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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北大向何处去？——附录
对学校机关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意见
任彦申书记、岳素兰副书记并其他校领导：
此次学校机关机构改革和以设岗聘任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
特别是对学校机关各部处进行精简、分离，明确了学校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减少了干部
职数，实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去年年底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已经到位，学校大多数
教职工的个人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其幅度之大在北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对广大教职
工是极大的鼓舞。可以说学校的机构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对
北大的重点投入已经落到了实处，将有效地促进北大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北大的教师、
干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和各种反映来看，我个人认为学校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上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仅供学校领导同志参考，如有不妥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由于我对学校的全面情况了解有限，我想仅就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
津贴发放办法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总体而言，我认为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津贴发放办
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机关和行政工作的一些特点
，以及机关部门负责人和一般职员之间津贴标准差距过大。
下面我将分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机关工作一般是非专业技能性的并且难以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
一般机关的工作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特点，学校机关也不能例外。总体而言，机关工作
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能，但是却需要很强的集体协作性，机关干部的工作成效很
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对于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或销售员，可以根据他完成业务的情
况来决定其收入高下，而且还必须是那些可以明确衡量其业绩的部门和人员，对于事业
单位的机关和行政人员就很难这样做。机关各部门固然需要优秀的负责人，但是就一般
情况而言，真正优秀的干部，能够开拓创新，让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发生显著变
化、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还是比较少的，对于这些干部可以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奖
励。机关干部的职务一般并不具有很强的专业技能性和不可替代性，换言之，假如一个
部门换一两位负责人，工作一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在部门内部也是如此，各个角色往
往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机关工作要做好、做的很有成效是比较难的，但是一般化地去做又是相对容易的，对机
关干部的工作成效难以用明确的标准去衡量。当然，由于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有大小
之分，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应该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应该在一个合理
的范围内。而目前的分配办法中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标准相差五倍左右，
分配政策明显向干部倾斜，这样不符合机关工作需要很强的集体协作性的特点，使一般
工作人员感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必要的承认，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
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干部通常会比普通工作人员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如个人的成就感
，各种机会等，一个人如果当上了一定职务的干部，分配体制就会自动对他有所倾斜，
虽然并不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即干部职务本身就是一种有
效的奖励方式。现在再用货币的形式突出强化职务奖励，拉大其本来就有的和普通职员
的分配差距，但却并没有容易操作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其任职成果，其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高收入者所应具有的两个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其高收入阶层分布很广，但是比
较突出的是文艺、体育明星和大企业总裁等。这些高收入者恐怕都具有这样两个前提条
件：一是专业技能突出，其价值很容易由市场来衡量；二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NBA巨
星乔丹3000多万美元的年薪并没有人认为他拿的多了，他超群的技能固然无人能比，他
的复出就为整个NBA产业带来可以计算的收益达上百亿美元，甚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增
长；亚珂卡当年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尽管他的年收入也达到了数千万
美元，但是只有数万美元年薪的工人们并没有认为不合理，因为他保住了他们的饭碗，
使他们不至于失业。他们的价值是由特殊技能决定的，并且很容易由市场来衡量的。但
是明星们一旦不再受欢迎，总裁们一旦经营不善，他们就会很快下台，其收入也直线下
跌。美国的律师、医生、计算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也比较高，但也都是由技能和市
场来衡量的，有很大的竞争性和风险性。
当然北大机关干部的收入远不能和美国人相比，但是在我们这个低收入国家的全民所有
制企事业单位中应该已经是比较高的，而高收入者的两个前提条件却并不具备。上面我
已说过机关干部一般并不具备特别的专业技能及很容易量化的指标，即使风险性也几乎
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干部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一般是不会被免职的，即使不再担任具
体职务，也仍可享受相应待遇，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性可言。这种缺少专业技能性和风险
性的高收入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
高收入并不是干部奖励的最佳方式
机关工作人员需要有适当的奖励方式，但是就一般情况来讲，进入机关工作并不是为了
得到很高的待遇，而是为了更适合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对机关干部应该采用政府部门官
员的奖励分配制度。我上面讲过美国有许多高收入者，但是美国政府官员的薪金并不高
，甚至总统的年薪只有20万美元，政府部长只有6、7万，远不及大公司总裁的收入。但
是美国人绝不会担心没有人去当总统、部长，相反倒有不少总裁放弃高薪去政府部门任
职。我国的政府机关尽管待遇也不高，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也一直没有出现过乏
人问津的情况。对机关的干部，尤其是对年轻干部来说，上进心和成就感是最重要的，
因此最有效的奖励方式就是对他们适时进行提拔，委以重任，能让他们在更大的范围、
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才能，收入高低则是次要的。
为此我们应该不断改进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拓宽对外输出干部的渠道，使干部能够在
他们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充分发挥作用。提高待遇固然是对他们工作职责的
