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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96 | 1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
济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
，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
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
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
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
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
、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
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
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建设。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
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
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
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
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
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
，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
，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
、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
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
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
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
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
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
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
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
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
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
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
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
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
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
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
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
，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
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
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
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
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
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
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
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
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
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
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
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
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
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
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
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
，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
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
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
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
，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
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
，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
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
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
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
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
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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