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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3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发信人: gogo2004 (挑灯看剑),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大陆新版《中华民国史》编纂过程及价值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Dec 28 19:00:53 2012, 美东)
金以林: 大陆新版《中华民国史》编纂过程及价值
一 引言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两岸对民国史的叙述，从结构上讲长期以来是完全一致
的，特别是对1927年以前的叙述和评价几乎相同。比如两岸论述民国史的开端，大都从
民国纪元前18年（1894年）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开始。国史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事
纪要》、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以及大陆出版的诸多民国史研究论著中都
是如此。大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亦是如此。
事实上，长期以来两岸都在一个非常相近的“革命史观”下叙述民国史。对晚清政府、
辛亥革命、北洋政权的认识，双方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对此后的历史叙述，在历史分
期和结构上双方也完全相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924-1927年，大陆称之前“
大革命”、台湾称之为“国民革命”；1927-1937，大陆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台
湾称之为“统一、剿匪时期”；1937-1945，双方均称为“抗日战争”；1945-1949，大
陆为“解放战争”、台湾为“勘乱时期”。史实和时间的叙述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是
对性质的判断，各说各的话。
自1949年以来，双方都共同经历过“以党治国”时期，虽说是国共两党分治，但源头均
来自中山先生的“遗教”。台湾自1988年开放党禁后，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大陆改革开
放以来，也是百花齐放。不过双方整体上来讲都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在大陆，我们常说
的一句话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台湾研究者同样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存在
着政治正确性的选择，双方只是表现程度的不同。比如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陆的历
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仍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教科书完全不能表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仍包含
很多政治教育的成分。同样在台湾，如何在教学中区分民国史与台湾史，也不能全部摆
脱政治的因素。
二 大陆新版《中华民国史》的来龙去脉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
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套书是大陆学界众多机构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部民
国史学科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
这套书的编纂始于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
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
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民国史研究组”
，即后来的民国史研究室，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编纂工作分三个小组进行，分别负责《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大事记》、《中
华民国人物传》。
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
有一定的“敏感”度，特别是在编纂工作的最初阶段，在“文革”时期一切“政治挂帅
”的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
。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
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
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
阶级树碑立传”。经过充分的讨论，编写组达成了编纂共识：充分占有材料，如实记叙
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评价公允平实，文字力求简练。正是在这样的编
纂思想指导下，民国史研究能够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有如今的进
步。这与前辈学者的开创之功分不开。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
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
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前
后历时整整30年。
民国史研究开创之初，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资料。最早出版的第一卷主要写辛亥革
命。相对来讲，辛亥革命的研究积累多，资料、文献集中。经过70年（到1981年），两
岸陆续都出版了很多资料集，某种程度上讲研究相对充分。至于其他各卷，在编写过程
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基础工作还很薄弱，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
始，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保存的大量民国时期的核心档案陆续开放，不看这些档
案，实在不敢动笔。而1981年出版的第一卷辛亥革命，现在看来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非
常扎实的，学术的严谨性没有问题，只是在语言表述方面多少留下8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
话语，但它的学术性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90年代以后，除了台湾方面的档案开放外，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全部公布了
它的档案，这涉及到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重要领域。此外，海外还不
断公布一些民国人物的档案，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所陆续公布宋子文、孔祥熙档案，
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都谈了什么？除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外，
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而宋子文档案里，有大量的相关记录和宋氏日记反映西安事变的真
相。事变之后，蒋介石出版过一部分他的日记摘编，实际上有所隐藏，不承认见过周恩
来这一事实。特别是2006年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日记，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就更成熟
了。
随着上述档案的开放和陆续出版各类史料，以及最近二三十年来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才成全了这套书的最终出版。
全书署名是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是德高望重的李新先生，他为这套书付出
的心血最多。上世纪70年代，以他在学界的影响力，组织大陆各地学者合作编纂，比如
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参与五四运动的撰写。此后汪朝光先生的贡献最多，统筹安排学界
共同完成编写工作，先后有复旦大学吴景平、金光耀等教授承担了抗日战争两卷、北京
大学罗志田教授承担北洋一卷的编写。人物传总共涉及近千人，参与撰写的作者最多，
大约有200人，大都是对传主有过一定研究的学者。从我们出版第一卷距辛亥革命70年
，到今年全部出齐，离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结束又近70年。这是一个逐步积累档案、吸
收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过程。
中国历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除《史记》外，从《汉书》开始大都属于官修。中国
古代传统学问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经、史、子、集。现在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比中国传
统史学要丰富的多。社科院近史所虽是公家单位，拿国家的钱做学问，但我们所拥有的
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跟古代不一样。《中华民国史》这套书谈不上是官修，它是一部
独立的学术著作。我注意到台湾很多媒体，把这套书看作是官修。我可以负责任地讲，
在编写这套书时我们没有这样的任务。我本人是1997年参加编写工作，从提纲到撰文整
个过程没有受到过任何党政机构指示过我必须要写什么、怎么写，那些又是必须要回避
的等等。
三 《中华民国史》的继承与创新
我个人理解这套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华民国史》是大陆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新
中国建国后，大学历史系大致在1952年开始陆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都是从鸦片战争
讲到五四运动。那时根本没有民国史学科概念。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历史教学，则称
之为“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直到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可以说奠