肯定，但并不是对他们最有效的奖励方式。何况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同等级别的干部
其津贴是相同的，并不因为其职务和岗位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某种程度上反而会
影响其积极性。我们校级干部的岗位毕竟十分有限，对外输出干部的渠道也很有限，高
收入甚至可能会使某些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以保住目前职务为要；也可能会出现
在输出干部时由于贪恋北大的高收入而不愿离开，该离任时不愿离任，该提拔任用的干
部不能及时提拔任用等情况，使北大干部队伍的出入口被堵塞，不利于干部队伍的建设
和年轻人才的脱颖而出。
建设高素质的职员队伍是提高北大管理水平的关键
如果我们将机关部门的负责人比做“官”，而将一般工作人员比做“吏”，那么提高北
大管理水平的关键在“吏”而不在“官”。相比较而言，“官”是经常流动的，而“吏
”却是相对固定的，他们可能长时间，甚至一辈子在一个部门工作。他们更熟悉本部门
的历史，熟悉各种规矩、程序和制度，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如果离
开了他们，许多工作就会难以为继，甚至出乱子。许多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更是需要一批
熟悉业务的老职员，他们可能不适合做“官”，但却能成为合格的“吏”。我们所服务
的对象，广大的学生、教师，他们更多的时候直接面对的是各个部门的职员，这些人的
工作水平和态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北大的管理水平。我在中文系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
被尊称为冯先生的老教务员，使我们佩服的是他几乎能叫出全系所有学生的名字并熟悉
他们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在我们已工作多年而他也退休多年的时候他仍然能准确地叫出
很多同学的名字。这一点甚至使我们很有些感动，他也一直得到全系上下的尊重，在某
些方面他的作用是系主任所不能代替的。
我想北大应该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批职员，而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一般职员即使再能干
，即使资格再老，也只能处于分配制度的底层，这样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职员队伍，不
利于北大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这种分配制度所传达的简单明确的信息就是鼓励所有人
都去争“官”做，舍此再无其它提高待遇的捷径，这种政策的引导作用是任何形式的思
想工作所不能比拟的。何况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教育职员制，逐步淡化学校机关的行
政色彩，淡化行政级别。但是这种分配制度却反而会强化干部的行政级别，强化官员身
份在分配制度中的重要性，同我们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我们目前的干部选拔制度并
非很完善，由于只有争“官”做这一条有效出路，可能就会有人极力钻营，为了达到目
的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败坏党风和廉政。从另一方面讲，有些单位为了解决某些人
的待遇问题，也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去设法提高干部的职位和增加干部的职数，恐怕在这
次各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立上已经出现了此类情况。长此以往，我们辛辛苦苦所取得的改
革成果就会付诸东流。我们以往所出现的机构和干部数量不断增加，严格的职称评审变
成了几乎人人都可以当教授，恐怕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待遇问题。所谓“殷鉴
不远”，我们千万不能再回到这条老路上去。
高收入并非必然带来高效率
此次学校机关分配制度的改革，确实使大家都得到了实惠，在“存量不变，增量拉开”
的原则下，每个人的实际收入都有了较大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人感到满意。
问题在于“拉开”部分差距过大。以前实行的干部津贴正处级每月为400元，一般科员
为230元，相差不到一倍，虽然有差距过小的问题，但大体上能被大家所认可；而这次
津贴标准正处级和一般科员的差距却达到了五倍左右，很难让一般职员感到心理平衡。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当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激化时就会发生动乱，甚至出现王朝的更替。现在毕竟不是
农民起义的时代，但是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还是普遍存在的，除非到了共产
主义社会，否则这条原则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厉以宁教授前些年曾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
象进行过分析：虽然大家生活都改善了，都吃上肉了，但别人碗里的肉比自己多，比自
己来的容易；自己辛辛苦苦地碗里有肉了，但别人却轻轻松松地不仅碗里有肉，而且有
山珍海味，他的心态仍然是不平衡的，仍然会“骂娘”。如果这次都没有增加收入，大
家的心态可能反倒是平衡的。虽然目前不同单位、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有很大差别，但那
毕竟离自己比较远，衡量的标准不同，基本上可以接受。但这次是在同一个部门，比较
类似的工作，每个人的收入却有了很大的差别，难免不产生攀比的心理，许多人可能会
有失落感，进而影响工作态度和积极性。虽然我们确实存在着学校机关工作效率不高的
问题，但那主要是整个管理机制和体制的问题，同收入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我
们普遍地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但并不意味着学校机关的工作效率也会有很大的
提高，由于个人收入差距扩大而造成的不平衡心态反而有可能影响甚至降低工作效率。
职能部门在分配政策制定中应充分珍惜手中的权力
国家为了实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下了很大决心，对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给
予了重点支持，特别是对北大、清华的投入在我们国家目前的财力状态下力度是相当大
的。这是对我们学校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应该充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
尽量把这笔资金利用好，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应该说在教
职工的分配问题上，学校的作用是很大的，有关职能部门所制定的分配政策尤为关键。
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的全部收入中国档工资部分只占大约1/7，其他绝大部分收入均
由学校决定，其他教职工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新增加的津贴都是由国家提供的，但分配
办法却是由学校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职工的分配问题上，国家政策的影响是很小
的，而学校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学校对个人收入的决定权远远超过了国家。因此学校
有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慎之又慎，充分听取各方面的
意见，注意照顾大多数教职工的利益，注意调动大部分人的积极性，使国家的重点投入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避免出现因为学校分配政策问题而影响国家资金使用效益的情况。
应不断提高学校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近年来北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改革、发展和建设的速度在北大的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这是北大的干部和广大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北大的领导班子有较高的
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能够适时地制定方针、把握方向，使北大的声望达到历史上
的另一高峰，为北大赢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校园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
才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的，这同北大领导班子在决定学校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指
