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on版 - 毛轮周和普世温到底谁好，听完这几个故事就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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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3789 | 1 先讲几个温家宝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摘自《中国最具争议的人：温家宝全传》
作者：刘钺声
出版社：明镜出版社
温家宝的“髮小”李溥说，“2003年，我有机会去甘肃探访老校友时，特意到了温家宝 当年工作过和生活过的甘肃酒泉，寻访在那裡温家宝曾经住过的平房裡外间简易宿舍， 寻访了力学队办公楼，还寻访了兰州市内的温家宝工作过的甘肃省地质局。走访了他曾经的同事，知道了温家宝的很多‘故事’。”
“在酒泉，有个对温家宝感恩一辈子的女同志，她是温家宝在地质队时一位司机的孩子，因家裡收入低，生活困难，读不起书。温家宝夫妇知道了二话没说，每个月从工资裡拿出一部分钱，资助这个女孩读书，一直资助到女孩参加工作。”
李溥说，后来他到北京去看望温家宝的母亲杨秀兰老师时，跟她敍说温家宝在甘肃曾多 年资助别人的往事时，老人家听后也有些诧异，因为她从未听儿子说起过这些。
实际上，对温家宝感恩一辈子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中国新闻社在温家宝当选总理的前夜发出报导说：在酒泉的地质力学队与温家宝共事11 年整的一位老地质队员回忆起对温的印象，用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好人！”
1970年，该队指导员王德春去世，留下妻子和四个孩子，长女王有芹才11岁。王德春的 遗孀无奈，想把两个年幼的儿子送人，温家宝和妻子张蓓莉再三劝阻，王的遗孀才答应带着所有孩子回山东农村老家。这一家孤儿寡母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温家宝夫妇寄去的钱和衣物，一直到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以“顶替”名义进入地质队当了工人。
这个故事在四勘院流传得更加详细：
王有芹的父亲王德春，曾任力学二队指导员，去世前任力学队政治处主任，与温家宝十分要好。王德春去世后，王有芹的母亲带着年仅11岁的她来到力学队，当时生活已经无法维持，许多人给王有芹的母亲出主意，让她把最小的当时只有两岁的小儿子送人。
温家宝夫妇得知后极力劝阻，并主动提出今后在生活上照顾她们。1976年，王有芹被招工到地质力学队，来到了温家宝夫妇的身边。在一起工作生活后，温家宝夫人张培莉从不让王有芹花钱，而让她把工资全部寄往山东老家给母亲贴补家用。在工作上，温家宝对王有芹要求极为严格，经常向王有芹的领导询问她的表现。
“小时候，我只知道，甘肃有个对我们很好的叔和姨。”王有芹与记者谈起温家宝一家对她们的照顾，言语哽咽。王有芹在农场锻炼两年后，又在野外工作了几年。期间，温家宝每次见到她，都要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要求。现在，张姨（温家宝夫人张培莉）还跟我联繫，问问我的家庭、生活、工作情况。”王有芹说，直到现在张姨还关心着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出差时还亲自前往山东文登，看望她的母亲。“没有温总理夫妇对我们一家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王有芹动情地说. | j**n
发帖数: 13789 | 2 周恩来:文革初期 – 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新发现的周恩来》（选载）
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00/n-6500.html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3/4)
五、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知不知情，中共官方的的说法是说周恩来不知情，对毛主席发动
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周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是被动
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 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实上周恩来从处理杨尚昆、罗瑞卿的时
候就开始涉入，并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知情，反而是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
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５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
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１９６５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
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在“文革”前召开的一次小型
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的接班人时，认为邓小平可以接替毛来掌
舵。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
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
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
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当然也有人看出了征兆。邓力群就说过：“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的争论
，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共这个党，光懂政治不
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
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 笔者曾经和国内一位党史专家对此进行过
讨论，从１９６５年的形势来看，南北连个方面均有战争威胁，北面来自来苏联，南面
来自入侵越南的美国。战争的威胁是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形势下，
林彪则是第一人选，特别容易获得党内支持。
按毛泽东的说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
发动文革，是想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清算所有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包括刘、
邓、周、陈、彭等等。当然，毛泽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采取分化、拉拢等手段，层层
剥笋，各个击破。在１９６５年底至１９６６年４月份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
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外围的清理工作，即 “彭、罗、陆、杨”被打倒。对此刘少奇
的“不合作”同周恩来的“顺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周恩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正如他同吴冷西讲的：“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因此周恩来一方面要
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部署，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不断地向毛泽东表示“忠诚”。
除了在清除“彭、罗、陆、杨”“四大家族”的工作中竭力配合之外，在毛泽东的其他
部署上，周恩来也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主要执行者。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所谓《二
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４月２
４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讨论。根据李雪峰的回忆，这个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 这个扩大会议其
实也就是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演，文革的到来已成定局。
刘志坚回忆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就把他叫道钓鱼台８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志坚和陈亚
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日，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
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为了这个头等大事，做长期的准备。
１．随着林彪一起念“政变经”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也就是所谓的“政变经”中说：“毛
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
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
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
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
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
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
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
问题”。
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５月１８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
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５月１８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都认为“彭真．．
．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但后来周恩来却说“５•１６通知”“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
理论、路线、方针都谈到了，归结到结束语，主席已经意识到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不
仅是彭真，有的已经揭露出来，有的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还正在培养作为我们的接班
人，各级党委都应该提高警惕。这个话在中央来讲是刘少奇。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党内
文件，你们没有传达。就是我们经常跟主席接近的人，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但也不敢想
，因为主席没有透露。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曾经跟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
奇比，林彪同志的思想性高得多了。”
在５月１８日的时候，当着刘少奇的面，周恩来当然不会明确说刘少奇就是赫鲁晓夫。
但是背后不还是和“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过么。“不敢想”的说法是
仅仅是为了衬托毛主席的“权威”而已。因此，周恩来在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
候是明确知道毛泽东的矛头所指。这在周恩来５月２１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倪端来，
通篇讲话充满了对林彪的吹捧，但是对刘少奇则丝毫没有赞扬。
要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还是刘少奇都有念过“政变经”。 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毛泽
东多次谈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建议林彪做一个关于政变的讲话，这就是林彪说
：“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的由来。 戚本禹在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时说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
比刘少奇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实，周恩来不仅大讲特讲防止反革命政变，还大力
吹捧林彪，号召全党群众要紧跟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一定意
义上讲，周恩来的通篇讲话就是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全党的动员。
余如信先生论及林彪“５•１８讲话”的要旨是“防政变”而决不是“政变”。
“防止反革命政变”及随之成为实证例子的对彭、罗、陆、杨“四大家族” （周恩来
语）的揭发批判，是当时毛泽东灌输予中央的思维定势，并使之成为整个中央政治局常
委班子的共识，不是林彪个人的发明创造。以解决彭、罗、陆、杨为主要任务之一的１
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者是刘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泽东所委托），
常委之中，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讲了话。林彪 “５•１８讲话”开头第一句
就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让林先讲，并不等于其
他人不讲。按照戚本禹的解释，而这“常委”则是指周恩来。林讲话之后，周恩来于５
月２１日、邓小平于５月２５日均分别在会议上讲了话。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有无正式发
言，至今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最详尽的说明，是
其于当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据目前所知，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的讲话，均未见中共官方的正式转发件。故此，长期以来，歪曲史实者似乎有了可乘之
机，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邓、刘与林彪观点相同、论调一致的言
论这么一回事，即使是比较严谨的文革史著述，在对林彪 “５•１８讲话”大加
鞭挞的同时，对周等人的讲话也是避而不谈，未着只字。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开承认有周恩来的讲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
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一条简短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
节问题。”惟要参阅周讲话全文，目前还只能求助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
周恩来开宗明义的讲，“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
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讲的亚
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
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
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
