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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972 | 1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Military/39291571.html
张郎郎：狱中遇罗克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
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
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
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
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
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
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
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
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
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
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
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
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
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
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
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
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
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
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
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
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
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
，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
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
，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
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
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
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
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
中被捕的。
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
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
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
”，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
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
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
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
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
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
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
，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
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
个楼，像一个Ｋ字，叫做Ｋ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Ｋ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
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
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
，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
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
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
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
，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
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Ｋ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
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
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
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
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
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
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
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
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
，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
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
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
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
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
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
。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
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
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
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
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
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
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
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
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
”。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
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
，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
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
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
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
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
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
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
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
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
，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
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
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
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
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
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
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
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
什么。
我说：“看过”。
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吗？”
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
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
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
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
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经过这一次，
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
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
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
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
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
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
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
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
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
，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
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
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
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
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
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
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
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
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
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
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
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
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
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
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
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
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
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
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
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
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
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
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
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
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
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
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
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
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
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
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
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
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
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
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
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
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
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
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
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
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
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
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
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
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
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
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
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
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
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
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
，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
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
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
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
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
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
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
，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
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
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
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
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
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
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
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
。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
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
”。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
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
，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
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
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
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
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
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
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
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
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
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
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
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
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
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
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
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
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
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
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
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步谈“一打三反”运动
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
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
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
，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
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
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
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
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
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
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
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
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
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
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
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
，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
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
同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
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
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
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
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
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
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
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
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
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
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
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
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
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
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
，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
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
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
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斯
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
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会不会唱列宁喜
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
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
，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
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
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
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
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
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
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
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
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
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
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
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
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
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
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
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
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
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
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
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
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
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
，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
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
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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