导思想，决定政策具有前瞻性是分不开的。
北大第九次党代会和《北京大学改革与发展规划》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在近年来的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大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小到一个项目的设计，都离不开思想理
论的指导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是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这样一个思想理论问题
开始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又为我国加快改革建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女排、中国游泳队等运动项目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他们
也是在吸收、总结了国内外先进的运动理论后指导训练而取得的。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理
论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蔡元培开始任校长时北大不过是一所封建色彩很重的旧式学府
，但在他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宗旨的指导下，北大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迎来了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开始建立时规模很小，水平也不高
，但是由于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宗旨，以后逐步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的干部普遍具有思想理论、文化知识、政策业务水平和素质都比较高的特点，许多
干部也很有创造性。但是在我们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挑战面前，仍然需要进一
步加强学习和思考。特别是各单位和中层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应该进一步加强思想
理论方面的修养，提高政策水平，在制定各项政策及本部门、本单位的发展规划时，一
定要有超前性的思维，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能够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我们
政策的执行更有效一些，发展的道路更顺利一些。
现在学校的功能比过去大为扩充，各级干部的事务性工作也大为增多，但是不能都完全
陷入事务性的工作中去，不能就事论事，应该有人去深入思考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能
仅仅依赖学校少数主要领导来考虑这些问题，学校主要领导涉及的管理领域很多，许多
关系到学校根本利益的事情要由他们出面去“争”，为此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他们要考
虑的问题更多，不可能对各单位、各部门的具体问题都考虑的很细致。这就需要各单位
、各部门的干部都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能制定具有超前性的发展规划和更加合理
有效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工作少走一些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看法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于我水平和能力都很有限，不免有许多片面和偏颇之处
，但确实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后的坦率之言，是从北大的发展和学校机关以及干部、职员
队伍的建设方面去考虑的。如有不当之处，请领导同志谅解。由于我对学校全面工作的
了解也很有限，所提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学校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院系的教师由于其学术
地位和贡献有相对比较好衡量的标准，定岗定级也相对好掌握一些；校级干部所负责的
领域比较多，担负的职责、任务都比较繁重，其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是比较显著的，津
贴水平高一些也比较容易被理解。这两个部分的分配办法均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提出这些意见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同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我确信这些意
见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行政人员对分配制度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领导同志的注意。这
些意见可能也会得罪某些人，但我确信自己是出于公心，我是针对问题提出意见的，不
是针对哪个具体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津贴增加后收入翻了一番，同我担任过大学党委
书记的父亲相比，我的收入已经是他的三倍，而担负的工作和职责却远不能相提并论，
甚至觉得有些对不起这样高的报酬，可以说是相当知足了。
以上意见，仅供学校领导同志参考。
（完稿于2000年1月11日）
大楼、大师与“一流”
北大的大楼这几年是越盖越多、越盖越气派了：光华管理学院大楼、新图书馆、百周年
纪念讲堂、理科楼群、太平洋大厦等一批新建筑先后拔地而起。这些新建筑规模宏大、
设施齐全，不仅在国内高校堪称一流，就是同国外名牌大学同类建筑相比也毫无逊色之
处。与此同时，一批原燕京大学的老建筑也纷纷进行装修改造，其内其外均焕然一新。
在这些新老建筑里面，陆续配置了许多先进的办公和仪器设备，据一些到国外名牌大学
去过的人反映，北大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就比不少国外大学的更为先进。应该承认
，经过这些年的投入和建设，北大的物质条件已经比较可观了，不少硬件设施已经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的看到：虽然北大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经费大大增加，然而资
源的不合理使用同时大量存在。一方面各类用房面积和教学科研、办公经费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用房和经费的紧张程度却有增无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学校的分配体制不尽
合理，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些部门、单位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多
地占有学校资源，有的楼里以前可以容纳十几个单位，现在却连几个单位都容纳不下，
其原因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有些同志片面追求办公条件要一步到位，要“和国际接轨”
，一味攀比谁的房间大，谁的家具新，谁的设施先进。甚至还有人把一些好的传统，艰
苦朴素的作风认为是小农意识，思想不解放。
北大许多人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不要说国外的大学，就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总统府、
总理府也不过是一些小楼房。德国迁都柏林后准备建新的总理府，但新总理府宏大的规
模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乃至德国总理都认为它的“块头太大了”，会多花纳税人的钱
。我们的周总理多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房子年久失修，家具也很破旧，工作人员乘
总理不在时修了房子，换了家具，却遭到了总理的严厉批评，并且坚决让工作人员把那
些旧家具再换回来。相反倒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市县也好、乡镇也好，无论穷富，办
公楼房一定要造的大、造的气派，一种奢华的风气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已经蔓延到一向
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里了。如果我们到学校有些单位的办公室去看一看，其豪
华舒适的程度恐怕已足以令人瞠目。
笔者此言绝非认为北大不应该建大楼，不应该改善办公条件，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的
北大、清华，物质条件肯定不如现在，但那时的北大清华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未必比
现在更大；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大批
