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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729 | 1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5873e0100neh1.html
《粮民》，全球化时代的农村寓言
文/金微
（本文部分文字发于12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当村庄成为中国的悲伤》）
从《江村经济》，到《黄河边上的中国》，再到《中国农民调查》，中国知识分子从来
就不缺乏关注农村改变农村的热情。眼下，一本有关农村的新书《粮民——中国农村会
消失吗》再度将三农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
书的作者爱新觉罗•蔚然于2006年发起了“万村行”计划，在几年时间里，他骑
车数万公里，走访上千户，记下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的记录照片，堪称一
部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文本和贫困人口的全景生存实录。
在中国GDP世界第二的背景下，中国贫富悬殊的现状让人深省。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说
：这本书记录的真实中国农村的贫困，远远超出了我们从一般媒体上所接受的资讯，甚
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区民众的想象。“我们了解农村和农民的贫困，但并不
能真切地感知边远地区的贫困之深，不能感受这些贫困对于具体的个人的意义。”
他替农民说话
出版人贺雄飞所说：蔚然是真正在替农民说话。
当初蔚然将目光投向农村，源于90年代初甘肃农村的一次出访。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说，
那年他到地方的一个偏远村庄，村子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他入住在一位农户家里，
农户为了买斤肉，居然向全村人凑钱，而那一袋钱最大面值的钱居然是两毛钱，剩下都
是五分、两分、一分。
“为什么这么纯朴的人们生活这么苦？”蔚然常常反问自己，在上海拥有一家公司的他
希望为农民做点什么。2004年，蔚然在上海创立了民间公益社团———幸福发展促进会
，由此开始“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同时也致力于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为此，他还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几年的时间里，他计划走遍中国所有的行
政村，计划帮1000万人口能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不敢说过上富裕的生活，只要
他感觉到幸福，感觉过的幸福，这就是我的愿望。”
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有68万行政村。蔚然最后只能将重点放在偏远地区
农村。他希望通过帮扶工作，帮助农民做一些发展项目，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
从2006年开始，四年走下来之后，蔚然行走一千多个行政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睡
，了解农民的生活现状。正是这些记录在博客的1000多篇日记，成了这本书的脚本。
严格来说，《粮民》不是一本带有任何学术观点的书籍，书中有的只是白描式的记录，
农民的生活、他们的人性、以及朴实对话，但正是这些道出了农村难以言尽的贫困状况。
蔚然也很少在书中发表个人观点，最多只是顺着农民的内心发出呼吁：“不需要地方政
府越俎代疱搞新农村建设”、“不要扶贫，要公平”
风光后的辛酸
当蔚然走在边远农村，很多农民都对他的行为感到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骗子。“
但这么贫困的农村又有什么好骗的呢？”看到蔚然一身的装扮，农民很快打消自己的疑
虑。
在西部边远山区，村民将他当作一个微服私访、访贫问苦的高级官员。看着蔚然自行车
后的帮扶旗帜，农民认为他是来帮农民发家致富的，甚至有农民说：“如果蔚然早几年
到来，说不定我们早就修好路了”。面对村民过高的期待，蔚然常常有些愧疚，因为凭
一已之力他很难改变当地农村的现实。
他只能记录，在行走时，遇到破败的村庄，他都会特意进去看看，为此，他发现很多风
光的背后的贫困与辛酸。
美丽的丽江附近有一个隐晟县，当蔚然到这个县的偏僻小镇时，他发现一位老人在一个
小水沟里面捡一张卷烟盒那么大的纸，老人在边边角角搜集这些纸片垃圾，一天能卖七
八毛钱，卖来的钱买食物。
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农民在聊天中不经意流露的话语却常让蔚然陷入深思。在西部的
一个村庄，有位老大爷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让蔚然感到诧异。
老大爷说：自从土地承包了就很少有干部来了，以前搞计划生育的经常来，现在年轻人
不多了，他们来的也少了。老大爷对干部的印象依然停留在毛时代，那时共产党的统治
直接深入到农村基层。现在，干部脱离了威权统治后，腐败显得肆意妄为。
蔚然说，“万村行”走过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等部分农民，农民对村官各种
不满意的声音不绝于耳。“腐败、自私、没有能力、没文化是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
对农村发出的叩问
《粮民》让我们看到很多处于在贫困与病痛折磨边缘的农民，而这些又往往与制度有关。
贵州苗寨的一位贫困农户老杨因为眼睛炸伤，一直没有钱看病。当蔚然提到现在的农村
医疗合作制度，老杨却说：“医疗合作表面上是给农民办好事，但实际上是给医院办好
事。尽管表面可以报销百分之几十上，但我们花的钱比原来多好几倍。”
这让蔚然感到震惊和无奈：如今败坏的社会风气真是无孔不入。
在这本书里，吃猫啃剩下的面包的小孩、80多岁还没攥过百元钞票的老汉、沦为“农业
童工”的留守儿童、贷款买种子化肥被“坑”的农民汉子等等，而这些故事正暴露出了
农村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种种问题，这也是底层农民焦虑和痛苦的根本来源。
老杨说：“我们山里的农民日子看不到什么希望了，现在孩子读点书识点字我们都无能
为力，更不敢想考什么大学了。”尽管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减免学杂费，但是，像老
杨一样，许多家庭依然拿不出小学三四十元、初中一二百元的书本费。
农村孩子考大学难、考上大学上学难、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更难。由于教育产业化，不少
农村学生需要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苗寨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对蔚然说：哥哥嫂嫂
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还贷了几万块钱，毕业后我的工作在哪里？三年的大学生让我如坐