定了“中华民国史”作为一门严谨的历史学科。80年代之后，大陆各大学历史系才陆续
开设民国史课程。
二是这套书体现了近二三十年来大陆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这套书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已有
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早在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纪念九
一八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南开大学的俞辛錞教授就依靠档案文献证明“不抵抗”
的责任，主要在张学良身上。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初，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态度是一样的
，都希望就地解决，不扩大。但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不断扩大，当日军进攻锦州时，
蒋介石明确要求张学良率部抵抗，但张学良不肯抵抗。蒋介石进一步表示如果你不抵抗
，我可以派中央军北上；但张学良说不行，东北是我的地盘，中央军不能进。对于这件
事，上个世纪末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完全承认。有关这一问题的
研究，早在20年前就解决了，我们这套书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类似问题非常多。
当然，这套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不可否认存在着时代的烙印，但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
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这次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做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
全面的修订。特别是一些前辈作者有的已去世了，更多的人因年事已高早已退休，我们
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这也是一种遗憾吧。不过，我个人理解这恰好体
现这个民国史学科这二三十年来的发展脉络。
此外，《中华民国史》在编纂过程中的取舍方面，尽量以大事、重要人物为主，当然不
仅仅是政治人物。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但不可否认民国史学科是
一新兴学科，从1971年到现在，也就40年。由于学术积累的时间不够，需要研究的问题
很多。所以这套书更多地偏重政治、军事、外交，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文化
和社会变迁就谈论得就少。
按照中国传统来史学分类，一部断代史应包括纪、传、志、表四部分，《中华民国史》
可以理解为通纪，《中华民国人物传》可以作为列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可视为表。
现在还缺一个志。撰写中华民国志，我觉得编100个也不过分。比如民国邮政志、交通
志、教育志等等，但按照目前学界的学术积累，还做不到。许多领域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民国史学科是在1971年文革时期建立的，成立之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档案文
献，在当时政治挂帅的年代，不可能深入研究。最近，这套书出版后倍受关注，两岸民
间者觉得我们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一般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个新
问题，其实就谈不上。这里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或者说是与历史
教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传统观点，
而是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但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存在着很大的时间
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
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
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
比如，说到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
否认，特别是在抗争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就是打击中共和第三势力。但是，军统在抗战
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
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在大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的监
狱。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
，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更要关注学术普及工作。
《中华民国史》36册，是陆续出版的，自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如1981年出版的第一卷有
关辛亥革命的内容，尽管在史实叙述和史料运用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直到今天还是大
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三套必读书之一。但在讨论辛亥革命意义时，会更多地关注它是资
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种观点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不够完善。在
80年代两岸学界刚刚开始交流时，双方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最大争论就集中在所谓性质问
题上。台湾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史实方面
，双方的共同点更多。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我们再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关注的重
点不再是资产阶级性质如何，谁领导的这一类问题。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对辛亥革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充
分肯定，胡称：“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什么是“里程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
”。辛亥革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大事，而且是“永远的”、“巍然屹
立的里程碑”。
我认为这是对辛亥革命历史价值最恰当的评价。长期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
认识不够充分。比如以往我们总是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
的局限性、软弱性、不彻底性等等，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在我看来这种评价是今人对前人的苛求。
我以为辛亥革命能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就是了不得的历史使命。
推翻一个旧政权、旧制度，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制度，谈何容易。这也是那一时代的仁
人志士们力所能及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等到一切条件完全成熟才动手。所有我们后人
看到的遗憾，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如果期望依靠一次革命，就可以完成制度变革，还要
求它能打破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的束缚，建立新文化、新思想，这是不可能的。只
有推翻了旧政权，才会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不公，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再继续探索，
寻找新的出路。这才有了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如果在皇权还没有推翻的1911年，就奢谈无产阶级革命，当时还不存在这样的社
会基础和社会力量。所以我们不要苛求前人。如果不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看清下一步
的目标。许多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矛盾，在它那个时代还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或者说
还不存在。关键在于，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要放弃探索和革新的追求。
现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时，更关注历史事实，而不是像以那样注重运用意识形态的语言
对历史进行定性。比如，对于1945-1949年这段历史，以前我们都是称之为解放战争；
而国民党则称之外戡乱战史。它们都含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现在则更普遍地称之为国共
内战，这是比较中性的称谓。我曾同台湾记者谈到国共内战是不同社会精英的不同道路
选择。这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涉及到的两卷书中，我们采用的分卷标题是《从抗战
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中华民国
史大事记》最后一句：“ 1949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至此结束。”这是个
客观描述，我们力求实事求是地展现一个历史真实，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民国史的研究范围自然包括国共关系。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史》对国共关系
的论述还是有一定的突破，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
这里我想举一个人成长中的例子，我是在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
