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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78 | 1 网友“自忧自在007”偶然在twitter上看到一本老书，粉色的扉页上盖着“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学院图书馆藏书”的红戳；封面上印着两行书名：《参谋助手论——为首长
服务的艺术》（以下简称《参谋助手论》）。
“自忧自在007”转手把这本书放在了微博上。这条微博被转发的速度让他有点吃惊—
—2011年10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转发近九千次，评论近三千条。
书中直白地揭示出种种秘书工作的“隐秘”，让许多网友感到惊讶：“点点滴滴都是大
实话。”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的确是一本公开出版物——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
3000册，在新华书店销售。
2006 年11 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目不转睛，头也不回地将讲完的稿子
递给秘书。王怀志说，秘书要使自己适应长，而不是让首长适应自己。 （CFP/图）
现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张本正为这本书作了序。序里，张本正这样评价：
“这部书不矫饰，不虚伪，不欺骗。真理总是赤裸裸的，那么，接近真的东西穿衣服也
是不能多的——这是一本实话、真话集。”
《参谋助手论》的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老师。如今第
一作者王怀志刚刚退休。第二作者郭政则年长一些，已经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他们
曾是张本正的部下。
王怀志和郭政都不怎么上网，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采访电话，还有一家出版社重版此书
的邀请，他们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了。十七年前的旧作突然受到这么多的人关注，
王怀志也上网看了看评论，他觉得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可以理解：“写作时，还是
1990年代，我们只是考虑到现实的一些情况，认识、表述、措辞难免有一些不当之处。”
作为政工学秘书专业的教授，王怀志和郭政当年写这本书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的
秘书，其实泛指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之所以只写“首长”不写“领导”
，是因为“对地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总的趋向上，这本书是为了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首长尽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
首长的工作更顺利。”王怀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18岁那年，王怀志应征入伍。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他多次被借调到团、师、军政治机关
工作。珍宝岛战事发生的时候，王怀志在编的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撤下来后一段时间
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帮助做宣传工作。真正在机关当起干部，是1974年的事了
。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文化干事干到股长，“小秘书”干成了“大秘书”。
那时候还没有“秘书学”。老干事偶尔会提醒新干事几句，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摸索。
摸索的过程中，总有人闹笑话。
珍宝岛战后那段时间，很多慰问团到王怀志所在的部队演出，接待方每次要致辞感谢。
有一次，团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讲话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副团长身上。副团长参加
过抗日战争，就是识字儿不多。
干事写讲话稿时就特别注意，在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旁边打个括号，写上一个读音相同的
常见字。比如“衷”字旁边，就写上（中）。谁知讲话时，副团长拿着讲稿便念道：“
让我们对慰问团表示哀——括弧，中——心的感谢！”
讲稿中写道“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副团长张口断句：“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
这里。”坐在下面的人笑作一团：“怎么团长叫这名啊？”慰问团的人忙在一旁解释：
“我们团长姓李。”副团长听了赶紧纠正：“哦，李跋涉——这是谁写的稿子，怎么连
团长姓什么都没搞清楚？”
稿子读到第一页末尾，副团长念到“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翻过来看到没完
，继续念：“哦，还有一个舞！”
这些笑话，就成了王怀志的经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秘书该怎么写讲话稿。到了
机关，王怀志发现这样的事情也还不少。一次，有首长的讲话稿里引用了鲁迅《论雷峰
塔的倒掉》。首长念到这里觉得有发挥的必要，就开始说：“说到雷锋塔倒，我要多说
几句。不论花多少钱，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塔再修起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学雷锋的嘛。”
王怀志觉得这些也和秘书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秘书就该写得
