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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3789 | 1 闻道
所谓专制主义国家就是一党专制没有任何反对党存在、没有公民任何政治自由的国家。
所谓威权主义国家是介于专制国家与宪政民主国家之间的属于过渡形态的国家，这种国
家过渡到民主国家是可以通过街头示威、罢工的革命来实现。但对于专制国家怎样过渡
到威权主义的国家需要探讨路径，这对于如中央之国、朝鲜等原来苏式一党专政的专制
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探讨这一路径的理论基础是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东方的中央之国等国家之所以老在专制的轨道上循环，而
西方的英、法等国家之所以走上宪政民主的文明之路，就是这一历史规律在起作用。
笔者曾发表过《有产与民主》的文章。（闻道：“有产与民主” 中国反垄断网 1/
14/2010）。文章认为，要摆脱专制必须形成多层次的有产阶级，并有宪政法治市场经
济来保证各有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政治诉求。最大的有产阶级控制顶级的国家权力而各
有产阶级有一定的限制顶级权力的契约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是形成威权主
义国家的阶级基础。这次埃及街头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埃及的中下层管理人员
有广泛的自由民主基础——有宪政保证的私有财产和政治自主，而不是如专制国家那样
不依附上层就会被剥夺饭碗和自由。当高层家族等亲信违反宪法自肥是，他们有经济和
政治能力来号召组织民众进行反抗和变革。突尼斯和埃及都有这样的稳定的中产阶级。
问题是一个权威主义的专制国家怎样才能出现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从西方民主国家的历
史经验来看，有历史上保护任何阶层的私有财产的契约经济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点可以说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基因。（这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相
区别的根本之点）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商业社会交换的基础。西方脱离原始社会的民
族如雅典和日尔曼等民族由于自然条件（海湖相交）行不成犹如中国的（山河相交）需
要集中权力治水的小农的自然经济，而形成了海洋兰色文化及契约习惯法的商业文化。
走向契约经济的兰色商业文化是西方人类生存的需要，而走向集权经济黄色文化也是当
时东方人类生存的需要。
东方集权经济的专制黄色文化的举国一致也曾极大的促进了东方经济的大发展。如汉朝
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但由于重农轻商、官本位的专制文化窒息了人类文明基
因的诞生和发展，郡县专制的大帝国在中国的明代就开始衰落下来了。这一必然衰落根
本原因是乱征税而没有保护个人财产的契约制度。就是皇权可以任意没收任何个人的私
有财产，甚至株灭九族。宋代以后，皇权专制制度走向极端化，君权实现了其对整个社
会的超强控制，以至任何力量都不足以丝毫地动摇君权的威势。相权被一分为三，进而
在明代被取消，以“内阁大学士” 代之。在明代，皇帝之“敕”高于国家之“律”的
制度特征发展到极端，顾炎武称之为 “权乃移于法”，在这样的制度下，向谁征税、
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所拥有的征税权是无限
的，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制约。地方官员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
征税，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压力，“完成政治任务”式地征收，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
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农民
阶级也从来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义务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皇权
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听天由命”。（明代李自
成起义军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皇权社会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如欧洲的贵族
领主）处于政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而西方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的梭伦改革就开始了以宪法保护各阶层的私有财产。而继
承这一传统的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限制国王征税制度就奠定了西方民主国家宪政
文明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进步就是在宪法规定了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如2004年《宪法》
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
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7年人大通过的《物权法》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
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侵占、哄抢、破坏。”但经过近4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规定被地方政府肆意践踏。正
如中央电视台所说，政府强拆说明《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这一有威力的炸弹没有安上
引信，是不给力的。
为什么《物权法》没有起到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以政府的名义侵犯私有财
产的时候法院并不受理，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等的关系；属于民法的“物权法” 只调整
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调整政府与公民与法人之间的不
对等的关系。专制国家的权力属于政府自生并不是“民所赋”，司法机关只是政府下属
的一个部门。就是说中国司法不独立，没有分权制衡的宪政，就是中央电视台说的《物
权法》没有安上引信；没有处理政府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独立的司法机关，政府就可以
任意以国家公共用处的名义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再加上没有公民社会制约的乱收费，
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只是骗人的空话而已。由于强拆、乱收税费和高房价等
飞涨的物价等对公民财产的剥夺，中国在上世纪后期形成中产阶级正在消失，中国正在
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社会（这是及其危险的随时断裂的哑铃社会）。而且为了满足庞大
官僚队伍的穷奢极欲的高消费，地方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剥夺中产阶级。
怎么办？笔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由极权主义的专制社会向威权主义的社会过渡。就是中
国坚持今天的专制体制不能持续，但立刻过渡到完全的宪政民主社会也会引起天下大乱
。（更谈不上立刻过渡到张宏良所说的大众民主）。由专制主义过渡到威权主义的唯一
和平途径是实行纳税人监督制来实现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的个人私有财产”，从而发
展壮大中产阶级。
什么是纳税人监督机制的税收宪政？就是在人大建立纳税人“税收监督委员会”，对各
级政府的征税和使用实行监督；也要对国有企业的上缴全民财产的利润进行监督。我们
今天的中国纳税人也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这就需要纳税
人团结组织起来，情愿、示威、游行等等不配合手段要求纳税人的权力。不要求立即实
行多党宪政，更不要求立即实行全民选举的大众民主，只要求实现纳税监督。先不挑战
共产党当前的执政权，只要求在现行体制下增加纳税人监督，是向坭里参沙子，是向黑
水里撒清洁济。
关于税收宪政，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就提出过这一改革。笔者也曾在2010年以元旦社
论的方式在《民主社会主义论坛》发表了关于税收宪政的文章。
税收宪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设立税“税收监督法院”，来处理违反税收宪政而乱收费
问题。这是独立的法院，人员由纳税人推举法律界专门人士组成，坚决依靠法治来保证
《宪法》和《物权法》关于保护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条文落到实处。
中国必须改变极不合理的1994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就是中央拿走了税收的绝
大部分，而地方政府只能靠卖土地和加大税收来解决官吏消费、维稳和公共事业支出问
题。这样的税收体制逼迫地方政府早已开始疯狂地剥夺中产阶级的财产，成都民营企业
家唐福珍被逼自焚决不仅仅是个例。不改变税收体制，剥夺中产阶级的财产违法行为将
会继续下去，物价反复上涨也将继续下去。
中国的宪政民主必须从经济基础的税收体制改革入手（而不是立即多党和自由选举）。
只有落实了纳税人的权力保护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才能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中产
阶级才能联合无产阶级通过街头革命变专制国家为威权国家，继而变为宪政民主国家。
倘若执政党不肯实行税收宪政，等到经济走下坡路，威胁到民众生存时，已经准备好了
的全民大起义将会推翻专制政权。有税收宪政民主理论指导的人民大众将通过一段威权
主义时期过渡到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社会。
自动实行税收宪政，执政党将重新获得大众的信任，这将是对官民和整个民族的文明发
展都是件大好事。
总之，现行的中国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变现行的中央与地方的不
合理的分税制、废除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垄断，与此同时在人大建立纳税人税收监督机制
。目的是以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做到保护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从专制主义国家转变
到威权主义国家奠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专制主义国家向威权主义国家转型的和平路径——税收宪政及反垄断的法治市场经济保
护中产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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