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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8502 | 1 ☆─────────────────────────────────────☆
jeffh (Jeffh) 于 (Thu Dec 9 12:24:22 2010, 美东) 提到:
记者记录深圳30年大逃港 百万内地人曾越境香港
作者：港大蛇口仔 提交日期：2010-12-8 18:19:00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
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
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
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 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
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
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
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
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
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
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
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
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
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
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
，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
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
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
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
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
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
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
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
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
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
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
，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
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
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
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
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
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
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
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 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
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 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
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 有一份来自深
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
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
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
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
，“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
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
。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
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
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
，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
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 世纪60年代之
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
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
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
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
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
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
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
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 大水坑等许多村庄
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
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
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
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 阳澳头公社的
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
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
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
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
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 年总收入的30%；社
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
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 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
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
。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
，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
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 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
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
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
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
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
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
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
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
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
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
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
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
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
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
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
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
、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
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
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
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
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 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
，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
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
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
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
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
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
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
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
“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
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
，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 集团主席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
”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
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
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
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
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
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
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
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
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
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 访中，叶小明
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
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
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
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
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
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
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
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
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
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
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
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
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
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
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
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
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
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
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
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
。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
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
。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
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
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 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
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
，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 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
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
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
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
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
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
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
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
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
》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
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
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
，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
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
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
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
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
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
。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日志日期：2010-12-8 星期三(Wednesday) 晴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复制链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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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半尺长剑一页书 评论日期：2010-12-8 21:35
转贴嚟九嘢，想表达什么思想感情呢？
评论人：xy19792007 评论日期：2010-12-9 9:14
用机枪对付为了生存的逃荒者，令人发指。
这么久都没人回个帖，是不是大家觉得用屁股想，都知道蛇口仔想表达什么？
看看别的论坛怎么说：
。。。。。。。。。。。。。。。
第14条回复： 参与讨论 推荐
作者：山东土著人 于 2010-12-08 20:09:38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送短消息
湖南猫，当鞭尸！
谢谢您的阅读, 您是本文第 460 个阅览者 关闭窗口
第15条回复： 参与讨论 推荐
作者：山东土著人 于 2010-12-08 20:16:54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送短消息
越来越多的罪恶将被揭露！
谢谢您的阅读, 您是本文第 460 个阅览者
。。。。。。。。。。。。。。。。。。。
评论人：xy19792007 评论日期：2010-12-9 9:20
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
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
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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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领导人，真应该学习一下前人那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上访、焚身、“散步”
，等等等等，不是咱老百姓太刁，而是我们不思改革，专制腐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评论人：半尺长剑一页书 评论日期：2010-12-9 9:53
xy19792007同学，表达了思想感情，然后呢？要不你也去市政府门口连吸几根烟？
评论人：深圳主义2011 评论日期：2010-12-9 13:55
这样的文档应该放进深圳的博物馆保存起来，以便后人能了解深圳的由来和当初
的情景！
评论人：半尺长剑一页书 评论日期：2010-12-9 14:03
赞！
这一回，俺对深圳主义2011的佩服，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看看台湾的二二八纪念碑。那才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标志。
评论人：港大蛇口仔 评论日期：2010-12-9 19:33
“以便后人能了解深圳的由来和当初的情景”
小弟转载这篇文章 也是觉得这么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深圳人是应该了解这个城
市的由来过去~~~ 以前听南头本地的同学说他老豆游水去香港两次都被香港警方抓住遣