简短通俗；首长文化水平高，秘书就可以引经据典，提高讲话水平。
后来，两位作者就把后一个故事和这些经验一起写进了《参谋助手论》里：“（什么样
的讲话稿是‘好’的呢？）关键是取决于秘书对首长性格、爱好、习惯、经历、年龄、
学识等个性特征的了解和掌握，并使自己写的讲话稿与首长的个性特征吻合。”
2009 年8 月，《参谋助手论》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短短两三天内引来了众多博客的
转载，由此引起第一轮关注。2011 年，“自忧自在007”在微博上的转载，再次成为舆
论焦点。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些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
1983年，王怀志被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先在党史教研室做教员，后来到了政治工
作系，文秘专业。秘书学讲了多年，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根本不够用。想到自己曾经在机
关实践中遇到的那些棘手问题，光写演讲稿，里面就有各种学问，秘书要做好，是很费
脑筋的一件事——但因为很难摆上台面，这些内容教科书上完全没有提到。
王怀志和郭政商量了一下，决定写一本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起初，他们开了一门秘书实
践的讲座课，郭政主讲。郭政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王怀志的各种亲眼所见和道听途
说的例子放进去。王怀志把这些课堂内容记录下来，修饰润色，补充删减，整理成书稿
，名字就定作《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讲课的内容里已经有了不少后来被张本正称为“大实话、大真话”的东西。他们讲到了
领导收礼的习惯，甚至说明了领导收礼的合适时机，也讲到了首长之间因为功名权力等
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学生们从来没听人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东西，每次郭政上课的时候，走廊、过道、窗台都
挤满了人。一次，一个从上级机关调派过来任职的副院长路过教学楼，进去听了一堂课
。后来就在会议上批评：“我们有些老同志、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说了一些不太合
适的话。我们的机关要加强对讲课的审查、把关。”那时候，郭政的这门课已经收尾，
正和王怀志两人忙于做书，后来这课再也没开过，这点批评也就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没受到其他“首长”的批评。“毕竟不涉及到大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不违背
一些政治原则问题。首长也不会太多为难。”王怀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书交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接手的编辑叫王红岩。当南方周末记者辗转找到王红岩时
，她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编过这么一本书。她回忆，1990年代，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审核
程序至少分为三步：责编审阅、编辑室主任审阅、总编审阅。但在这三重审核中，没有
任何人感到《参谋助手论》有什么不适于出版的地方：假设有，编辑部都会开会讨论，
她也不可能毫无印象。
《参谋助手论》留给王红岩最大的印象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秘书岗位上，还有那么多不
为人知的学问。她觉得两位作者写得很好：“为领导服务的艺术免不了要投领导所好，
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本书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现
象。”
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王怀志和郭政还是将大部分书放在部队发行，上架新华书店的只
有极少部分。3000册显然供不应求。一次郭政到南京政治学院讲课，下了课一些学生劝
他：“郭教授，您把这书重新修改一下，再出一次吧。”郭政婉言谢绝。
最近，有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想修订再版这本书，仍然被王怀志和郭政婉言谢绝。“我
没那个心境，也没那个兴趣了。”郭政说。
现在，这本书在网上的下载量，是它印数的二十七倍多。
1994年写作《参谋助手论》的时候，王怀志(上）和郭政（下）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 （
受访者/供图）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
从讲课的时候起，王怀志和郭政就希望能把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写到书里去。
但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拿《参谋助手论》和《厚黑学》相提并论，王怀志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解有点问
题。这么大的国家，总有点缺点和不足吧，涉及到这些就是黑了？一些不当的地方，我
们也从来没有从褒扬、让人效仿的角度去写，而是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去讲看
怎么解决。”
两位作者曾亲眼见到，一个机关干事走上来拍了拍首长的肩膀。首长虽然面无愠色，却
冷淡地说道：“你有什么事情？”语气里明显透着不高兴。
于是，他们把“不能拍首长肩膀”写进了《维护领导尊严的艺术》。和它并列的例子还
有：和首长打篮球不能盖帽，打乒乓球不能扣杀，下棋的时候一定要输，还要装出悔棋
的样子……这些“规则”被网友摘录出来，指责为“马屁经”。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王怀志解释说，“这里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讨好，而是秘
