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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367 | 1 毛泽东评《水浒》：怎样的政治书？
作者 虞云国 发表于2011-09-11 01:33
毛泽东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
》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
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
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
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
，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
“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
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
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
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
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
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
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
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
，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
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
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
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
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
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
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
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
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
》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
《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
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
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
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
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
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
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
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
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
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
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
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
论，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宋
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他之所以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渲染有关，但宋江作为
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钦定而无非议。
1944年，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
，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
山相号召，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潜台词也不言而喻。
新政权建立后，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
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
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
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
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
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
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
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陈晋《毛泽东之魂》373页）
有西方研究者从《水浒传》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
的倾向。是否如此，暂不深论。但在其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
的革命教科书，宋江在其心目中是“统帅得很好”的革命领袖，则毫无疑义。
1949年以后，在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
、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
必赘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
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
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
亲王起而反抗。”（《毛泽东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他以《水
浒传》作譬道：“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
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
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吴冷西《十年冷战》737页）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
》对毛泽东来说，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宋
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
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
差不多。”（陈晋《毛泽东之魂》132页）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泽东这里所说
“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尽管还
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却可视为毛泽东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1973年岁末，他在八
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水浒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
，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
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3册，457页）
芦荻先是强调，毛泽东这些评论“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没有别的意思
”（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专访《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后又指出，毛泽东关
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
攻破”（《读讲诗文的芦荻》，载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不论怎么说，在毛泽
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
命的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
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
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
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
同意”，表明正是他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
当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
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
邓小平。“文革”结束后，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把评《
水浒传》运动说成是受“四人帮”的利用。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毛泽东不
满江青的只是“文不对题”地帮倒忙，因为“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
懂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1页），而决不是否认评《水浒传》运动
是他的战略部署。
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
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
》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
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马幼垣有一本《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其
中《架空晁盖》篇认为，这条伏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
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
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那
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水浒论衡》评曰：“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
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
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
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如果不是志在宋江，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
在“架空晁盖”论上，马幼垣说毛泽东“本末倒置”，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
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
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
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在“理解的同情”上未达一间。
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他与升任中共第一
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
，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
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
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
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1781－1782页）
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
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
；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的结局。在他看
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论
的内心纠结。
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
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
》，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
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
、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
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
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
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则散
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传》“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
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传》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
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
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的赞许（
《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
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
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
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
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
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
》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
；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
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
”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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