一流人才；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陈景润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王选开始748研
究项目的时候，其物质条件恐怕只能用艰苦来形容，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世界
一流的成果。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他们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又拿出了多少可
以傲视国内外同行的成果呢？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是否和我们的实际贡献相符呢？
北大在新世纪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和世界一流大学进行
比较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财力、“硬件”方面的差距，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办学经费只
有国外一流大学的百分之几，却较少去关注我们在管理、在人才等“软件”方面的差距
。我们在建“大楼”，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应该更注重于“软件”的建设，着力于
培养广大师生、干部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办学体
制，努力使学校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团结融洽、顾全大局、协作共进的局面。否则即
使我们拥有了哈佛、斯坦福那样充足的经费，按照目前的办学体制和工作方式，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恐怕还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4月20日第一版，原标题为“大楼与大师”，时任校党委副
书记赵存生审稿时改为现在的题目）
“小人物”与“大事业”
笔者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多年，其间见过不少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他们的道德文章自然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年来在学校亲见亲历的一些“小人物”，却同样也给
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甚至某些方面竟不亚于大师们的风范。记得以前中文系就有一位
姓冯的老教务员，印象中一般只有年高德劭的老教授们才被尊称为“某先生”的，但是
这位老教务员却也被师生们尊称为“先生”。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才知道这位“冯先
生”果然厉害，系里的每届学生，他见面大都能叫出名字，其待人之和善，工作之精细
尤其令人称道。无独有偶，后来听说在清华叶企孙教授的实验室里，也有一位老实验员
业务非常精湛，一直被尊称为“先生”。如果有学生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叶先生都要
严厉批评，并亲自带学生去向他道歉。笔者还知道办公楼值夜班的赵大爷能说一口流利
的英语，听见看校门的老门卫回忆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大的情景，感到北大的
老职工的确是不简单，有素质、有见识。过去人说“宰相家人七品官”，从这些普通的
北大人身上也可以看出这所名校的风采。
同学校的校长、部长、教授们比，笔者所提到的这些人或许可以说是些“小人物”。但
是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体现一所学校、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家庭水平、素质的高
低从小的侧面看常常更有说服力。笔者曾随学生到我军的王牌部队——第38集团军参加
过军训，集团军军长也亲自来看望北大学生，但给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里的普通士兵都
以身为38军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三国演义》中讲到郑玄的文化修养极高，但却并没有
直接说他的修养有多高，而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其家中侍女俱通《毛诗》”，以此来反
衬出郑玄的文化品位。
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长的木片决定的，而恰恰是由最短
的木片所决定的。北大许多人从国外大学学习、工作回来后，常常感慨国外大学的后勤
服务、教学科研辅助工作之完善，而在我们这里却总是要为各种各样的琐事大伤脑筋。
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最近撰文，提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资最高的不是校长、名教授，而
是一位玻璃工；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里拿最高工资的也是一个负责吹玻璃的师傅。由此
可见，学校里的所谓“小人物”，其实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北大的“管理骨干”、
“学术骨干”固然需要重视，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忽视那些普普通通的各类干部、职员
、工人，我们的学生、教师更多的时候不是同校长、部长们而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他们
的工作水平和服务态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北大的整体管理水平。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似乎更多地强调了选拔“骨干”、培养“尖子”，而较少去注
意普通职工的素质培养，较少去关注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一家工厂如果只有厂长的正确
决策，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而没有高素质工人的具体操作，终归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
。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更年轻一代的北大职工中，像冯先生那样熟悉业务，能精雕细
刻地对待本职工作的普通职员已很难见到了，而泡沫式的“名人”、“学者”还在不断
涌现。我们恐怕还是需要恢复老北大、老清华的传统，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真正
重视北大普通职工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作为一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队伍来培养、来
看待。在我们重视和强调“骨干”、“关键岗位”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那些“非关键岗
位”的普通职工，既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要给予严格的要求和培训，在
经济收入上也不宜和“关键岗位”拉开太大的距离，使他们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应有的地
位、责任和价值。如果北大能在不断涌现出“骨干”、“尖子”的同时，每一个北大的
“小人物”也都能认真对待本职工作，将本职工作作为一项技艺来钻研，以作为北大的
普通一员为荣，那么，我们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一项“大事业”的目标也将会越来
越接近。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5月20日第一版，此文先后获2001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论
类文章一等奖，2001年度“北京新闻奖”（省部级）三等奖，2001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
会评论类一等奖)
也谈“淡化数字”
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用数字来管理的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更是开始进入
了所谓“数字化时代”。我们通常可以从一系列统计数字来直观地了解一个国家、一个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一所大学的规模和水平也可以通过数字来体现。例如
我们一提起北大的院系、专业、重点学科数目，本科生、研究生数量，教授、博导人数
，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光看数字又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仅从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日本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考虑到物价、生存环境等多种因素
