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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40 | 1 民国时期反对日本对华“支那”蔑称交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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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5 09:53
“支那”一词本系“秦”之朝名或“瓷器”等物名的译音，古时印度等曾用以指
称中国，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兰学兴起后，日本也有人自西语转译使用。至
19世纪末，日本人用此称呼中国，与用“唐国”、“清国”等尚无本质差别。但至中国
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千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因获胜而陶醉，上街庆
祝“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就有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蔑
意，并由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最早感到“支那”之词义变化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曾投
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弃用“支那”，改称中国，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
争论。
辛亥革命爆发、乃至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一直图谋至少在中国搞一个君主立宪政
体，并勾结俄、英等拖延对华承认。1913年春，美国数度表示将承认中国新政府，这使
日本政府倍感压力——既害怕其他列强追随美国而使其陷于孤立，又担心日本国民终究
不能容忍中日两国长期处于无正式邦交的状态，故打算择机尽快予以承认。然一旦承认
后再称“清国”显不合适，而照称“中华民国”又是其极不愿意和极不放心的。这首先
是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认为：以“中华帝国ONT-FAMILY: 'MS Shell Dlg'">”为中
心、周边“夷狄”受其册封的“华夷秩序”，已经甲午一战而彻底崩溃，而“中华”和
“中国”都有相对于“四夷”，乃是拥有领导地位的世界之中心的含义，因而讨厌这种
称呼。其次，日本当局也害怕“民国”之称呼会危及日本的天皇帝制。辛亥革命爆发后
，其国内的干涉派就认为“清国新设之共和政体会与我帝国之国是——皇室中心主义发
生冲突”①，而“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日本陆军也深恐由此
产生“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的问题。②1912年秋，日本驻华公使
伊集院彦吉等在同袁世凯、赵秉钧等人会谈中也表示：“中国变为共和政体”，“将使
万世一系之日本帝国蒙受某种影响”③。事实上，中国的剧变也确实引发了该年底至次
年2月的日本维护宪政运动，并成为桂内阁垮台的诱因之一。第三，中国改变政体还加
深了日本对中国有意疏远日本、靠向美欧之怀疑。还在辛亥革命前，日本驻华公使伊集
院就曾因袁世凯被罢黜而感到中国正受美国美元外交之祸害。南北议和时袁邀请英国进
行调停，更使其感到袁正受英国之影响而疏远日本。1912年10月，伊集院等还指责袁世
凯有排斥日本、亲近美、德之倾向，并不顾袁所谓“虽变为共和制度，但政府方面仍以
日本为前辙之师”的一再表白而“提醒”袁：“贵国历来依靠日本以外的强国之结果，
常带来对贵国之极大不利并危及东亚大局。……有实力保全贵国者惟有日本”④。
正当日本政府为如何称呼中国感到为难时，伊集院于1913年5月19日给外相牧野发
来密信提出，“在欧美，无论各朝国号如何，常使用‘China’等地理性名称。且‘支
那’之名称我国也常使用，现应认可这一地理性名称（事实上我递信省自清朝起，已在
发行于清国之邮票上印有‘支那’字样）。今后，不管其国号如何，称‘支那’应该无
妨。建议予以采用”。23日，牧野据此向首相山本提交了《关于公文上支那国名决定之
禀议件》并很快被内阁采用。7月11日，牧野复电伊集院，并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
脑：“（中国）革命后，在历来之邦语公文中依然袭用‘清国’名称已显不合时宜，承
认新政府乃早晚之事。现阁议决定：在条约国书中将来理应使用‘中华民国’之名称又
当别论，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
以‘支那’代之”⑤。同年10月6日，日本新公使山座向袁世凯递交“承认中华民国”
的国书。8日，日本政府发表官报：“本月6日，承认了支那共和国”。
二
尽管上述日本阁议也认为在条约、国书等公文中，将来理应使用“中华民国”之称
呼，但直到1930年底，在日方给中方的绝大多数公文中，实际上依然使用了“支那国”
或“支那共和国”的称呼。上述阁议不仅使“支那”之蔑称开始在日本朝野、公私之文
件、书报中广泛使用，也引起了中方日益强烈和公开的抗议。
1913年10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拜访牧野，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
”蔑称，改称“中华民国”。但被牧野以已有此种先例，难以适应中国政府之希望为由
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
”蔑称进行过抗议，然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特别是美、英等相继与中国恢
复关系正常化后，田中内阁担心过于横蛮的干涉政策，会使其对华外交继续落后于美欧
，并进而激发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故曾于1929年5月指令日使芳泽谦吉借参列孙中山奉
安大典之机，明确日本与国民政府之正式关系。但田中内阁很快垮台，继任的滨口内阁
虽让主张“协调外交”的币原再任外相，以图“刷新对华外交”，但也只是将侵华的野
心稍加掩饰，其对华称呼也依然沿用了“支那”的蔑称。因此，当然无法缓和中国政府
及舆论的反对。
1930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
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
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⑥。19日，国民政府文书局长杨
熙绩又在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中提出抗议：“私人交际尚应名从主人，况国交云。……
倘日本再有如此无理之字样，我务当予以退还并严词诘责之。”⑦
中方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日本驻华外交机关的注意和其媒体的强辩。5月21日，日本驻宁