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笔者注，周恩来在此
狠批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
、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
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
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
义复辟，然后再推翻…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计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５月５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谈到发动
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采取之策－－“剥笋”政策。毛泽东说：．．．那些旧人有一部
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
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
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
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
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周恩来讲：“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
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
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
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
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
族’是第三次了(笔者注–这是党内第一次把彭罗陆杨作为一个反革命集体对待)，对他
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
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
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
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
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
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
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
，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
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
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
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
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
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
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彭（真）是高山倒马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
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除了对积极鼓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周恩来在这里还大力褒扬林彪。周恩来说：“
‘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
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
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
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
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的
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 ‘四大家族’原形毕露
，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
。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
众。．．．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
），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
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最后，周恩来告诫全党：“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
，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
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
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
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
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
。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
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这段话的评价是：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
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
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此外，周恩来在讲到领导与群众的问题时，讲：“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
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
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
席在１９６２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１９６３年第一个十条，文化
大革命，三线。１９６５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
，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
，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当
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自斯大林在１９５３年去世之
后，毛泽东就为这个目标奋斗，这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之一。因为毛泽东要争
当世界共产主义领袖，最大的不利条件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这段话充分体
现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心声”的把握。
周恩来在讲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
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时，有人插话：“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
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
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
周恩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 主管中央档
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
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
２．处理广播电台的安全问题
林彪带头念起了“政变经”，周恩来积极跟进，陈伯达、康生也一拥而上。但是，要说
实际行动起来防止“政变”，还是周恩来出力最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
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
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
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
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
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
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４月８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
第６３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
的），５月３０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
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当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
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
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３月
２８日及４月１２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於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
－－双桥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０时４０分指示
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
批示同意。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
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
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
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
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３．肩负保卫首都的工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
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
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
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
行部队调动之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６３
军１８９师和陆军第６５军１９３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
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
照办。
５月２６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
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
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
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
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
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不可否认的是，“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毛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而且林
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毛泽东的意图，周领
会的最快、最深，执行起来最坚决。
周除了亲力亲为之外还讲了话，在林彪“５•１８讲话”后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
，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 政变问题；（二）领导
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４．参与批判朱德
５月２３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
薄一波、乌兰夫等纷纷发言严厉批判了朱德。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
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
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
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１９３７年底到
１９３８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
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
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
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
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
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
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
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
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
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
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
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
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周恩来对朱德的批判“从反对毛主席的错误”是周、朱都参与的，似乎是在替朱德分担
些责任。但是周恩来随即话锋一转，“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把朱德同张国
焘联系在一起。接着周恩来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
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最为重要的是，毛在庐
山上指责彭的时候，就说他百年之后，有人怕彭。现在周恩来把朱同高饶彭黄联系起来
，并且说“毛主席也担心”，言外之意朱德如果活到毛死之后，就有可能是做赫鲁晓夫
报告的人。
周恩来是否真的认为朱德有这么大的能耐，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朱德，向毛泽东
表示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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