，我们还不能得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美国人高的结论。对于北大的办学水平，我
们也不能完全用数字来说明，如果光从数字上看，北大有许多方面不仅在国内高校中居
于领先地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仅教授人数一项就多于不少世界
一流大学，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认为北大的办学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否则我们还
用得着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同志似乎比较热心于用“数字化”来进行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例如
一讲到北大的发展建设成就，就强调我们又建了多少平方米教学科研用房，建了多少套
教职工住宅，获得了多少项科研成果奖，办学经费、科研经费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校
办产业由于可以直接创造出产值、利润等“数字”，更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应该
说北大近年来在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有一系列数字为证，笔者绝非
无视这些成绩。但是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还在于学校的整体环境和办学机制等
方面的改善，所谓“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有些领域数字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
办学的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有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要培养多少名“学术骨干”，多
少名“管理骨干”，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要达到多少人，等等。其实学术骨干应该是
在一种宽松的、利于竞争的环境中自然成长，到底有多少名学术骨干能成长起来恐怕是
难以预测的。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大并没有提出要有多少位“骨干”，但是通过一系列
有力的改革，却造成了当时北大群星灿烂的局面；管理骨干的人数则更是难以界定，不
知道将根据什么标准界定出北大哪些管理人员是“骨干”，哪些又不是“骨干”；学位
高低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北大历史上就有过许多学历不高的名教
授。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对“数字”的热衷恐怕和一些干部力求政绩的工作方式有关。我们
大家都不会淡忘“大跃进”时期粮食产量的数字游戏，对于多年来在官场上盛行的“官
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也不会太陌生。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顾实际大搞各种各样的
“形象工程”，因为这些容易看见，也容易用统计数字来体现政绩。与此相反，所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一些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工作，例如环境保护工作、教育
工作，我们却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官员是不大重视的，这恐怕也和此类工作难以在短期内
出数字、出政绩，难以在官员的任期内见到成效有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看到在考
察干部时一味强调数字的弊端，提出要适当地“淡化数字”。
北大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教育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应该完全按照教育工作的规律
来办学。但北大办学水平的显著提高也确实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奏效的，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有些同志热衷于
一些统计数字的增长，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急于出政绩的心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些同
志迫切希望北大能够上规模、上水平、出成绩的心情，但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来说，还是
应该从更符合北大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着力于营造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良好的校园
环境，实事求是地把学校的事情办好，这样对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无疑将更为有利。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9月20日第一版）
也说“精品”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经创造出无数的精品，从《诗经》、《论语》到《水浒
传》、《红楼梦》，名家精品不胜枚举；北大在历史上也曾经创造出许多精品，从《新
青年》首倡科学民主，到院系调整后大师云集、名作迭出，在中国近当代思想文化和学
术界曾独领风骚。然而客观地讲，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文化界、学术界，包括北大在内，
虽然学者们著述不断，专著、论文批量产生，但真正有分量的“精品”却仍属凤毛麟角
。这同我们时代的要求和北大的地位极不适应。今年春天，学校召开了“树立北大文科
精品意识大会”，并在日前举办了“21世纪：人文与社会”文科论坛，这无疑是针对目
前学术界平庸之作充斥、赝品不绝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也为北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但是“精品”的产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是我们简单地推出某些奖励措施就
能很快奏效的。所谓“精品”，往往是能够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高度，洞察社会
、历史、人生的发展轨迹，揭示出客观的规律，指出前进的方向。有的“精品”在当时
并不能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然可以闪耀出真理的光
芒。
“精品”并不见得都是长篇大论，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道德经》、《孙子兵法
》不过只有几千字；一部《古文观止》收录了两千多年间的220篇文章，平均十年多才
有一篇文章被收录；曹雪芹终其一生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并不完整的《红楼梦》，但这
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这些在人
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文献也都篇幅有限。
要求我们的学者很快就能奉献出对人类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来显然目标是过高
了，但是要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的探索，科学的分析，得出独到的结论
，这样的要求应该是产生“精品”的前提条件。“精品”的出现还需要有创作者高度的
兴趣和智慧的投入，往往很少去考虑功利的目的，曹雪芹举家食粥写《红楼梦》，巴尔
扎克穷困潦倒创作《人间喜剧》时并没有想到要评几级作家的职称或是要得诺贝尔文学
奖，但我们的学者在创造学术成果时却往往要考虑到职称、住房、考核等多种因素。在
提倡“精品”，呼唤“精品”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去从环境、机制上入手，研究解
决好这些矛盾，逐步探索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希望这次文科论坛能够为北大文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身处于我们这个激烈
变革的时代，背负着北大光荣的传统，依靠一代代北大学人的努力奋斗，相信“精品”
的大量涌现或许不会让我们等待太久。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1月5日第一版）
规模与水平
规模与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规模大不一定代表水平高，规模小也不见得
水平就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都是规模很大的企业，但500强的名单却又是