在火盆里一样很受煎熬。贫困的农村大学生不仅背负着巨额的债务上完大学，还背负着
巨大的良心债，他们被重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什么让农民最后一丝希望也即将破灭？”“谁毁了山里孩子的希望？”蔚然在日记
里发出了一声声的叩问。
农村被抽空
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的资源、人力逐渐被抽空，不仅如此，农村女性资源的流失也成
为农村的现实问题。当下的农村留下的不仅是污染和贫困，还有光棍。
蔚然在走访中发现，在偏僻农村，一些已经到正常婚配年龄的村民，娶不到、娶不起、
娶不来妻子的不是极个别现象，而在有些地区快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还有蔓延趋
势。
金钱至上的思想侵蚀农村，道德开始出现整体性的滑坡。在陕西皖西金寨县境内，一名
女青年直接问蔚然：我是不是二奶。这个女青年并没有因为台商生孩子而感到羞愧，而
是直接将孩子带到家里抚养。
“我跟青海、甘肃山区里的女孩子聊天，她们很坦诚，也不必讳，他们不说做二奶，就
是做十二奶也愿意，因为能让我活的像个人。”蔚然说，如果她们离开农村就不愿再回
去，如果回去也是要让村民看到我在外面生活很好才可以。
无论是走过中部还是西部农村，蔚然发现质朴的农民少有对国家的怨言，“国家很好，
国家领导人很好!我这辈子过不上好日子，下一辈子一定能，我相信国家!”
蔚然说：“凡是接触到的农民，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国家和对党没有抱怨”。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朴素”，他们在贫困中毫无怨言，贫穷、没有退休的权利、创业无
门……但这并不能破坏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他们不仅是“良民”，而且是真正的“粮民
”———不仅“民以食为天”，而且为城市持续提供着食粮。
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
中国农村过去几十年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面对记者的提问，蔚然有些茫然：“总
体来看生活条件都是大大改善了。”但是让他感到矛盾，他在书中真切地记录了难以想
象的贫困现状。
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认为，不同的地区农民对这几十年的变化有不同的感受，东部
发达地区好些，中西部地区情况要差很多。“现在物质比以前是丰富了，从收入角度来
看，80年代是上升的。90年代是下降。2002年以后，农民收入又出现相对缓慢的上升阶
段。从环境角度看，环境越来越恶化。从教育来看，教育总体上好。但对于穷人来说，
读书越来越难，看病越来越贵。”
中国正在步入城市化的快轨道，就像马拉松比赛一样，农村已经远远甩在了后面，城乡
差距越拉越大。孙立平教授将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分化过程比喻为马拉松赛跑，每到一个
拐弯，总有一些人被甩出去，进入弱势群体行列，社会的分化呈现出来的不是金字塔结
构，而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相拉开的断裂状态。
文化学者摩罗说：因为中国城市化，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上对农村是抛弃的。改革开
放后，社会流动性大，运气好和能力强的农村人可以流动到上层社会，但是，农民的整
体命运没有改变。摩罗说：“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城市从诞生起就是掠夺者，这
是无法改变的城乡二元格局，农村和农民改变不了被支配的地位。”
来自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相比，其收入是后者的
23倍。相比之下，联合国评估哥伦比亚的这一富贫收入比值为60.4，美国为15.9，而德
国为6.9。 新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更大。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如果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看中国农村，会发现自从30年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以来
，中国确实很快很深地融入了世界市场，在取得巨大的发展的同时，也在事实上纳入了
沃氏定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整体发挥功能
的时候，始终在不断地把经济剩余和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去。因此这个“世界体系”
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处在同一个系统中的各国，虽
然都在追求同一种“市场机制”，然而在中心区内，系统运行的结果是资本、财富的积
累和经济的发展，在边缘区，却是经济和政治的不发达。只要边缘区国家或者自动或者
被动地纳入了这个世界体系，无论它们做出了何种努力，这种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不发
达，就会作为“融入”的结果被周而复始地创造出来。
三农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很多学者发表过真知灼见，但是大部分讨论始终把眼光局
限在国内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范围内，局限在具体的政策和细节上，却忽视了在这一
切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影响更深更大的、更加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就是整个中
国经济在沃勒斯坦所说的那个“世界体系”中被给定的、充当边缘区的“身份分工”，
更何况农业本来就是边缘，在我国加入“世界体系”之前就是准边缘。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顾秀林认为，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
”范式来分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更加有可能出现的结局是：无论这种努力怎样成功
，也不能改变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充当“边缘”的命运，因为在这种“世界体系”
范式中，中心永远只有一个，其他一切都是边缘或半边缘；而且，融入市场的努力越成
功，边缘区向“中心”的纳贡就会越有效。更甚者，我国农业一旦被纳入这个过程之后
，边缘区将无力摆脱遭受长期伤害的命运。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世纪的叩问更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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