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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57 | 1 八十感怀
咸阳百姓
感谢现代医学的进步，我也转眼80岁了。
首先感谢妻，要不是她的关心，坚决的不停的催促我去医院检查，我很可能已经在66岁
那年死于结肠癌了。
从心灵深处，我真的感谢我的祖先，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还算聪明的头
脑。感谢祖父，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终生秉持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的信念，
使我具有作为人的爱心和良心：虽然他们自己尝尽人间苦，受尽世间难，却一心供我上
学，接受现代教育。
回顾这一生的历程，我虽然说不上有什么骄人的成就，但也还算有一点点成绩，没有辜
负父母的希望。
八十年虽然漫长，但关键的步骤就那么几个。在中国大陆，一步踏错了，就可能铸就终
生的大错。一步赶不上，就可能永远赶不上。
我经常这样想，像我这样一个出生于边远西北，真可谓之穷乡僻壤的农村，那种教育环
境和学习条件，自然和京津沪，沿海地区有天壤之别。教我启蒙的小学老师基本上不懂
教学法，只能
教我们认字，连作文造句都不会，算术课连分数，小数点也弄不懂。学校里更没有美术
，音乐，体育，也没有理想教育，连德智体几个字都没有听过。而我们农家孩子，一放
学回家，就跟大
人下地，跟着爷爷，把东山日头背到西山，哪里有复习功课和读课外书的条件。到我9
岁时，村小请来了一位叫吴文正的老师，这个老师年轻，大概是刚从那个师范学校毕业
的，教学认真，
也有点水平，除了给我们教小学四年级的国语和算术以外，也给我们教抗日战争和时事
，算术也教了分数和四则运算。这年暑假，正好县城里高小招生。吴老师挑选了几个年
龄大的孩子参
加升学考试，我不在其中。家里大人也不放心我去十里路以外的地方上高小。我却哭着
闹着非去不可。结果是连我一共6个人，5个大孩子只有一个中榜，而他的名次还在我之
后。从此，我算
是开始接受了正规教育。一步一步，一直读到医学院毕业。这自然是我一生中关键的第
一步。
第二步是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我因受祖父外祖父的影响，遵从父亲的安排，选择了学
医，将来做个好医生的自愿。这一步，似乎十分容易，但是在阶级斗争年代，风险极多
。多亏我当时
听从父母亲的千次叮嘱，万次提醒。要好好学习真本领，清清白白做人，少说话，多思
考，低调做人，遇事不可强出头，轻举妄动。我才在10多年的学习生涯中，一直名列前
茅，直到成为
医学院那一届录取的新生中的第一名。在医学院学习的5年中，我是标准的5分加绵羊，
因此留校，做了教师。这当然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由于我是黑五类出身，58年医学院毕业后，我虽因是
全五分的绵羊学生留校，做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助教，平日兢兢业业，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但是我自己
却没有任何进修培养机会。我也有自知之明。对于这种机会，从来也不奢望。只是给自
己定了目标，在工作中学习，自学外语，自己练习写文献综述，跟着其他老师学习做科
研，走自我奋斗
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也有不少荆棘，坎坎坷坷，但我相信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只能
不畏艰险，奋勇向前。四人帮打倒以后，改革开放，78年迎来出国考试。我们学校还是
老一套做法，要
求各教研室推荐合适人选，我们教研室推荐了和我年资相当的两位党员，其中一位是自
从到教研室以后一直重点培养的苗子，已经脱产学习英语3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早
已从英国留学
回国了。结果是两个人都名落孙山，而曾经学习过3年的那位，英语只考了10分。恰在
这时，我的一位北京朋友考取了出国预备名额，来信说，北京市自己报名，不论出身，
是不是党员，连原
来的右派分子都容许报名参加考试。他也给予了我许多鼓励。他的信，使我看到了希望
，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我下决心学习英语口语，把原来学英语的目标从只是阅读变为
要听说写读四
会。我先跟广播学，训练听力，精读薄冰和张道真的英语语法。恰在这时，外文教研室
邵循道教授开办英语高级班，以训练口语为主。我不惜与教研室主任面对面争执，找基
础部主任支持，
参加高级班入学考试。我的成绩勉强达标，比其他20多人差得多，他们先前都有过脱产
学习英语的机会。邵教授的高级班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每周都有听写和测验。这对我自
然压力很大，其
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因为我有本科生教学，只能学习4个月。结业考试，我得了全
班第一名，包括附加题，全部正确。接着是暑假，我一点也不敢怠慢，依旧是坚持自学
。到79年底，学校
对出国留学进行初选，考外语（英语或日语），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我考病理学和组
织胚胎学。在报名的20多人中，挑选5人，我又以第一名夺魁。80年5月份，教育部组织
选拔留学生的全
国英语考试，我以576分(满分600)的成绩取得卫生部系统所有考生的第一名。获得了出