经常变化的，可见有许多规模虽大但水平、效益不佳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出局。企业如此
，大学恐怕也是如此，如果以规模而论，据说罗马大学等一些国外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
十几万、二十几万之多，但却并没有被看作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中国学生人数
最多的大学应该是广播电视大学，但谁也不会将其和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相提并论。
近年来为集中资源、调整学科而将一些规模小、学科单一的学校合并起来组成规模较大
的大学或将一些学科单一的学校并入其它综合水平更高的大学以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
大学，虽然在有些具体做法上或许还有值得商讨之处，但总体上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毕
竟这样做是为了和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大学接轨。
同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大学相比，即使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应该
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学校自身的实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方面，应该勤于修炼“内
功”。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热中于铺摊子、上规模，一方面不断扩大招生，不仅扩
大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扩大一般学历的各类成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对外合
作办学的规模。在当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社会上对人才、学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
国毕竟是一个高等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国家，为适应社会需求，通过适当的扩招，对外
合作办学，使学校的教育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于国于校都有好处。问题在于这样做应
该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不能影响到学校自身办学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应保证合作办学
的质量。现在有的学生提出自己高分上了北大，但教师的讲课却敷衍了事，究其原因，
原来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些教师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校外了；大学可以主动适应市场经
济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办学，应该保持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独
立性、前瞻性。不排除有些地方同我们合作办学，是把教育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要我
们这块牌子以进行批量“生产”，至于学术水平高低，培养质量能否保证并不是他们最
关心的；同时也不排除学校有些部门、院系，为了迎合社会需求，甚至出于小团体利益
的考虑，无限制地扩大招生、扩大合作办学的规模，引起不少连带问题，给学校整体工
作带来被动。
许多校内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校外人士，都指出北大不应该混同于一般大学，不要同一般
大学争生源、争资源，在低层次上扩展规模，而是应该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我
们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数量可谓不少，但同国外一流大学相比，我们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差距更大，我们应该着力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不是一味去追
求数量的增长。国外的许多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规模都是相对稳定的，
其教师人数，本科生、研究生人数，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们的地位是由办学水
平而不是由办学规模来决定的，也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有什么“洛杉矶校区”，牛津大
学有什么“利物浦基地”。大学毕竟不是企业，即使是企业，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近
年来国内一些“明星”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带来经营管理不善进而垮台、破产的例子可谓
不胜枚举。北大虽然还不至于由于扩大规模而导致破产，但大学的管理比企业则更要复
杂，处理不好，很可能会丧失掉信誉这样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我们能否保持住在国
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能否缩小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办学的规模和水平问题上不
能不进行认真的思考。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月15日第四版）
从“剽窃”和“伤熊”事件谈起
近来有两件事情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因其涉及到了两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
学，更有了一些轰动效应。其一为北大教授的“剽窃”，其二为清华学生的“伤熊”。
两件事情在起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也有所差别，但的确都严重影响了两所名校的声
誉。事发后两校也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弥补失误，消除不良影响。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影响也造出去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就事论事，应该多寻找一
些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近年来有关学术腐败的问题已经揭露出不少，学术打假的呼声
也不绝于耳，有关主管部门、学术单位也陆续推出了不少奖惩措施，但似乎并未见到多
大成效。某教授的“剽窃”行径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将其看作是个别现象，将所有矛头
都指向其一人也未必公平，简单的处罚奖励措施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我们的高校，
乃至在整个学术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用各种方式“包装”出来的学术成果可谓不
胜枚举，“剽窃”过的东西又在不断被别人“剽窃”。有人曾坦言某些学术著作，不要
说没有别的人看，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遍；有些教师没有几年就“著作等
身”了，其产生过程如何可想而知。但却可以以此为稻粮谋，获得职称、住房、津贴等
种种利益。现在用于研究、创新的投入有了很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各种评审、考核、
奖励更是层出不穷，似乎如此就可以不断出现创新成果，达到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水平
指日可待。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创性的成果仍然如同养在深闺的佳人，“千呼万唤不出
来”。
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有些项目更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
苦探索。王选研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要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
尔奖得主也没有哪位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着将来要获奖。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
尔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眼前的各种奖励却并非难以企及，而这些奖励办法普遍讲究量
