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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军
一
“先生博学多闻，且学贯中西、多才多艺。专业上自不待言，他在文学（包括古典文学
）、中西方哲学、甚至一些艺术（如绘画、音乐）方面的深厚修养，都是我辈望尘莫及
的。”[1] 是师兄向守平教授对方励之先生的由衷赞叹；“他严谨思维之外，身上藏着
多重人文倾向和典雅情愫。除了保有天真单纯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本性，对友人形同亲如
一家的手足兄弟，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书法艺术、西方古典文学、西方音乐艺术等
方面都浸淫颇深。”[2] 则是来自“科学门外人的赞誉”。这里，我想就先生在新诗方
面的几个见解提供一些说明和解读，以作为其文艺上“深厚修养”和“浸淫颇深”的一
点补充。
2008年6月17日，我给方先生写了一个e-mail，送上刚完成的关于余光中的签名书《五
陵少年》的文字一篇，呈阅；并恳请谈谈他关于新、旧诗的见解。回信在6月21日收到
，极简短：“见附件，方”(See attchmnt. Fang) 。除去将发表的文稿之外，他基本
上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电子邮件，以求迅速，所以，打开这个中文附件我的第一感觉
：它不单是答复信，而是兼一篇构思初稿。最近，我重新发现和注意到了这个名为poem
.doc的文件。
原文寥寥四百余字，尽管是信手而作、未经雕琢，但框架完整、段落清晰、有条有理、
短小精悍，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新诗的、对于新诗诗人的独特见解——其自谓“一贯
成见（或偏见）”，很值得一读。因未见其内容过后发表，现径自加上标题和写作日期
，修改了几处明显的笔误和标点，并添加若干注释，另行公开，以飨众读者。
二
对于新诗的见解，先生列出了四项：(中国)新诗的欧洲根源；新诗诗人的基本要素；鲁
迅对新诗的看待；(中国)新诗的败坏。
“新诗是源于十九世纪欧洲的诗”，第一个观点就十分新颖(至少是对我而言)[3]。无
论如何，它强调了普希金[4]等欧洲人的诗歌的优美和重要，以至于国人未被“熏陶”
便“写不了新诗” (猜测原意或许贴切“写不好新诗”)，如同不受《千家诗》、《唐
诗三百首》的启蒙，近人也做不了旧体诗，一样的道理。不过，除去上世纪四十、五十
年代、六十年代初那段的青年(诗)人(五十年代，普希金的诗是收入中学教科书的)，后
来、直到今天有多少人仍读普希金(……)？可以推论，现今的新诗恐难以得到先生注目
的；更有甚者，新近翻译的普希金诗作对他而言竟然“如闻狗粪也”，弃之而后快。
“新诗绝对是年轻人的”。对于“年轻”，他的定义是“35岁”为上限；再加上无“世
故气”，合为写新诗的要素。此说未曾有闻。按照先生的见解，郭沫若老校长(USTC)任
上的大量新诗——倘若还算新诗——便不值一读了[5]。很有必要特予点评，先生的文
章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一个极鲜明的特色，就是“方氏散文”的遣词择句到章法
结构都颇具“物理味”。 请看，这第二点即是定义做新诗的“边界条件”，同第一点
所定义的“初始条件”一道，构成能否写出新诗(得其解)的必要条件！这种“物理味”
，实际上都是他的思维过程在笔下有意或无意的流露。其中的玄妙[6]是只可意会却难
以言传，而对于每个曾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读者，阅读中感受到这种意味真是额外的奖赏！
第三点见解大致等同评述。在我寄给先生的文章里有关于《尝试集》和《志摩的诗》的
一段话：“这两部大名气的新诗集，前者有幸得鲁迅的推助，后者不幸遭鲁迅的打压…
…”，此即是他的反馈，不认可鲁迅喜好(任何)新诗。当然，这能找到鲁迅本人证词的
支持 [7]。从后文提到“极喜爱”瞿译普希金诗来看，他对新诗的态度与鲁迅的大相径
庭[7]。我以为，这个对比正是两者个性反差的表征(对“世故”一词不视褒贬)。再结
合上边第二点，“鲁迅对新诗的态度”也能看成是方的新诗论的一个自洽解。
最后一点是关于新诗之败，套用物理上的语言：何以“初条”+“边条”正确，却得出
错误解？他认为新诗最不能“政治口号化”，并给出了一个典型案例。“何曾是个不错
的新诗诗人”，引《百度百科》上“何其芳”词条：
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
者喜爱……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
学系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充满时代的革命强音，此
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两首作于1941年的新诗，似五十年代青
年团活动诗歌[9]的先河，对方先生他们那一代有着深刻的影响。何这时期的几首并非
评论界定的“新诗之败坏”，因为“任中共宣传部长时”，应指四十年代中后期何其芳
在周恩来领导下“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以彼时
为分水岭。再到了1949年9月，他写出的新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其烘烘然的“政
治口号化”更不言而喻了[9]。先生灼见，认定何是新诗“政治口号化”的领头羊，超
越许多人(我在内)的常识。通常，郭沫若是众矢之的，他在1949年11月发表的《我向你