领事上村伸一将杨熙绩报告之有关部分电告了币原。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竟载文指
责中方的抗议是干涉其语言和文字的独立。对此，沪、广、汉等地的《民国日报》、《
武汉日报》即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予以批驳。指出，中国政府“有将来如再发现此
种称呼即将来文退还之正式申告……实在是很合理的”。中国之所以定国名为“中华民
国”，是因为“中华”二字说明了我们种族的根源、历史、特质和文化；“民国”二字
则既合民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义之义，其“意义之精深远大，更不能以历史上残废
名词的‘帝国’‘皇国’诸名词相提并论”。在孙总理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已19年的
今天，日本政府当局及知识阶级仍在国际上称中国为“支那”，“不是表示他国际礼节
的失检，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后知识闭塞罢了。……所以负了普及中国文化与日本有悠久
的历史关系的中华国民，便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同种同文的日本国民和他们政府当局的疏
忽、任他们遭受不明国际称呼及国际礼节的耻辱和讥笑而不加以指正。……自己既不愿
意被人称做‘大倭帝国’，为什么偏以辗转译音的名字称谓别人的国家呢。公然书于国
际公文上面，已属大失礼仪。又复强词夺理哓哓置辩，适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夸大、
扬己抑人的岛民根性”。⑧
此文的非常规格立即引起了日方的特别关注。评论载完之日，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即
将其剪下寄给币原，并指出其所论大体与杨熙绩5月19日演说相同。迫于中方的强大压
力，币原于10月29日向首相滨口提交了《关于支那国号之称呼件》并提出：清朝覆没后
中国即将国号改为中华民国。此后虽然政局多变但国号却无改变。日本政府虽在1913年
10月向中国新政府递交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国书，但又于此前的6月议决，今后在内
部及对外之通常文书中，一律以支那取代清国。此后实际上也使用了支那国或支那共和
国之称呼。然此称呼一开始就不受中方欢迎，尤其最近该国官民对此多有不满表示。我
们认为，且不论其理由是否妥当，我方没必要无视中方感情而墨守惯例。故即便支那政
府眼下未要求改变称呼，但此际由我方主动加以改变也是合乎时宜的。还提出：改变称
呼不应见诸报端；暂缓决定对中国和中国人之简称；择机修改以往法令中之支那旧称等
，但在非官方文件中仍可记作支那。两天后，该提案被日本内阁通过。11月1日，币原
向驻华公使及各总领事发出《对中国国名使用“中华民国”之训令》，并令转电所辖各
领事。⑨
三
此后，在日本的对华条约或公文里，虽大都改称了“中华民国”，但其他公私文件或文
章、口语中仍多蔑称中国为“支那”。“中国事变”被叫做“支那事变”，侵华日军及
侵华经济机构则称为“支那驻屯军”、或“X支那XX会社”，中国人则被叫成“支那人
”。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蔑华、甚至仇华心态并未随官方改称而改变，日本政界仍有不
少人坚持要用“支那”之蔑称。在日本第59届议会上，日本政友会议长松冈洋右带头攻
击币原对英美、俄华之外交碌碌无为，软弱无能。当币原登坛欲为答辩时，政友会议员
连呼卖国奴而使币原无法开口。而松冈非难币原对华“软弱”的口实之一就是其改变对
华之称呼：“乍一看事情似乎很小”，但“抛弃日语而使用中华民国之称呼——这种态
度和用心，已充分说明所谓币原外交是什么东西”⑩。
松冈的谬论虽属党同伐异，但仍激起了中国舆论的反击。据日本学者著述记载，在日本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之1931年1月28日中文《国际囗报》上，有一篇《日本议员口中
之支那与中华民国》的社论对此作了抨击：“最近，中国一再让步‘以求邻邦之谅解’
，然代表日本民意的议员们还不满足于币原外交之‘慢性侵略’而加以攻击。……代表
日本国民的议员这样做，就不能不使中国民众失望之余而生疑念。奇怪的是，作为政友
会议长的松冈洋右氏，在指责币原对华外交软弱的发言中，作为‘不可思议的奇例’举
出的例证，竟是币原提出的要改称‘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松冈氏的这些
话，原为攻击币原而发，可以说是区区小事。但其所表现的日本国民之态度，在期待中
日接近的气氛中却是极其遗憾的”(11)。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日本炮制并承认了伪“满洲国”后，日本外务省再次提出《改称
支那国为中华民国之件》，要求“在机会适当时，将以往国内法令中之支那国名称，改
正为满洲国或中华民国”。因为“如将支那国原样保留，就会导致非常不利的结果——
即人们会理解为支那国即中华民国，这些法令不适用于满洲国等”。但密件又认为，“
目前还不必急于进行字句之改正”。因为上述有关表述多为双边条约内容，不能单方面
改正。而上述各种条约是否应由满洲国继承，要视条约之目的、性质等加以确定。而且
“满洲国”已在1932年9月表示，只尊重中华民国所订之国际条约中能适用于满洲国之
条款(12)。很明显，日本外务省此时重提“改称支那国为中华民国”，只是为了在国际
上造成如下印象：“满洲国”已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非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其之
所以不“急于进行字句之改正”，乃是要看这种修改对日本及“满洲国”是否有利。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坛关于中国国号称呼之争议仍未平息。岩村成允所著《关
于日本、满洲、支那国号之研究》中曾提到：“近年，关于支那之名称在帝国议会等场
所经常成为议题”(12)。直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派团到东京，于1946年6月“命令
”日本不许再用“支那”之称，日本政府才于同年6、7月间以外务、文部两省次官名义
，向各报社、出版社及大专院校发出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中国所憎恶之名
称的正式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一词基本已被弃用。但日本社会至今
仍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仍在使用该词。其中，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类的反华狂
人，乃是出于当年军国主义分子那种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傲慢心理，及对昔日大日本
帝国称霸“大东亚”旧绩之怀恋，蓄意以此蔑称中国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予
以严正批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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