国留学资格。9月份，我参加广州的出国前英语培训10周。次年3月，踏出国门。在匹兹
堡大学医学院
病理系，做访问学者，学习免疫病理两年。
第四步极为关键，就是我在做访问学者的两年中，老师知道中国政府给留学生的资助很
低，主动要求给我每月1000美元的资助。我却因为国家规定，接受国外资助后，国内资
助费用取消，而且
国外资助超过国内的部分，须上交10%，于是，我主动提出，希望老师把这笔费用替我
保管起来，等我回国时，给我购买需要的试剂和设备。因为我学习努力，受到免疫病理
室主任的青睐，平时
也对我的学习十分关心，安排我更多的学习机会，我回国时，还主动提出送我1000美元
作为个人礼物，我却提出，希望他能送我一台冷冻干燥机，他说，整机太贵，超出他的
经费能力。但是
国内当时连医科院也没有这种冷冻干燥设备，实在需要得很。他答应，给我冷冻部分，
真空抽气部分由我在国内配备。这样，我就得到了价值2800美元的冷冻部分。于是，我
回国前，不包括
冷冻干燥机部分，我订购了近30000美元的试剂和设备，当然，还有必要的细胞株等。
在当时外汇奇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未成立的情况下，这些试剂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使我的科研没有
中断。正因为这些事迹，和学习成绩突出，我被编入《新中国留学回国名人录》中。没
有这第三和第四步，我校病理学科就不可能取得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我就不可能有今天
的成绩。
第五步是92年申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基金。这个基金会原来叫洛克菲勒基金会，国
民政府时期就有，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因中共的一边倒政策而中断。中美建交以后，又
逐渐恢复。主要
支持中国的10所医科大学和院校。包括提供图书经费，资助出国留学，这些是固定拨款
，不必申请，另外一部分就是科研经费申请。我知道以后，我也想申请。但是申请范围
有明确规定，必须
是研究中国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危害最严重的疾病，而且要有特色，不能像发达国家那
样进行高精尖项目。但是标书得参照美国卫生研究院的标准，用英语书写，写成后由美
国专家进行评审。
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项目资助强度是几十万美元。这又是一个极大
的诱惑。我原来的研究方向是肿瘤原位免疫，这个项目肯定没有竞争性。我得另选方向
。因为陕南汉中
地区宫颈癌高发，据流行病学研究是全世界之冠。于是我选了陕南宫颈癌与人乳头瘤病
毒的研究项目。当时写这个项目标书的有我校的微生物教研室，中国科学院基础所。我
以必胜的信心，
写出初稿，和我的一个助手，暑假期间，光着膀子，汗流浃背，边修改，边打印，硬是
赶到9月底完成了200多页的标书。经过基金会的评审，获得了40万美元的资助。申请这
个项目的确是一种
考验，既考验个人的意志，也挑战自己的英语水平，更考验自己的组织能力。稍有疏忽
，都会功亏一篑。这一基金的申请成功，确实增强了我的信心。也为我们病理学科申请
博士点和我取得
博士指导教师资格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第六步是申请病理学科博士点。我们教研室原来是硕士学位授权点。86年，89年申请博
士点的机会都错过了。86年是因为当时的教授不听我的劝告，不和大骨节病研究室的莫
东旭老师联合，
要单独申请。89年那次，我在国外，在国内主持教研室工作的那位说申请表，写申请材
料太麻烦，他弄不了，干脆放弃。这93年好不容易又有了一次机会，却因为90年我和教
研室主持工作的
主任之间矛盾，校长无法协调，把我们几个人独立出来设立了一个免疫病理研究室。整
个医学院的病理学科分的零七八碎，如果不团结，不联合，即使申请，也没有申请成功
的希望。这几个摊
子当中，莫东旭老师的科研很有成就，但他超过了60岁，不能申报博士导师。我成绩也
很突出，但是因为从教研室独立出来时，弄得教研室的负责人和几个党员很不开心，彼
此隔阂很深。我
们同年资的几个人中只有我具有申请博士导师资格的水平。我想，要不抓住这个机会，
对整个病理学科，对我都是很大的损失。我只好放下身段，主动求教研室主任，和一、
二院病理科主任，
莫东旭老师联合起来一起申请。学校领导也支持我们联合申请。莫东旭老师说话比我顶
用多了，他出力最大，充分显示了他不计个人利益，完全从教研室大局出发的高风亮节
。我费了很大力
气把整个教研室的材料整合在一起，报送卫生部。但是当研究生处长送材料到卫生部时
，部里已经收到了教研室和病理科几个重要的党员人士写的举报信，说是他们不愿意申
请，我的材料弄
虚作假，把在国外的没有回国的人都计算到教研室的梯队和组成人员中。部里管事人员
说，要学校赶紧写申辩材料，否则我们的申请不能上会，就没有机会了。我听到这个信
息以后，自然义愤
填膺，怒不可遏。于是，连夜奋笔疾书，写信给中央领导，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李
鹏。陈述自己83年89年两次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现在受到这种不公正的
待遇，请求他们予以关
怀。我当时也是农工民主党的党员，陕西省农工党也对这个事很关心，专门向卢嘉熙写
了报告。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渠道起了作用，到12月份我校接到了通知，我们病理学科
被国务院学位办
批准为博士授权点，我被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这一步对我的终生成就自然不言而喻