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被视为第一首政治变态新诗。
可以看出，先生极其反感政治因素无端地、堂而皇之地介入文学(这点必是他自五十年
代起已形成了的艺术判断和价值判断——“成见”)，就如同多年后他反感和反抗政治
因素横行介入科学一样(他一定把带“政治口号化”的那些学术文章[10]、科研工作看
成“科学之败坏”)；同时，该见解也显示出他对新诗历史脉络把握的精准、一致和客
观。
此外，文章包含一个观点，外国诗的优劣同译者的文笔密切相关。“最好的新诗”原作
经过不同的翻译再加工，结果是可能有云泥之别。
三
除去论新诗的本体，这篇短文还包涵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先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
，“物理成绩可不是北大第一”；但，必也相当可观，应在顶层之列，否则怎会有争第
一的念头? 由此，他自学起黎曼几何，一个现代数学的分支(1953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Weatherburn的黎曼几何专著中文本，之前只能读英文、俄文版)，一个当时乃至现在
，并非物理专业本科生所必修或选修的课程(物理系研究生在引力论的课程中才会接触
到)。而且，他竟然读出了大乐趣—— “比诗更美”。写新诗，可能还有写小说，从此
都让步于学物理。“无心插柳柳成荫”，黎曼几何这一数学工具，也在二十年后他的引
力理论的科研中，派上了极大的用场。该特殊的知识背景当然地促成了他在七十年代初
，迅速地从固体物理及激光物理跳到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一个新兴的、蓬勃发展的
物理学领域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大有广播站，北大有诗社，都不奇怪；可在元旦广播《新年献诗
》，则是——几十年后来看——另类的事情。更为另类的，“新年献诗”不是官方作品
，不是诗社订制，而是出自后起之秀的、非“应景”式的产品，其来路正是现今防范的
旁门左道！所有一切日后都难以设想。当年，正因着北大有这样的，从蔡元培、傅斯年
延续下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鼓动，先生和他的同侪(包括女友、后来的妻子)继续地“去
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11]。直到一年之后，1955年2月27日下午的北大第一次团
代会，火焰突然在高校的会场里传播开来，接踵而至的就是扑灭、高压和冷冻[12]。
原文开头说写(新)诗“没有好成绩”，应是先生的自谦，也是出于他的眼界甚高[13]，
北大的新年献诗第一名已足能显示其才华和水准。我们或许能够从先生存世不多的诗歌
作品，来一窥其素养与学识。他晚年的两件作品，《谨借楚辞八句以献林昭八秩冥寿》
、《送宾雁》，均为楚辞体，而非新诗，不知是否在自觉实践自己的诗论？(当然体裁
的取舍有着表达悲伤和沉痛的考虑。) 再就是长诗《悠闲自在地磨吧》，作于1988年12
月11日。这首明志的新诗为大众喜爱，被辗转地、化名地(如：“FLZ”)或匿名地张贴
在国内不少网站上。散文《写在“赞美我主”之后的午夜里》，含有他在1979年12月译
出的一首赞美诗：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它从细丝的根苗中萌芽，
这是上古卜者的预言，
这是杰西期待的初生啊！
他的柔嫩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有人找到(德文)原词和英译[14]，评：“ 译词极美，中文新诗中罕有其匹。”我们更
为期盼的——按先生的见解——是读到他年轻时写的诗。这里引上一节：
一九五四年底，李淑娴先於我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在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晚，照例在大
图书馆里自习的我，没有念物理，而是给她写了一首小诗：
每天、每天都有黎明，
可是，人却只有一次生命。
每年、每年都有五月，
可是，人却只有一次青春。
早春的黎明固然诱人，
青春的生命更是晶莹。
可是，有甚麽比得上，那特殊的称号冠上了你的青春！
你说，难道我的血不是一样的纯净、赤诚？
难道我的心不是一颗火种？
在这里，‘特殊称号’就指的是共产党员。爱情和共产主义，也像物理和共产主义一样
，溶为一体了。[15]
清新，抒情，激扬。可以体会到，那时他的诗作与信仰也“溶为一体了”[16]。
还有，那首18岁前写的《新年献诗》？
四
先前，读了方先生的这篇谈诗短文，我意识到他一直如此钟爱《普希金文集》。上网搜
索了一番，发现此旧译本止于五十年代。好在老版并不难得，便从国内旧书网站上购得
“罗果夫主编、戈宝权负责编缉”的一部，给先生送上。
2012年4月中旬，赴图桑参加先生的告别追思会。在他家中工作间的书架上，又看到了
曾经手的这本1954年时代出版社的老版《普希金文集》。近旁摆放的还有《李洁明回忆
录》、基辛格的《关于中国》(On China)、林培瑞的《北京夜话》(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Coma)、马建的《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达文西密码》等等，它们
都是经常被用上的。能够查检到先生近年所作的与它们相关的文章，就有《我经历的
1989-1990中美互动（A）》，《由想起的往事——记北京的一次‘梵蒂冈自激振荡’
》，《基辛格、邓小平和中共的‘忏悔文化’ 》。由此我想，起笔于2008年的poem.