书人员要从大局、整体来考虑——首长玩球下棋，不过是图个消遣，调整情绪。如果你
老赢他，把情绪调节坏了，那还不如不玩了。虽然似乎是迎合首长，但如果首长心情好
，工作起来也好。首长心情不好，对秘书人员也不好。”
在《向领导传递假话的艺术》一章里，作者用了七页来解释什么是假话，论述说假话的
必要性。他们觉得有些“善意的假话”是必须的——首长检阅部队，问“同志们累不累
”，同志们就是累得要死，也得喊“不累”：“那是我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体现。尽
管同志们没说实话。”
说假话也是有分别的：有些假话非说不可，但恶意说假话、搞名堂，就有问题了。“这
样的假话现在多了。”王怀志感慨道，“河南的宋庆龄基金会，建了一个24米的宋庆龄
纪念雕塑，引起了争议之后，他们改口说是黄河女儿，想掩盖背后的很多东西。结果人
家一调查，他们跟广州美院签的协议里，说的就是建宋庆龄雕像。这样的假话你能说、
能做吗？”
送礼收礼是在中国少不了的事情。他们就把首长收礼的习惯也直白地写了出来——首长
下连队视察，在宴席上吃到新疆特产的骆蹄，说：“老张啊，你们这里的骆蹄很不错”
，这是明拿；在某单位看到一本珍本古籍，问秘书：“真是本好书，咱们那儿能买到吗
？”就是暗索。
王怀志写这本书的时候，贪污腐败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他觉得在一般情理上，不影
响决策的“小收”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现实中，这样的不正之风是存在的。中国讲究
人情往来，家里来个客人，不还得加两个菜吗？首长是老乡，送点土特产，首长好喝酒
，送两瓶酒，不足为怪。但很多人在此之上开始发挥了，那就有很多其他问题了。”王
怀志说“收”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替首长收礼收了十万块钱，这就是个事了。一旦
首长出了事，对你自己也是个事。”
王怀志觉得人们对秘书有很多误解——就像许多人对他的书有误解一样——文学作品里
的秘书多是“阿谀不实之徒”，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秘书也是薄褒厚贬。
但在他看来，做秘书的人其实要有很高觉悟：秘书必须淡泊名利，即便写了几百万字的
材料，没有一个落款是自己的，也不能计较；秘书要适应随时加班加点的工作，得不怕
苦、不怕累；秘书要对政策、局势了如指掌，不然写不出好报告；领导之间关系不和，
秘书在中间也得负责任，不能不调和，也不能乱调和……秘书工作其实难度很高，做得
好了，常常被委以重任——邓小平原来就是中央的秘书长，王怀志提到。
《参谋助手论》中也展示过一组1994年的抽样数据：“在一个高层次同级干部中，秘书
或当过秘书的人平均年轻5岁左右。”
“秘书从政当然是有优势的。”王怀志分析道：从正面说，首长就是政务的主要执行者
，秘书在核心班子里工作，对政策方针的把握、上级精神的领会都可能比别人熟。
从另一方面说，秘书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长比较了解秘书，在同样的水平、同样
的能力下，容易被发现：“以前陈毅做外交部长的时候，许多新四军的人就到了外交部
。这不是说新四军都能搞外交，而是因为他了解那些人。他不了解那些人，怎么知道他
能搞不能搞？”
否定首长的艺术
虽然为了大局，秘书要“维护首长的尊严”，但在《参谋助手论》里，作者也同时告诉
读者：秘书也要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
一个秘书，在首长的子女们打牌的时候端茶送水、削水果皮，后来形成习惯，几乎沦为
首长家里的佣人，在单位里被人看轻；另一个秘书，面对首长儿子让他代写材料的要求
，果断拒绝：“对不起，首长刚交代我写一个讲话稿。”首长的儿子只好自己加夜班。
“秘书是首长的秘书，不是首长子女的秘书。”《参谋助手论》里这样写道。
对首长本人，王怀志觉得也不能百依百顺：“机关干事要适应首长，并不是说他错了你
就要跟着他错。”
《参谋助手论》里用一章内容讲解了《否定首长错误意见的艺术》：别用自己的话，用
毛主席的话，用小平同志的话，用首长尊敬的人说过的话来劝服首长。
这些都来自作者的经验。在机关当干事时，王怀志没少给首长提过意见。以至于有领导
私下提醒他：“你怎么能天天批评团长、政委呢？”
1978年，党委中心组搞理论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团长讲话说：
“毛主席的话就是对的，过去，现在，以后都要照办。”政委纠正：毛主席的话过去是
对的，现在和将来不全适应。王怀志心想，这么一个观点，那还讨论什么呢？于是当场
站起来反驳：“毛主席的话不全是对的，毛主席说‘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那我们现
在还要邓小平出来吗？”
王怀志记得，当年部队、机关里开会，不同意见还是很多的。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
们简单、直接，开会时瞪眼睛，拍桌子，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争吵过后各不记仇，开
完会就拉倒了。
但现在，王怀志觉得很难这么干了。“对有些人，用什么方式都不合适，你只要服从他
就行了。”王怀志感慨，“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有限。”
他发现，虽然现在法规多，程序完善，但人们却越来越把原则运用得非常圆滑：“机关
里选拔年轻干部，很多单位设条件——你得有什么学历，一定得是什么重点大学毕业，
年龄要多少岁，工作经历多少年，还必须得是女性。最终这些条件全部拿出来，只有一
个人符合，是某某领导的侄女。你说程序走了没有？走了。但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王怀志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的制约：“你可以规定一次吃饭几个菜、
几个汤，但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一个鲍鱼、一个龙虾，两个菜就够了。就算我点了四个
小菜，假装吃一下子，回头大笔一挥，又批了五千块钱，还是可以吃龙虾，关键是这大
笔一挥的五千块钱受不受制约。”
在王怀志和郭政之后，学校再没有开过这门课程，而他们自己也不愿再讲这门课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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