。我从心灵深处再次感谢莫老师，没有他的大公无私与高风亮节，绝对没有我今天的成
绩。
虽然这些成绩微不足道，但的确我尽力了，奋斗了。我没有别的奢望。我对自己能从一
个穷乡僻壤的农村苦孩子，没有经过名家的系统指点和训练，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下，一
不靠偷，二不靠
抢，几乎全靠自己拼搏，最后能成为学生遍布亚美欧和大洋洲的病理学二级教授，我也
的确死而无憾。
仔细想来，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个人奋斗实在是辛苦得很。我因家庭的影
响，从小就不喜欢政治。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前夕，因受同桌的影响和启发（他比我大5
岁，上高中前，
曾工作几年，对政治很热心，当时是团总支书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
是我不问政治的毛病始终未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个运动中，从始至终，都是抱着
明哲保身的态
度，只是埋头读书，远离共产党政治。在各个运动中，只说共产党喜欢听的标准语言。
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是功课学的出色而已。由于成绩出众，组织也给过我几次
机会，想培养我
入党，委以重任。53年进入医学院后，54年西安市召开团代会，不知道怎么搞的，校团
委把我（没有基层票选）选为团员代表出席大会。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社教运动中，
我们家从中农升为富农，我母亲被定为富农分子，从此我被列入另册，更是要夹着尾巴
做人，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巡回医疗开门办学，我只能积极表现自己，被抽调编写教材，
并执笔写成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编写工作》的应景文章，参加卫生部召开的医学院校教材编写
经验交流会，和参与刊登于红旗杂志的《开门办学好》一文的起草，介绍我校开门办学
经验。后来，省
卫生厅又抽调我筹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成就展览，担任总编，工农兵学员入学后
，我担任教研室教学组长，组织工农兵学员参与教研室备课，在讲课中，我认真备课，
钻图书馆，把当
时美欧杂志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得到老教授好评，在基础部进行经验介绍，并被
陕西日报刊登发表。在考取了出国留学的预备生资格以后，校领导认为我为医学院争了
光，人事处处长，
校领导多次大会表扬，等回国后，更有人提议我参与学校教务行政工作。基础部党总支
书记找我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我就是冥顽不化。反而更加桀骜不驯
，孤芳自赏。我
当时如果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的话，我也能混个党票。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扪着自己的良
心。
85年，针对教师待遇太低，邓小平提出，高等学校也要创收，以增加教师收入，校领导
传达精神以后，我当场干脆发言说，古今中外，学校和医药事业都是社会福利事业，都
是靠国家拨款，
要不然，老百姓纳税干什么？现在要学校创收，这不是明明要把学校搞成市场，逼着学
术腐败不可。后来，87年从中国科大开始的学潮在全国广为传播以后，校长给我打招呼
，要我收敛一下，
当时，在教研室政治学习，党支部书记宣读教委主任李鹏讲话，要教师到学生中对学生
进行疏导，李鹏说，要告诉学生，中国只能由中共领导，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第三世界
国家只能由共产党
领导，不然就不能独立，摆脱殖民地地位······，文件还没念完，我马上就发言
反对，我说，照这样说，我们怎么对学生开口，学生反问我们，中国几千年，共产党才
领导几年，没有共产党
领导，中国不是也有汉唐盛世，不是也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世界要有共产党领导，
看看周围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不就是越南朝鲜吗，四小龙那一个国家是
共产党领导，不是
也创造出经济奇迹吗？政治学习马上进行不下去了。像我这个样子，党自然不会再那么
喜欢了。以后，我数次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二审专家组，有一次还担任学科组的副组长
，92年还作为基
金委的访问团成员去韩国访问，虽然每一次聘书上都明明标注，任期两年，但是因为独
立性太强，都只干了一年。最明显的一次当然是坚决反对魏于全的那个重大项目申请课
题。试想，如果
我能随和一些，能比较听话，和自然基金委搞好关系，我得到科研经费的机会也会是另
外一番景象。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么复杂多样。有些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学得来的。我一辈子
，都没有学会嘴上一套，行动上另一套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种本领。对于这
