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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23 | 1 日期：2012-09-04 中国妇女报
图为北京一中院在为未成年被告人做心理辅导和评估。（图片来源：《人民法院报》）
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学方法，寻找犯罪的社会原因；心
理干预措施则提供一种科学决策的依据，可以提供矫治感化的重要思路。
“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是少年审判的重要方针，心理干预机制为落实
这一方针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方法。8月31日~9月1日，全国法院第六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
和第二届少年审判论坛先后在河南郑州召开，多地法院交流经验，专家学者深入探讨，
如何更好地发挥心理干预机制教育挽救的作用就是其中的一项议题。
心理干预机制更科学、更有针对性
未成年人小冷（化名）因故意伤害被起诉到重庆沙坪坝区法院少年庭。法庭请一位
高级心理咨询师和一位心理学副教授为小冷做了心理测评，内容包括被试人当前心理状
态、对自身犯罪行为的认识、有无悔罪心理、对判决结果的心理预测、犯罪前的心理状
态和心理倾向，从心理、性格缺陷上分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并提出了被试人的心
理矫正措施。
通过长达9页的心理测评报告书，法官了解到小冷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有品性障
碍、冲动型人格倾向等非常详细的内容，随后对其做出了合宜的判处。
这是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自2010年5月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心理干预机制以来的一个案例。
沙坪坝区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杨飞雪从事少年审判多年。她发现，由于社会调查报
告的现状，难以对未成年人的风险评估做出准确评价，法官在进行法庭教育时常会感觉
内容枯燥、单一、不具体。同时，法官很难提出具体的矫治建议。
对比将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引入少年审判实践，通过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测评、
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治，形成心理测评报告，杨飞雪感到，心理干预机制为法官提供量刑
参考，如是否适合社区矫正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心理干预报告的信息量相对丰富，法
庭教育的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具有针对性。此外，法官也可以以心理测评报告为基础
向社区矫正机构提供详细的矫治建议。
相比重庆沙坪坝区法院，北京市法院自2002年起，就开始探索将心理评估和干预工
作引入到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案件审理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力介绍，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涉诉未成年人”这
个特殊群体容易陷入紧张、焦虑、绝望等心理危机，许多刑事被害人及民事案件中权益
受损的未成年人，由于受到强烈的心理刺激及心理伤害，极易出现抑郁、自闭、恐惧等
心理障碍，甚至演变为自虐、轻生、报复等极端行为。
“仅靠单纯的判决和简单的说教，不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还应从更深层次探究
、治疗他们的心理症结。”孙力说。
北京市统一将心理评估干预的适用范围确定为，包括刑事、民事案件在内所有需要
心理干预的未成年人，不仅有刑事被告人、被害人，还有被害人的子女及民事被侵权人
。目前，已相继对70余名未成年当事人引入了心理辅导工作。
孙力介绍，庭审前，经未成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请，法庭可邀请心理专家对未成
年人的心理状况、再犯罪可能性、判决心理预期等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及时排解未成
年人的紧张情绪，纠正不合理的认知；庭审中，心理专家当庭宣布心理评估报告，帮助
法官找准法庭教育切入点，与法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对未成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法
庭教育；判决后，心理专家根据未成年人不同的情绪反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
帮助其规划未来的人生；判决执行阶段，心理专家还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持续的心理跟踪
辅导。目前，北京市法院主要侧重于庭审前和庭审后的心理干预工作。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为了正确适用缓刑，帮助愿意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早
日回归社会，2007年6月25日，在全省率先引入心理鉴定制度，并与宁波人和心理咨询
培训学校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心理咨询师在开庭审理前或法庭教育阶段向法庭提交
《心理鉴定与评估报告》，并可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庭审，接受质证。2007年至今已有