化，把高级的创造性劳动看作是简单的计件劳动。在如此浮躁的环境和利益驱动下，让
大学教师们都不作假、都不“剽窃”也难。奖励制度固然必要，但过多过滥的奖励未必
会产生好的效果，古训有言“奖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奖也”。看到了学
术界的种种“鄙争”，有关部门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各种奖励政策出台的初衷吗？
在保护环境、爱护生物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清华学生的“伤熊”事件似乎更具
有“轰动效应”。但我们在震惊和激愤之余，看到的当事人却只是一个可悲又可怜的大
学生，恐怕大部分人甚至不忍心去让他承受更重的惩罚。这起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绝不仅
仅是一个大学生的问题，也不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事情，而是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大中小学教育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值得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一味的强调
考试成绩而不去注意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否健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自私、孤僻、缺
乏爱心的现象并不少见，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更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还有一些学生缺乏
最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有的学生甚至连洗衣服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来，要父母陪读
照顾；有的学生仅仅因为身体偶然不适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电话让家长不远千里坐飞
机赶来。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情。在我们津津乐道于教育规模扩大、教育
水平提高的同时，似乎更应该关注一下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大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并不
是孤立的，需要从社会上去找原因，在全社会进行健康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树立良好
的社会风气尤为紧迫。
两起事件已经发生了，再多的解释说明也无助于挽回名誉上的损失。用“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办法马上出台一些措施，试图立竿见影，未必能长远地解决问题，将媒体和
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对方以掩饰自身尴尬的做法更不可取。笔者担心的是如果不能从深层
背景上去找原因、想办法，恐怕类似“剽窃”、“伤熊”这样的事情还会在我们的教师
、学生中发生，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事情，那时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3月2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
读“内部简报”有感
在学校有些部门出的工作简报上，笔者经常能看到下面这样的文字：某人向某部长（或
某书记、某主任）汇报了某项工作，某部长（或---）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做了
重要讲话（或谈话），“指出”应如何如何，并就某方面的工作做了“指示”。某副部
长（或---）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某部长（或---）的讲话精神，共同努力做好某项工作。
如果不看具体的人名、职务，完全会以为这是《人民日报》上对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务活
动的报道，然而这只不过是在介绍学校一些中层干部的工作。此种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
我们的学生，在某篇关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报道中，全篇无一字提及他们进行了什么
社会调查，有那些收获，而是津津乐道于当地市委书记、市长如何亲自设宴款待他们，
外出时警车如何开道等等。
此类现象可谓不胜枚举，可能许多人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有的同志恐怕已经深
深陶醉于做“领导”的感觉中。表面的现象必有其深层的原因，以笔者在北大的所见所
闻，无论在我们的管理机构，甚至是在教学科研机构中，“机关化”、“衙门化”、“
官场化”的影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记得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入北大求学时，许多前辈
学者还健在，一提及他们的名字，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至少到那时候教授在学校里还是
比较有地位的。笔者后来留校工作时，即使见到学校的党政负责人，大多可以直呼其名
，或代之以“老张”、“老王”的称谓，现在遇到一部长、主任，如果不称呼官衔，好
像就显得对人家不够尊重。随着前辈学者们的陆续逝去，教授的数量倒是越来越多，但
道德学问总体上同前辈学者相比似乎还有不小差距，教授们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也日渐
式微。反之行政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影响则日渐增大，并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学
校一些重大活动中，主席台上难觅没有官衔的专家学者的身影，前排、中心位置就座的
几乎都是学校各级负责人，介绍顺序也一律按官职大小，即便如季老这样几乎是硕果仅
存的前辈学者出席，有时也只能忝陪末座。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受“官本位制”的影响十分深远，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极大
，官场规则、意识也可谓“深入人心”。此种状况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未能得到根
本改变。大学毕竟不是象牙塔，无孔不入的官场风气弥漫于大学校园也并不足怪。但是
如果以学问为最高追求的大学不再以学问而是以官职为最高追求，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忧虑。走进学校的一些办公场所，满眼都可看到房间门口贴着“部长室”、“副部长室
”，“主任室”、“副主任室”的牌子，无形中强调着官场中森严的等级；以淡化行政
级别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实际上更增加了干部岗位的权力和利益，官员身份似乎未见
“淡化”。而且官场风气也并不局限于某些管理部门，即使在学校的院、系、所、中心
等教学研究机构，有院长、主任等头衔的教员可能就会比一般教员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
，在评定职称、成果署名、科研经费、办公用房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将行政部门的办事
规则用于学术活动；有些教授更以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很早以前就有某教授被“提升”
为处长、主任的可笑说法；有的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往往也需要封一个官
衔才算最高的奖赏；不少教授更是热衷于攀附权贵，“官学结合”，各取所需。
大学的精神在于其应该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而官场的意识和规则同大学有实质的不
同。在大学里如果不是以学问高下而是以官职高下作为评价标准，甚至很多时候好像官
大了学问就大，那么这样的大学就只是泛化了的官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背道而驰。
笔者见识浅陋，但也知道哈佛大学为了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和学术的严肃性，可以拒不授
予里根总统以名誉博士学位。我们的国情、校情有所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
大学的精神。如果我们还是整天“指示”不断，“领会”不断，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校园
内严重的官场作风、官场习气，那么这样一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是令人担忧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此文先后获2002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