一点，我也心知
肚明，也有朋友劝过，但就是学不会。我对此无怨无悔，反而心安理得。觉得这一辈子
靠业务吃饭，不仰人鼻息，活得光明磊落，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倒也泰然自
若。
刚退休时，我还对我所辛辛苦苦建立的实验室，在我之后眼看着快速衰败，还对我曾经
所梦想的建立一流病理学科成了泡影感到过百无聊赖。但是，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多余
的杞人忧天。也
完全是高估了自己。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北大，清华不也是没有保持住昔年的荣
耀，何况我那个小小的本来就不出名的学科。就是我的老师，莫东旭曾经是研究大骨节
病和克山病的一
面旗帜，因发现缺硒和动物白肌病的关系获得国际无机元素学会奖，两项国家科学大会
奖，荣任国家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副组长，不也是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实验室完全垮掉
了么。不过，人
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任何人都只能完成自己能尽力完成的事情，
也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谁也别想包打天下。
回想83年回国，正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候，84年基层人大换届，高校教研室主任换
届，实行竞选制度。西安地区比较保守，但是迫于形势，基层也得实行民选。当时老百
姓心里很热，我们教研
室的同事们也有急于改变面貌的决心，也想把教研室和一院病理科联合起来，上书给校
领导，建立病理学科。这样，校领导同意校部教研室与一院病理科联合统一产生一个领
导班子。学校领
导心中的当然人选是那位一直受重点培养的党员，教研室党支部召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会议，进行了认真布置，但是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我是最合适的人选。选举那天，急
于想改变
教研室面貌的年轻人也充分的动员起来，把几个休产假和病假的人也都动员来参加选举
。这样一来，支部书记一进会场，就觉得气氛异常。但是又不能不选，只好硬着头皮，
静观事态发展。
投票结果，支部书记大失所望，我的票数最多，另外两个都是一院病理科的高年资医生
，也都是党员。由我们三个人组成教研室领导班子。但是人事处不予批准，只任命我们
三个为副主任，
我是第一副主任，主持教研室工作。经过我们三个人的酝酿，决心带领大家尽快把教研
室各项工作赶上去，进入全国一流水平。此后不久，校长找我谈话说，要我接受由XXX
担任教研室主任。
对于校长的意见，我自然无法接受，明确表态说，我们两个人的思路差异太大，根本无
法合作。我宁愿不担任这个工作，也不能答应和他一起负责教研室工作。当时，我想着
，把我在匹兹堡
大学病理系的管理模式引入我们教研室，加强教研室师资培养，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年
轻人学习英语，利用一切机会帮助年轻人联系出国。到89年我们教研室已经有10个人出
国学习，其中除
两位年龄50岁以上的是学校公派的以外，8个年轻人都是我一手联系的自费公派生。我
想，等这些人学成回国以后，我们很好的团结一起，努力工作，一定能实现创立一流教
研室的美梦。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势比人强。谁知道，邓小平先是来了个学校和机关单位都要创收，
接着又是反对自由化运动，我这个代主任的工作就越来越难。因为一院病理科的创收远
比校部教研室容
易，病理科医师和教研室教师的轮换就难以贯彻，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再也无法联合。
因为帮年轻人联系出国又引起另一个后果，有人借此打报告给校领导，说我在教研室培
植私人势力，独
断专行，试图把教研室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此，学校曾专门派人到教研室调查，最
后不了了之。北京风波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工作的决定》，
学校任命那位心
目中的党员做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原来出国的8个人只有一个回国。1990年，因
为教研室工作安排无法协调，我的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我也无法容忍，只好联系其
他单位。于是校
领导宣布免疫病理研究室独立，自此，不仅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彻底分开，我们几个人
也另起炉灶，教研室更是每况愈下，我的振兴教研室的美梦彻底破灭。96年，我年届60
，从免疫病理研
究室主任岗位退休，研究室由一位年轻人出任。2000年，李岚清搞大学合并，西安医科
大学并入交大，交大成立生命学院，把免疫病理研究室合并入交大生命学院。至2006年
，学校宣布我退
休后，又继续工作了一年，2008年春，我坚决结束我的学术生涯，彻底告别了我的实验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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