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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317 | 1 zz 腾讯谷雨故事 作者/关仁丰
“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
第一次对男客（注：即嫖客）做访谈，听到这个问题，潘绥铭的学生杜娟傻眼了。当时
二十出头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夺门而出，但最后她还是坚持问完了问题。
这个情节，出现在新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中。它是一群性社会
学学者多年来研究“红灯区”的经验总结，写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姐”
）的关系问题。作者是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
，以及他带过的研究生（后者通常自称“潘门弟子”）。
他们要解决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怎么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怎样控制与他们之间的距
离。“放低身段，自甘堕落”
怎么接近研究对象？最开始，研究者请当地从事艾滋病防治的疾控部门牵线，用“访谈
费”和礼品换取小姐们开口。但此举效果极差。
事实上，小姐们对这些闯入者非常反感：这等于一上来，就给她们插上了一个“潜在艾
滋病传染者”的标签。
研究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小姐们。比如“大师姐”黄盈盈（现为中
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得到朋友帮助，在“红灯区”租了个住处，楼下就住
了几个小姐。利用一次晒衣服的机会，她成功搭讪上其中一个，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爆
口“吹箫”——据其说这是潘门弟子平日“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
2005 年以考研总分第一名得入潘门的王昕，搞定一个“看场子”的男经理，成功采访
到了小姐。她的师妹杜娟因为一位“妈咪”的帮助，也获得了接近小姐们的机会。
她们共同的经验是“放低身段”，用王昕的话说是“示弱”，黄盈盈则说得更为直白：
要“自甘堕落”。在与小姐相处时，王昕会刻意不提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而是自称
“学生”。而小姐们则能从这个称谓上获得优越感：你们学生是靠家里人养活，我们好
歹也是自食其力。这样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但在艰苦突破了第一关后，潘门弟子很快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给学生讲课时，潘绥铭每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调查时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被敲诈、被骗、被引诱下水……只有一个学医的男生说对了
：“最大的危险，是小姐会爱上你的。”
为什么？很简单。以调查者的年龄、身份，能平等地对待小姐——别说很平等，你能跟
她坐下来聊就够了。男人从来是居高临下地跟她们说话，你能关注她，她就会掉眼泪。
因为在她的那个世界，恐怕连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没这么对待过她。
被人爱上是好事，为什么又被认为“最危险”？这就涉及到研究者们经常遇到的一个伦
理困境。用潘绥铭的话说，就是“因为没办法回报 ，根本无以回报，搞不好就伤了人
家的心”。
这种因无法回报而生出的愧疚感，曾经困扰着王昕，以致于让她一度需要心理疏解。
“（社会调查伦理）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我们
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
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
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
她们……”她在书中这样写道。一次刻骨铭心的误解
某会所包间。摄影/射小箭
在书中，王昕着重写了那个帮了她大忙的男经理。说是经理，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羞涩的
大男孩。他二十出头，只有小学文化，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男孩在KTV负责“看场子
”，因此和小姐们的关系很好。
王昕还记得，男孩把她引见给一个小姐之后，开始也坐在那儿听，后来王昕和小姐谈到
性交易的一些具体行为，他就脸红了，主动离开房间。
王昕与男孩接触时，还曾闹过一个乌龙：有一天，男孩带王昕在KTV里转悠，王昕突然
肚子痛， 刚要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男孩把她拦住了，用钥匙打开了一个
豪华包间，对她说：“姐，你用这间吧，这里干净。”
但王昕却将信将疑，她拿不准这是男孩向她“示好”，还是别有图谋。就在她完事后准
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开不了，“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
…”
快哭了的时候，王昕一下把门扭开了。原来，是她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前一秒是
快被自己吓哭了，后一秒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出来之后，王昕发现那个男孩蹲在楼道里，背对着她，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
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
孩子……”
这次误会让王昕刻骨铭心。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重要，但真正建立信任
又是如此之难。而这种隔阂和误解，并非仅仅处在她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实际上，在
同事、朋友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男孩的帮助下，王昕的调查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她要离开那个城市时，请男孩去饭馆
吃饭以表谢意。席间，王昕频频举杯，可男孩却每每抢过去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说：
“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离开饭店时，王昕才注意到男孩一直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当地很贵的水果——红毛丹
。“路上吃，买给你的。”男孩说。“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王昕写道。她知道，
男孩天天上夜班，一个月还挣不到两千块钱。
王昕说，后来男孩曾经给她发过短信，但最终失去了联系。“不伤害”是伦理底线
一小姐在休息室梳妆。摄影/射小箭
十年前的那次调研中，王昕曾采访一个读书的小姐。那是在一个专门供小姐休息的包房
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看电视，只有她手里拿着一本《读者》。
这个访谈非常成功，对方边说边哭，王昕边听边哭。但是第二次，当王昕再遇到那个小
姐时，却发现对方对她非常冷淡，一直躲着。
王昕困惑了好几天，最后终于找到了原因。
她认为，那次访谈的“成功” ，并不是由于她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她有多么强的亲
和力，而是对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她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合
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对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
格不入”的情况下，对她卸下心防。
王昕进一步悟到，她的再次出现，会让对方联想到那个满是伤痕的、脆弱的自己，而她
还要在那个环境里生存，她必须正视现实，所以只能再次披上盔甲。
在《我在现场》中，王昕作了如下反思：
“（在调查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
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
伤害” 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
事实上，十年过去了，王昕与当年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断了联系。她认为这是合理的，
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应该的。当年的研究对象很多都不再从事性服务业，她们不愿将过往
的经历示人，因此如果主动联系，对她们会是一种打扰，甚至会是一种伤害。
而不伤害，是社会学调查的伦理底线。从恐惧、后怕到自省
某酒店内，一小姐上门提供服务。摄影/射小箭
对于潘门弟子而言，在从事“红灯区”的研究时，除了需要大量采访“小姐”，还需要
采访嫖客（研究者们通常称之为“男客”），以便使研究更为立体、丰满。
如今快是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的杜娟，对最初和男客做的访谈印象深刻。当时她还是一个
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面对一个陌生男人谈性，她害羞、害怕、紧张、兴奋。但对方却十
分坦诚，几乎有问必答。
访问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对方突然抛出这么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
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杜娟在书中写到，“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
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
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
了似的。 ”
但杜娟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不成”，之后竟然又问了几个问题，而那个男客——一个
卖沙子的小老板——则在尴尬中回答完了她的问题。
多年以后，再度回想这个场景，杜娟主要不再是恐惧和后怕，更多的是自省。如今，她
已经完全能够理解那个提出跟她上床的“男客”：“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
，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
自然会有这样的念头。”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
，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
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而且
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我
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
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
杜娟在书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部分小姐排斥那些给客人做“口活”的小姐，“
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她引
用一位小姐的话说。“她们（中有一些）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
在潘门弟子中，仍与“研究对象”保持联系的人不多，杜娟是其中之一。对于与研究对
象保持距离、把握分寸的观点，她本人并不敏感。她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如果机缘到了，研究者与小姐发生爱情并不奇怪。
“老师与学生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杜娟说，“师生恋最后发展到结婚有的是啊！” | k*j
发帖数: 2317 | 2 当年社会学那间性图书室是最喜欢去的地方，大笑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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