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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6 | 1 中国画泰斗潘天寿的文革劫难
文/叶蓁
“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趣为最高境地。”这是国画大师潘天寿对国画的总结，也是
他一生求索并捍卫的理想。传奇的成才经历、恢弘奇险的水墨风格、坚守传统的教育理
念，让他名垂青史，成为20世纪传统国画四大家之一。
他仿佛是艺术道路上踽踽独行的勇士，在西风东渐的思潮中延续传统绘画的传承，开创
中国画的大格局。潘天寿的人品亦如画品，不通人情世故却又自得其乐，被家乡人叫作
“阿寿”；他自制印章“一味霸悍”，将振兴民族艺术的自信与自尊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他知天命之年，中国大陆山河易主，他的倔强和强悍，却敌不过流氓政权的残害手
段。这样一位不世出的艺术天才，若生活在自由宽容的环境，一生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他却遭遇文革的滚滚红祸，两三年间在凄惨和屈辱中离世，毕生心血也被污为“黑画”
。
以书为师，自学中国传统画
与一般名师出高徒的成才之路不同，潘天寿几乎是凭借个人天赋，自学、自练，探索出
一条独一无二的绘画之路。在28岁结识“海派大师”吴昌硕之前，他甚至没有一位真正
意义的导师。
出身清末浙江海宁的耕读之家，潘天寿的家境并不富裕，从小一边读书一边做农活，其
绘画天赋却逐渐萌发。家乡的湖光山色滋养了他对自然美的领悟，心灵手巧的母亲又时
常带他做些剪纸人、制灯笼的手工，给予他传统美术的熏陶。
在私塾读书时，潘天寿已能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线装书的人物插画，而且形
神兼备广受同学好评。十三四岁时，他来到县城读“小学”，街市文具店出售的古代字
帖与画册成了他的心头好。其中，他最珍爱的便是《芥子园画谱》。在无人指导的条件
下，他以书为师，寒暑不辍自学中国传统画，并立下终生钻研国画的志向。
五年后，潘天寿在亲友的支持下，步行600里到省城杭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第
一师范（一师）。这座省内最高学府，汇集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校长经亨颐重视人格教
育和美育，而教授美术的李叔同是著名艺术家和教育家。潘天寿正是在他的绘画课堂上
，首次接触专业训练。
李叔同擅长西画，与潘天寿追寻的国画有着根本区别。他总是在课堂上草草应付，甚至
用国画方法完成西画作业，平时更把所有精力投注到国画的自学中去。他每天都要作画
二三十幅；流连裱画店，观摩名家画作的用色、构图、题款。他这一切“叛逆”的行为
，都在李叔同的包容与学校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得到最充分的保护。
在一师五年，潘天寿自行琢磨的作品在草率中透著一股野气，留下《晚山疏钟》《疏林
寒鸦》等作品。他更在这里得到人格、学养、艺术的熏陶，奠定一生的艺术教学理念。
毕业后，他在坚持练习国画的同时，开启一生传道授业的国画教育事业。
身处乱世，坚守传统艺术
1923年，26岁的潘天寿来到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很快被上海美专聘为教师，讲授
中国画技法。有感于当时中国画教育的缺失，潘天寿耗时两年时间，编写著作《中国绘
画史》，作为课堂讲义。这本书，为中国艺术院校开创中国绘画史一课。而潘天寿在此
后的生活中，也在努力构建传统中国的独立教学体系。
27岁是潘天寿的转折期，他遇到人生中唯一的老师——80岁的画坛宗师吴昌硕。两人一
见如故，吴昌硕更赞他的画有风骨、见地，可谓“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
。潘天寿得吴派画风真传，同时研究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历代名家画作，在恣意狂
放的画风中注入沉稳大度的气质。
技艺越精深，承传国画艺术的责任感也越发强烈。1928年，潘天寿任国立杭州艺专的中
国画教授，度过抗战前一段安稳时光。然而校长林风眠主张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令中
国画教学濒临消亡。潘天寿的国画课堂上，经常只有一个学生在场。他却始终坚信：“
国画，数千年来自有特殊之成就，及深远之造诣，为全世界所不能非议。”
抗战期间，潘天寿随学校辗转流亡到昆明，曾写下“烽火连年涕泪多，十分残缺汉山河
”等悲愤诗句，并有感于山河破碎而封笔不作山水画。或许是国仇家难激起人们对民族
艺术的珍视，新任校长赞同潘天寿捍卫国画的理念，将绘画系重新分科，加强国画教学
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后来，潘天寿继任校长，锐意整顿校务，令乱世中的国立艺专出现
中兴局面。
1945年，潘天寿把艺专带回杭州。这时，学校里又兴起西画与传统国画的争论，刮起一
阵“倒潘风潮”，本就厌倦学校俗务的潘天寿便于次年辞职，潜心于笔墨世界的教学与
创作。
经过人情冷暖与战火的磨砺，知天命之年的潘天寿逐渐锤炼出稳定画风。他在花鸟与山
水画中，善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种奇险形势下的“稳固感”，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
。他还自制“一味霸悍”“强其骨”印章，表达了希望中国艺术以强悍姿态屹立世界的