返 当时仅仅是觉得很好笑。。。没想到背后藏着那么多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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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h (Jeffh) 于 (Fri Dec 10 14:52:39 2010, 美东) 提到:
人民会用脚投票 2010-12-10 12:41:15 《青年时讯》
深圳，罗湖口岸。从大逃港到大开放，如今，去香港采购生活用品已经成为深圳市
民的家常便饭。
卢卢/摄
逃港者
逃港者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
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
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
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
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
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
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
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
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
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
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
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
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
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
，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
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
，“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
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
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
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
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
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
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
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
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
，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
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
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分别是1957年、 1962 年、1972 年和1979 年，共计56 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
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
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
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
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
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
，“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
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
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
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
，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
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
，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
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
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
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的记录，1962年，广东出
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
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
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
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
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
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
，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的悬殊显而易见。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
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
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
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
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
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
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
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
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
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
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
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
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
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
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
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
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
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
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
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
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
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
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
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
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
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
了现场。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
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
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
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
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
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
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
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
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
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
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
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
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
了什么。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
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
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人数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
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
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
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
调整政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
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
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
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
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
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
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
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
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
而2005年为9.18 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
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
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
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
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
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
对陈秉安的支持。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
》书稿。
书问世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
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
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
在许多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
道，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
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
。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本报记者 林天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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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h (Jeffh) 于 (Fri Dec 10 14:54:00 2010, 美东) 提到:
鄢烈山：扩展我们“用脚投票”的权利 2010年12月10日 07:27东方早报
鄢烈山
12月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特稿《人民会用脚投票》，介绍深圳市作协副
主席陈秉安献礼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为什么要讲改革开放
前30年的这段故事？陈秉安说，“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可以说没有上百万人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就没有深圳
经济特区的设立。陈秉安多次重复深圳宝安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
’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这个老深圳人的话虽然悲壮，却也只是事情的一面，民意民情的一面。从1955年出现逃
港现象起，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
港潮，如果没有习仲勋、邓小平等领导人体恤民意、顺应世情，逃港潮可能还有第五次
，逃港者肯定还会流更多的血，深圳特区何时设立也在未定之天。官民上下良性互动是
百姓之福，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改革转型是国家之幸。
《古文观止》中《过秦论》与《治安策》作者西汉的贾谊，在其《新书》的“大政”篇
说：“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这话当然很正确很有威慑力
，但迟速之间可能就是几十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这篇“冰点特稿”的题目是《人民会用脚投票》，取意曾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同志参加深
圳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说的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
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就)会用脚投票。”这段话说得十分恳切，
值得所有掌权者奉为座右铭。然而，说到底，他讲的也是政治常识。两千多年前的经典
《尚书》的“蔡仲之命”篇就有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深圳人冒死逃港，主要是因为物质生活贫乏难挨，马思聪等外地人偷渡香港，是因为政
治上、精神上受迫害。所谓“只会用脚投票”，在那时是万般无奈中的赌命一博，与今
天通常意义上的“用脚投票”不可同日而语。
据说，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Charles Tiebout提出，指在
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各地居民自由选择那
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所谓“用脚投票”当然是比喻，是相对于“用手投票
(选民的选举票，股东或自治组织的表决票等)”而言。“投票”权就是选择权，就是民
主或自由的意思。在封建专制时代人们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当然只有“用脚投票
”，即《诗经·硕鼠》篇所表达的“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今
天，广义的“用脚投票”就是在诸多产品和服务供给者之间自主选择。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用脚投票”的次数总是大大超过“用手投票”，比如今天你出门乘哪种交通工具
，到哪家店铺午餐，到哪家银行存取款，到哪家超市购物，就都是用脚在“投票”，选
择支持较中意的那家。
有人举例说，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喊着：“永别了，罗马！”要去东郊的圣山建
立自己的城市；贵族害怕平民大量出走，造成生产停顿、兵源匮乏，派代表追到圣山找
平民谈判，最后谈出了保民官制度。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有收获的用脚投票”，我同
意；但这种“用脚投票”在我国先秦也早已有之。你看《孟子》第一章第三节，梁惠王
就在请教于孟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则教他如何吸引
别国的百姓投奔梁国。只是到了闭关锁国的明清， “中国”人这种“用脚投票”的权
利才受到严格限制。明代实行严格的海禁，片帆不许下海，于是东南沿海许多渔民只有
投靠倭寇谋生，或假扮倭寇与官府作对；清代沿海甚至内地一些贫民“闯南洋”或被“
卖猪仔”到美洲谋生路，朝廷视他们为自我流放蛮夷之地的弃民，乃至丢我天朝颜面的
逆贼，根本不愿为之提供外交领事保护，更谈不上像梁惠王那样，想着如何吸引他们回
到自己的国家。显然，30年前对“用脚投票”逃港者的态度，沿袭了“天朝”思维，再
加上较量政治制度优越与否的冷战思维。
移民出国在今天已不是“叛国”，不仅正大光明，甚至成了炫耀的资本。君不见网民搜
得，国庆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里众多明星，其实已是外国公民？想出国，关键
只在于别人要不要你。但在境内，农民工及其子女或者其他什么人，却还不是卷起铺盖
“抬脚就走”那么简单：拥有一些地方的户籍跟加入香港的 “优才计划”一样难，“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呢；城里人要在农村建房依法只有“小产权”。在
这点上，显然不如梁惠王那时有“用脚投票”的自由。好在，据报道，全国城乡一体化
试点城市成都，其域内户籍人口已“法古”成功，实行了迁徙自由，即“用脚投票”合
法化。
在经济领域，按说，搞市场经济，是最需要也最便于实行和保障“用脚投票”的。但是
在强势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之下，人们很难“用脚投票”来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比
如，有些人有机会出境，带回在中国制造却比国内售价便宜很多的iPad，3000多元货物
海关却要按5000元征税，甚至到香港购放心奶粉也受阻……
在教育与学术领域，古代最有名的“用脚投票”是“三盈三虚”的故事。东汉学者王充
的《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讲学，孔子的门人除了颜渊都多次离开孔子，
跑到少正卯门下。据说后来孔子主管鲁国的政法时，就找由头把少正卯诛了。中国古代
的官学是“就近入学”，民办的书院却是“用脚投票”的。而我们今天的民办学校显然
还不成气候，谈不上让学生在所有学校之间“用脚投票”。
在文化娱乐领域，自古以来有“唱对台戏”的传统，电影《梅兰芳》就有这种情节，那
就是观众“用脚投票”。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文革”年代只准看听唱“革命样板戏”，
没有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仍
然享受得很不充分。
这样看来，我们先不谈别的，用改革开放的思维，先求扩展我们“用脚投票”的国民权
利，不论在社会经济还是科教文领域，都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要做呢！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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