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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3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Taiwan 讨论区 】
发信人: gogo2004 (挑灯看剑), 信区: Taiwan
标 题: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Dec 31 10:51:24 2012, 美东)
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
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
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
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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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
期。文学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关注，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
天的讯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伤痕》（1978
年）等成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为题材的作品遍地开花。
与此同时，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也开始写一些知
青题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间还当了3年半生产队队长，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可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作品出现，让他觉得非常被动——跟在别人后头写，又不见得
能超过，不是个办法。就在苦恼之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一个从未有人碰过的题材从
天而降。
1978年5月，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任国民党16军副军长，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
学院教官，文革死在狱中）获平反，召开追悼会，黄济人的亲舅父邱行湘（曾任国民党
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从南京来到重庆。在渝期间，邱行湘给
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个念
头也自然浮现出来：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
30年后，黄济人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话要讲，都希望通过写作改
变自己的命运。我们班上有大约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写作，但是只有我能近水楼台
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写的知青生活，投入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创作中。”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舅父的介绍信出发了。他背一个军
用挎包，装着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在郑州转车时，馒头已经发酵，“
掰开都有藕丝了，但管不了这么多，照吃不误”。
黄济人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包括很重要
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但是，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
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新旧社会，文人都是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很无聊；我
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
情上很难接受。
当黄维知道黄剑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后，还向黄济人鞠躬致歉：是我们没有打
好仗，让你们吃苦。又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虽然没有积极支持，但他们也没有拒绝黄济人，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
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只是心里面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写出符合他们本意的文章来。
带着丰富的采访资料，黄济人在暑假后回到师专，开始了写作。
写作环境很糟糕，在上下铺住了24人的大寝室里（据说是仓库改建），居然没有一
张桌子。他只好用砖头和木箱，在两张床之间的窗台下搭起临时桌子。稿纸也没有，就
用铅笔在白纸上打格子做稿纸。
这一次写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就溜，没机会也不听课，望着
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后早上不出操，好几次被老师从寝室叫出来单独罚做；由于表现
越来越糟糕，学生会干部的职务也被撤销；老师认为此人很狂妄，同学也有风凉话，说
下笔就要写长篇，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在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是很充实的。”黄济人告诉记者，
“同寝室的同学最后也被感动了，在全部写完后，装订稿件那天晚上，几位同学找蜡烛
，烧红铁丝，帮我钻洞穿线，并对我说‘不管你这本书能不能够出版，你的精神都让我
们折服’。”
赶在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黄济人完成了全部内容，约二十五万字，取名
《功德林》。至于往哪里寄，他在写作期间已经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
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
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
”谈到当时的想法，黄济人这样说。
于是，黄济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夹在厚厚的
稿子中，一同挂号寄出。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 收”，寄
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 黄济人”。
如今回想起来，黄济人认为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
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
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没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15天后，当公安部的回信到达内江师专时，黄济人正在隆昌一中实习。接到消息后
，他立即坐火车赶回内江。接过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办公厅”，信中说，这是一个
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这段时间正是实习将结束
，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不同意放人。黄济人又致信公安部，说明情况。几周后，
黄济人收到了以《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名义寄来的信，说国际政治学院会给内江师专发
商调函。果然过了不久，学校领导找到黄济人，说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黄济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他这才知道
了《时代的报告》原来是该院新闻系的系刊。安顿好后没几天，黄济人得到通知，说公
安部的几位领导要接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着胸口印着‘劳保用品’
字样的衣服就去了。还是一位秘书提醒我，公安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中会见一个人是很
少见的，说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会见厅，黄济人见到四位领导，分别是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部长席国光、副
部长李广祥、13局局长姚伦。他们坐在一张覆盖了整面墙的大地图下面，请他在客人的
位置就座。黄济人到今天也没忘记那张气势磅礴的地图，“几乎每一个县都做了标注”
。
会见进行下去，黄济人才逐渐明白了公安部对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来，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
去了美国，1978年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
待战俘，影响很大。
黄济人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并非如此。公安部得到这
本书后，非常愤怒，认为段克文不分历史阶段，只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污蔑
。他们于是把参与过战犯改造的负责人组成写作班子，准备就《战犯自述》进行逐条批
驳。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济人的书稿寄到了公安部。“用凌部长的话说，天上掉下你
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黄济人回忆凌云当时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
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
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四位领导拿出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给黄济人的修改意见。据黄济人回忆，“他们
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
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
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
准备需要的资料。”
另一件能说明公安部对这本书重视程度的事情是，为了让黄济人安心改稿，居然在
北京垂杨柳给他分了一套新房，“这个举动让许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29/content_8072991_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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