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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32 | 1 于坚：任何人在嘲讽一个诗人前 想想你对诗懂多少
于坚：“在当今中国，无论新诗还是古体诗，能坚持这样一件完全无用的事，是非常不
容易的。”
8月18日，“南方国际文学周”期间，中国诗人于坚与张清华、韩国诗人李晟馥就“诗
歌的身份”对话。与李晟馥的对话让于坚有所得，“对诗人而言，旅行或同人交流，都
是让你某种经验复活。像是瞬间照亮了你生活中的黑暗部分，这些东西可能正是你早已
遗忘的。”
在于坚看来，诗歌是与神明对话。这时，李晟馥也提到“接神”二字，这让于坚为之一
振。“这个词本身有一种我们早已遗忘的意识，传统中国在很多节日仪式中有这样的内
容。在云南，一些部落直到现在每年春天都会有隆重的仪式将神接到自己的村庄。”
这些突然被照亮的经验是于坚的重要诗歌经验。对谈之后，于坚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古体诗与新诗“各美其美”
南都：在跟李晟馥对话时，你也聊到最近周啸天获鲁迅文学奖的事。你怎么看古体诗，
怎么看它在现代社会的位置？
于坚：我认为现在在谈论古体诗和新诗时有一个误区：总认为非此即彼。写古体诗的人
总否定新诗；写新诗的人也总在否定古体诗。完全没必要这样。
新诗诞生于“五四”时期兴起的语言革命，后来历经革命、战争，应该说，新诗诗人遭
遇的灾难比古体诗的诗人要更大，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新诗诗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最
早受冲击的。但为什么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在写新诗？而且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它肯
定有自己的道理和合法性的存在。
反过来说，古体诗在经历“五四”那么激烈的文学革命后，它到今天依然存在，自然也
有其道理。所以我觉得简单地用一个词去肯定或否定新诗或古体诗，都是不应该的。相
反，我们应该把这两批人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两种跟神明沟通的方式，就像费孝通
讲的“各美其美”。
南都：但是像这种比较主流的文学奖能够颁给古体诗，这些年来真的很少见。
于坚：主流的文学奖为什么颁给新诗？首先是因为新诗的影响。孔子说过“兴观群怨”
，新诗在“群”上，比起古体诗，有更广泛的共享范围，能被更多人所接受。
之前在一个讲座上，一些写古体诗的人跟我说到古体诗（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我觉
得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想要当代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只可能是新诗。因为世界对古体诗
的接受，永远是李白杜甫，现代的古体诗根本不可能超过他们。所以你看，现在国外翻
译得最多的还是新诗。
自由体的新诗是世界诗歌的潮流。毕竟我们今天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诗
人也必须改变，你必须得有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和神明对话。与神明的对话，是诗主要的
诉求，它的内核一样，但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诗经》时代的诗人看了七律诗，他也
看不懂，或者根本不认为是诗。现在也是如此，主流奖项颁给新诗，并不是人为的决定
，而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诗歌不需要就事论事
南都：周啸天引发争议的一个点，就是他把现代的元素放到古诗里面，比如“超女”，
但他糅合得并不是非常的好。
于坚：读者习惯的古体诗有自己的一套程序，而且已经达到了某种写作的局限。就像中
国画一样，过去那些伟大的画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无论是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相
对固定。如果你在山水画里面画摩天大楼，就不像是中国山水画了。你所谓任何的另辟
蹊径，都会显得非常幼稚。
古体诗也是如此，你用古体诗来写当今社会的事情，总会让人有种顺口溜的感觉。而且
古体诗歌某些特性，诸如用很少的语词，有固定的平仄押韵，在表达当今社会时，已经
有很大的局限。白话诗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存在的，这种经验早就存在于文明之中
，但它必须要到这个时代才能醒过来。
诗并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像新闻或者段子之类的东西，你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寻得某种
感悟，因为日常生活可以是“有”，但是语言最后抵达的实际上是“无”。写作要从日
常出发，但它最终抵达的应该是超越日常的。
南都：但实际上，现在的诗人也早已发生分化。你们这个世代的诗人，与很多年轻诗人
的书写内容和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哪一种更能说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当下”呢？
于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断裂？是因为“文革”。
“文革”使那一代中国人处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中。“文革”之后，这种压力得到
释放，这也直接导致当时写作的氛围更有历史感。因为那是一个从不正常走向正常的过
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是与世界高度同步的，你很难想象，当时最红的明星是像
李泽厚、朱光潜这样的人，大家见面聊的都是萨特。但九十年代之后，所有这一切都被
打入冷宫，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开始出现。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断裂。
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知识谱系和年青一代诗人的知识谱系是不一样的。但你要注意的是，
这仅仅是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局面。我这次跟李晟馥对话，他谈到《诗
经》，他认为《诗经》是最高之诗，我们又聊到《蒹葭》。像这样的谈话，在我参加过
的国际文学节中是非常普遍的，它实际是一种“谈史”，我们会聊到《诗经》，会聊到
荷马、萨特。但在国内，我有时也听一些年轻朋友问我说：你的诗动不动就说荷马如何
如何，是不是太做作了？
新诗的门槛提高了
南都：这实际还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于坚：正因为近四十年来，我们将文化视为是社会发展的附庸，所以年青一代肯定是无
法深入到当下现实中的，我最近看一个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作家的中篇小说，叫《地下
时光》，写的是一个公司的高管，从得意到不得意，最后被公司赶走的一个过程。这是
一本让我感触颇深的小说，但它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所以中国的现状，绝不表明其
他国家地区的文学和生活也没有关系了，这一点必须清楚。也正因为此，我认为中国需
要一场新的文化复兴———重新认识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它
说到底是一种世界观，是最根本的东西。过去我们非常重视，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迷失
了，把文化当作是贴在墙上的墙纸。
南都：回到周啸天这件事，很多人可能不读诗，但他们似乎对诗歌还是有一个标准，或
者说，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于坚：现代社会是一个对专业有很高要求的社会。但我觉得中国却是一个业余社会。只
有业余社会才会出现说：那个人写了四十年的诗，而你只是偶尔读些诗，你就敢去批评
这个人。这也是中国文化最糟糕的一面，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究竟是为什么。
我觉得对诗的批评，说到底是读者的问题，不是诗人的问题。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新诗
诗人还是古体诗诗人，他还能坚持写作，坚持这样一件完全“无用”的事情，是非常不
容易的。可以说仅仅是这种生活态度，就应该令人肃然起敬。
在汉语这个环境中，任何人年轻时都有可能会来几笔，这并不奇怪，但如果这个人坚持
到了六十岁，他还在写，那肯定是因为他在汉语这种语言中找到了令他迷恋，值得跟随
的东西。我想在任何人嘲讽一个诗人之前，都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而且你也不能仅仅
通过报纸上出现的一首诗来评判，一个诗人不是仅仅只有一首诗，他可能有成百上千首
诗。你可以说某首诗不好，但不要因此就否定掉这个诗人。
说到底，经过一百年，新诗的门槛也不像读者想的那么低了。我们这些人写了四十年，
唯一做的就是提高了新诗的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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