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
。中共党史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合在一起，号称是人大四大理论系，党史研究
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进取了党史系，其机构
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而在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
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随着海外不断解密
、公布国民党核心档案、共产国际的档案，肯定会进一步推动国共关系的研究走向深入
客观。当然，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夹杂着很多其他因素。这不仅是学术界应
该努力改变的，也要靠社会各届来共同努力。目前在大陆文艺创作方面，就有了很大的
进步，比如前一段热播的电文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作品，某种程度上也
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共关系史，即有两党合作共同谋求民族独立的史实，也表现了战后
国共两党两条不同道路和选择。学术进步需要一点点推进，我相信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
改变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这套书也不再只讲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更加
客观、公允。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确执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对日政
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从九一八事件时的对日不抵抗、完全依赖国联，到淞沪抗战、长
城抗战时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再到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抵抗，这套书有一个比较全面
的分析。特别是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始终坚持抗战，没有投降。虽然在抗战初期，蒋
介石曾与日本人有过一些秘密和谈，以前我们对此评价都将之称为蒋介石对日妥协、卖
国。随着档案文献的开放，基本可以证明，这类秘密和谈，是蒋采取的一种对日抵抗的
战略战术。我们都知道汪精卫是1938年叛逃的，但为什么到1940年才能成立伪政权呢？
日本人当时也想拉拢蒋介石，蒋介石就以此为诱饵，同日军讨价还价。实际上，这是一
种战略掩护，蒋介石利用日本人的心理，延缓了汪伪政权的成立。在这方面，以前我们
是持否定态度的，说他是投降。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在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始终坚持抵抗
，有功于民族。同时，在书中我们也指出八年来，蒋介石也始终有着剿共的思想和行动
。一方面他坚持抗日，没错，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共，这也是事实。
我们在此不妨想想中国是怎样进入20世纪的？1900年的中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侵略
者把中国的首都分成8个区占领。但到1945年，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中国成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四强”，因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最久而成为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字国，是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经过这样的比较，再回头来看蒋介石领导一个如此贫弱的
国家坚持抵抗，是多么的不容易。通过八年抗战，我们把自近代以来对日所遭受的耻辱
全部夺了回来，不仅收复了东北，还将晚清政府割让出去的台湾收回祖国怀抱。但我们
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贫弱，尽管我们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失地，但我们并没有能
够完全做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特别是在抵抗侵略中，我们的盟国仍做了许多有损中
华民族利益的事，比如英国仍占领着香港，苏联迫使外蒙古独立，美国战后在钓鱼岛问
题上给中国制造了很多麻烦。这一切都是战时我们的盟国的所作所为。但如果我们只是
简单地指责蒋介石反帝不坚决，没有完全收复失地，也有失公允。否则的话为什么新中
国成立后不去收复香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实力嘛，更何况刚刚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国
民政府。蒋介石在外交方面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还真是不容易，他面临的困难很大，而成
绩是应该肯定的。
四 共同开展民国史研究，努力寻求两岸共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两岸都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前一段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
克武教授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话辛亥：从立宪思想中寻求两岸共识》
，我完全赞成他的观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两岸越来越一致。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也不在关注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的问题，而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各阶层在革命中的作用。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目前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更多地看重立宪派的作用，而对孙中山
和革命党的评价逐渐低了。以往对立宪派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这种论点有它一定的道
理。但我们万万不能忽视一点：即中山先生有着立宪人达不到的世界眼光。大陆对辛亥
革命评价中常说的一句话：“民主共和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也并
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和价值。
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时有着一种前人未曾有过的世界眼光，他说过：“世界潮流浩
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正因为有着这种世界眼光，他提出的纲领和主张，不再
仅仅是以往农民起义式的改朝换代，而是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建立共和，推动中华民族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
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半个多世纪前的
1956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曾讲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
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今天，辛亥革命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前辈们的理想。
目前，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很密切了，但在政治层面有所突破，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条
件还不成熟。因此，加强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增加彼此的理解与信任，一定能为今后的
合作做出贡献。民国史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百年辛
亥时提到：“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这个“历史”，我想毫无疑问是指民国史。因此，更需要我们以一种世界眼光努力客观
地去叙述这段历史，推动民国史的研究，甚至由两岸学界合写民国史，来进一步促进两
岸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发展。
民国史研究在大陆从无到有，如今已成为大陆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成果最为丰硕、研
究队伍最为广大、也最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也充分说明了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巨
大进步。同样，民国史学科也是最受全球关注的中国断代史之一，日本、美国学界，越
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民国史。最近几年来，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共同开展的蒋介石研究相
当丰富，期间日本、美国学者都主动参与，非常活跃，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为此
特别联络日本学界同仁，成立蒋介石研究会，在他看来今后两岸今后在政治上要有所突
破，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民国史，更绕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要
有自己的声音。从日本人的关注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国史研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问
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更有中山先生的这种世界眼光。借用黄克
武所长的一段话：“两岸如能就此未来发展方向达成更多的共识，那么或许华人社会也
就更有可预期的未来了。”（《凤凰周刊》2011年第27期，第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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