殷切之心。
遗憾的是，知艺术之命的潘天寿却看不透中国与个人之命运。在中共建政前夕、国民党
撤离台湾时，曾有人劝他一同离开大陆。耿直而不通政事的潘天寿直言回绝：“我没有
做过亏心事，为什么一定要逃呢？”
富贵不长久，是非一夜颠倒
中共占领大陆，百年红祸愈演愈烈，艺术家的噩梦也真正降临。1949年，国立艺专被中
共军管会接管，新任校长兼党组书记甫到任便“抨击”国画。他说国画不能画大画，无
法和宣传画相比；也不能画领袖像，不能和油画相比。于是，国画与西画系又一次合并
，国画教学愈发萎缩。
艺专在开学仪式之后，潘天寿等一批国画老教授不得不面对无课上的窘境。1950年，民
族美术研究室成立，这些闲置的教授便被分派来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其中潘天寿任主任
。在研究室七年，潘天寿继续以振兴国画为己任，致力于古画的收藏与研究，其藏品达
到全国美术院校之最。
为消除中共对传统国画的偏见，捍卫国画的传承，潘天寿决议挑战前所未有的巨幅水墨
画，他时常把大幅宣纸铺在地上，挥毫泼墨，画出《松梅群鸽图》等作品。他还自信地
告诉旁人：“一个民族的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
1957年，国立艺专的国画系再次恢复，潘天寿也重新被请回执教，一度走向事业的“顶
峰”。之后，国立艺专更名“浙江美术学院”，出任院长的潘天寿更提出中、西画应拉
开距离的著名学术观点，采取增加国画系文化课分量、定期举办画展等一系列举措，全
面提升国画教育。
1961年，潘天寿在全国性的教材会议上，提出中国画系下分人物、山水、花鸟三科的意
见，强调基础教学，为学校争取到分科教学试点的机会，对传统艺术的复兴起到重要作
用。至文革前夕，该校都是国内外中国画教学的翘楚。
1963年，中国美术馆展出潘天寿创作的91幅水墨大画，其崇高的气象、宏大的格局一举
震撼美术界。第二年，潘天寿“衣锦还乡”，回到家乡海宁视察。对于他来说，实现毕
生志向，又得“器重”，似乎别无他求了。
岂料就在两年后，是非黑白颠倒。文革的爆发，让德高望重的潘天寿一夜之间变成“反
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批斗与迫害的厄运接踵而至。
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打响了“打潘战役”，潘天寿成为第一批被批斗的对象。他却坦然
以对：“没有做过坏事，所以不用怕。”9月的一个雨天，他被拉上街头揪斗，强迫他
自报罪状。潘天寿只说自己在“创新”方面没有做好，而拒绝认罪，当晚回家便高烧不
止。
耿直不屈的性格，让潘天寿在劫难中吃尽苦头。他被关进“牛棚”长达3年之久，还被
勒令写认罪的思想汇报。1967年初，他被带到嵊县参加批斗大会。1968年，《浙江日报
》整版发表污蔑他的文章，引发社会铺天盖地的批判。“革命干将”们也群起而攻，把
他的家抄得底朝天，抄没的书画、文稿有六七车之多。他们还把他的作品批为“黑画”
肆意践踏，踏上一个个鞋印。
长期的关押批斗、身心折磨，让他的身体迅速垮掉，体重骤减30多斤，出现发烧、浮肿
等症状。然而潘天寿始终坚守道德底线，批斗时绝不说一句假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更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1969年初，红卫兵不顾潘天寿病弱的身体，强行把他押解回家乡海宁，让他跪在雪地上
，接受父老乡亲的批斗和羞辱。红卫兵逼他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他立刻回绝：“
拿掉反动两字，我是学术权威。”结果，他的脸被涂满墨汁，还被拳打脚踢。
海宁，这座让他萌生绘画梦想的地方，最终成为粉碎他梦想的地狱。在返回杭州的火车
上，潘天寿趁看管人员熟睡时，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枚香烟壳，颤抖著写下生命中最后的
诗歌：
“千山复万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人老山未老。
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回到“牛棚”，他更把诗句写于“思想汇报”中，附上说明“我应当用无话不可对人言
的态度写出来，以示真实而无隐晦”。
1969年4月，潘天寿又被押往工厂参加劳动，因心力衰竭而昏迷。因得不到及时治疗，
他于1970年8月出现血尿病症。1971年5月，有人向卧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他的定案结论
，说他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依旧傲然说：“去掉反动，我不反动。
”1971年9月5日凌晨，75岁的国画大师在黑暗中凄然离世。
潘天寿在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中说道：“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还
要老在中国。我是多么希望中国欣欣向荣、繁荣强大！”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坚实捍卫者
，他至死都保持着振兴中国及中华文化的志向和情怀，令人感佩唏嘘。而他赍志而殁的
悲惨结局，大陆传统文化几近消逝的凋零现状，都是中共肆意破坏中华文明而制造的人
间惨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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