45件案件委托了心理鉴定，外地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比例从2007年的7.4%上升至2011年
的16.8%。
少年司法是治病救人的
“少年犯罪首先是心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
任皮艺军说，少年犯罪不但是道德问题、法律问题，还是生理学、心理学问题。德育教
育是树立人生的目标，而达到目标需要依靠主体的能动性。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心
理干预具有必要性。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姚建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心理学在
司法中的应用最早是在少年案件中开始，这和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未成
年人犯罪通常心理不成熟，犯罪有很强的心理原因。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不矫正，
很难复归。
姚建龙说，心理学在司法中的应用包括心理测试、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正。心理测试
主要是测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程度、再犯危险性，可以给司法办案
提供参考，如是否批捕，是否判实刑；心理辅导可以平复、减轻司法对涉案未成年人的
心理伤害，有助于查明犯罪事实；心理矫正在监狱、社区矫正中运用较多，“运行的效
果不错，但是，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高维俭看来，“心理测评的主体、过程、结论符合鉴定
意见的种类，是刑事证据的一种，需要当庭质证。”少年刑事案件的事实包括在案事实
和人格事实。后者要证明的事实不是为了归于刑事责任，而是为了治疗、矫治。人格事
实需要由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等在内的证据证明。同时，普通刑事案件的心理测评结论
是用来归责，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而少年刑事案件中是为了教育、感化、挽
救。
高维俭说，社会调查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学方法，寻找犯罪的社会原因。心理学更加
偏向于自然科学。人是有复杂心理活动的，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提供一种科学决策的依据
，可以提供矫治感化的重要思路。“从这个角度讲，少年司法是治病救人的。”
心理干预不亚于给病人看疑难杂症
“目前心理学在司法中应用的最大问题是不能保证专业性。”姚建龙告诉本报记者
，参与其中的心理咨询师首先应是专家，不是理论专家，而是要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其
次，法律对心理学方法在司法中的应用缺乏有效的回应，缺乏基本的规定和立场，如心
理咨询师是否出庭、心理测试报告对案件的处理究竟产生什么影响，法律没有明确的说
法。
“心理干预措施既是一种智慧，还需要长期训练的技术。其难度不亚于专家教授型
的医生给病人看疑难杂症。”高维俭告诉记者，我国心理学发展历史不长，专业队伍不
是很强，法官的知识结构很难科学把握心理测评报告。此外，目前刑事诉讼庭审质证不
太完善，“最终做好心理干预需要落实到诉讼机制的科学化、实质化。”
在高维俭的心目中，“理想状态是经过质证，对其是否用缓刑，用哪种处遇措施，
可能都要来自于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的结果。”此外，在更高层次，目前少年法律没有
专业化、专门化，很零散，法官挽救失足少年可以采用的“药方”有限。应先制定专门
的法律，给法官多种药方可开，才有可能科学运用。
杨飞雪也非常担心心理干预的专业性问题，“心理咨询人员的专业经验比较缺乏，
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状态，缺乏相关案例经验积累。”
通过研究试点的案例，杨飞雪发现，试点案例的心理干预绝大部分适用于非监禁刑
、缓刑，而重罪未成年被告人受到限制，不利于公平性。目前少年审判中的心理干预机
制缺乏立法支撑，如心理咨询师的诉讼地位并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因为人员、经费
限制，心理干预很难跟踪，缺乏持续性。整个心理干预纯粹出于公益性，难以持续下去
，难以保证心理干预的质量。
“感到高兴的是，刑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采纳了建议，纳入心理测试。但是，
心理测试可以改为心理测评，后者为法官提供的空间更开阔，包括风险的评估。”杨飞
雪说。
杨飞雪建议，逐步实现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心理干预能够得以持续发展；制
定未成年犯罪心理测评量表，推进心理干预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将心理测评报
告作为社会调查报告的补充，明确心理测评报告的地位作用，即作为法官量刑的参考，
并为帮教矫治提供依据；赋予心理咨询师特别诉讼参与人的资格，发挥其在诉讼中的作
用；扩大心理干预的适用范围，逐步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运用；建立心理干预配
套机制，其运行有赖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社会团体的参与，心理矫治建议的有效落实
依赖于社区矫治制度有效运行。
杨飞雪满心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是未成年被告人有需求的，法官认为应当
进行心理干预的，就能够有资源供法官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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