doc，先生有没有续写下去呢？
注释：
[1] 向守平: 《深切缅怀恩师方励之先生》。
[2] 北明: 《倪天之英——方励之先生印象》。
[3] 我以为，中国的新诗发轫自胡适之的白话诗(《尝试集》，始作于1916年7月)，其
旧诗的传承无需赘言，和欧洲诗的联系却是个有趣的题目。今查，1914年2月胡适在绮
色佳时，就翻译了裴伦(今译拜伦)的《哀希腊歌》(收入先于《尝试集》作的《去国集
》)，为证。
[4] 一位能写新诗的朋友点出：“用普希金，而非济慈、拜伦、雪莱，来作为现代(欧
洲)诗的代表，有源自中共当权后政治环境的局限性？”确有道理；但，各人旨趣未必
相同(如李杜孰优之争)，况此文为速写、构思，尚未铺展(如《唐璜》之后的“……”)
、修订。(当时没有象朋友这样再问先生对其它诗人的看法，是憾事。)
[5] 郭在1958年及后来的新诗，常被列举的：《钢，铁定的一Ｏ七Ｏ万吨！》，《咒麻
雀》,《百花齐放》(新诗集，十天写出101首)，《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等。无怪科大(北京)的学生早就对校长大不敬：“那时流行的一
首是：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方励之：《吃刺猬的
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6] 兹举数例：“自由的，赝自由的”(《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世界和谐’和它的破缺”(《挤开国门的时代(一)》；“绕过大不列颠使馆奇点”(《
挤开国门的时代(四)》)。
[7] “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的……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鲁迅：“《集外集&#
8226;序言》”。在《金婚年感恩节致友人》中，方大段地引用徐志摩的《威尼市》，
纪念他们“迟来的威尼斯‘蜜月’游”；他的散文也常引用(有些是自行翻译)他人的诗
歌，如：《心儿在歌唱》、《一朵纯洁的玫瑰》、《重归苏莲托》、《自由女神像铭文
》、《马赛曲》、《思念》。
[8] 如：“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去做飞行师，/去坐在实验室里，去
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
/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 ”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
[9] “蒋介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杂交而生的蒋介石”, “毛泽东，我们的领导者，
我们的先知！”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10] 到21世纪，还存在“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
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如此这般的“学术”大作。
[11] 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
[12] 本刊记者：《正在展开的热烈讨论——记我校第一次团代会二月廿七日大会发言
》，《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3月3日；又，本刊编辑部：《报道团代会所犯错误的检
讨》，《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3月16日。
[13] 他对于所激赏徐志摩某诗的调侃：“……写这件事，那我一定如此写，那简直是
我的诗句，冥冥中是我教他的……”，李淑娴：2012年12月16日电子邮件。
[14] “原词：
Es ist ein Ros entsprungen,
aus einer Wurzel zart,
wie uns die Alten sungen,
von Jesse war die Art
Und hat ein Blümlein bracht
mitten im kalten Winter,
wohl zu der halben Nacht.
英译：
A rose has sprung up,
from a tender root.
As the old ones sang to us,
Its lineage was from Jesse.
And it has brought forth a flowere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ld winter
Well at half the night.”
李晓岑：2013年1月2日电子邮件。
[15] 方励之：《北大校园里的我》。
[16]“那是我们与共产党最一致的时候”，李淑娴：2012年12月16日电子邮件。
2012年12月 - 2013年1月
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作者得到了李淑娴老师，以及熊伟、王少丽、关增建等朋
友的指教和帮助，在此谨表示感谢！
来源：作者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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