上的立场看待现代西方，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传统，还是
以地方自治为根据的民主宪政，都受惠于“黑暗时代”之赐。欧洲的“黑暗时代”，实
际上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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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72 | 2 比同时代的中国好多了，中国到清朝还在屠城，明代还在搞活人陪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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