论类文章一等奖，2002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会评论类一等奖）
世界杯与世界一流大学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男子足球队终于出现在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然而不管是
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同三、四流水平球队的较量中，中国队都存在着明显差距，不得不
小组赛后就打道回府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中国队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而感到高兴，因
为他们毕竟进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
由世界杯比赛笔者不禁联想到我们的学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
我们的奋斗目标，就像中国队把参加世界杯作为奋斗目标一样。同中国队在世界上的位
置相比，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排位恐怕还有所不如，不要说同欧美的世界一流大学
相比，就是同日本、印度乃至港台的一些大学相比，北大也还有不小差距。中国足球要
追赶世界，北大也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采取什么样的赶超战略非常关键。日本队、韩
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了突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实行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
，不以战胜低水平的亚洲球队为满足，而是尽可能同欧美强队较量，以致在本届世界杯
上有了脱胎换骨的表现；与中国队同组的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但土耳其队宁可冒难以
出线的风险，也要坚持参加高水平的欧洲区预选赛。
由此看来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真正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系，而不能满足
于在国内高校中的老大地位。即使甲A赛场搞的再红红火火，“连沪争霸”再激烈，充
其量也是低水平上的竞争；北大在国内再有多大的优势，拿国际水平一比较，差距恐怕
还是全方位的。而我们有的同志眼睛却不向外而向内，只热心于北大同国内其他高校的
竞争，似乎又特别热心于同国内另外一所与北大地位相当的著名大学的竞争。乃至于这
种竞争经常要争一时一处的得失，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盯着对方。对方有了什么新的举
措，我们有的同志就急的要命，好像不跟着做就会马上落伍；对方在某个方面露了脸，
我们就好像抬不起头；自己出了某些不好的事情，也要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对方不好的
事情上去。双方似乎都想在任何方面上压过对方，严重的时候甚至互相幸灾乐祸。其实
两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传统、学科背景、办学特色，正如足球场上有巴西的桑巴
舞，也有欧洲力量派、欧洲拉丁派，没有那种风格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世界一流
大学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优势，北大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在任何方面
都要和别人一较高下。两所大学都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为己任，如果要比较，也
应该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准。中国队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不知道和世界水平有多
大差距。两所大学如果不顾各自特点，都力求时时、事事、处处压过对方，在低水平的
竞争中乐此不疲，恐怕也就都很难取得办学水平上的重大进展，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足球要想在世界上赢得尊重，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合理的机制
，而不要过于计较每次比赛的结果。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
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应该从办学机制上入手，不要过于和别人争一时一处的得失。当
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弱胜强，战无不胜，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从来不争一
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从整体战略上考虑，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和气魄，紧紧抓住那些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制定合理的发展战
略，着力于改革体制，增强实力。即使我们暂时在某些方面落后，也不必过于在意，只
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希望轰轰烈烈的韩
日世界杯比赛也能对我们的办学思路有所启示。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
“状元”、“奥赛”及其他
每年高考招生结束，我们照例要统计一下招收了多少名各省市的文理科“状元”，多少
名各项“奥赛”金牌获得者，哪些省市的前多少名考生等等。有的年头北大的主要竞争
对手招的“状元”、“金牌”比我们多了，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难免还会让有
的人耿耿于怀。许多人平时一提起我们的本科生生源，自得之色常常溢于言表，认为我
们的本科生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上最广大的考生群体中选拔最
优秀的人才。
不可否认，我们的招生工作成绩显著，每年都为北大招收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青年学子
入校深造，这和北大的声誉以及招生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北大历来有很好
的生源，我们招收的“状元”和“奥赛”金牌获得者也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但这并不
等于说北大就可以静候精英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远处看，不要说现在每年都批量生
产的“状元”，就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每隔几年才产生一个的真正的“状元”，能够
在历史上做出贡献、留下名字的屈指可数。从近处看，北大过去和现在许多著名的教授
、“两院院士”并不是本校毕业的；近年来涌现出的许多优秀中青年学者、“长江特聘
教授”，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在北大读书的经历，也未必在高考或“奥赛”中取得过突
出成绩；北大的历任校长大多数也不是北大毕业的。
“状元”也好，高考成绩突出也罢，不过说明了考试能力强，全面成绩比较好，不见得
专长突出。即便是专长突出的“奥赛”金牌获得者似乎也不必过于看重。今年在北京召
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分别授予法国、俄罗斯的两位青年数学家以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
尔茨奖，据悉其中一位根本没有参加过数学奥赛，另一位倒是参加了并获得金牌，但人
家不过是随随便便就去拿了个金牌回来。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甚
至还有过物理课考试不及格的纪录。我国中学生近十多年来在各类“奥赛”中可谓成绩
辉煌，经常还会出现有的项目所有参赛选手都捧得金牌而归的盛况。不过也应该看到我
们的参赛学生虽然都非常优秀，但毕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集中培训的，一定程度上还
是一种应试能力的体现，同人家那样完全凭兴趣参赛就获得了金牌有所不同。据说我们
有个别金牌获得者后来甚至厌恶所学专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所以我们虽然“状元”多，“奥赛”金牌多，但却没有人能去摘取诺贝尔奖、菲尔茨奖
的桂冠。有一个笑话说上帝因为看到中国本土还没有产生过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
着急，就让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大科学家降生中国，结果他们或因为奇思乱想被
视为精神不正常，或因为贪玩被严厉管教，或因为偏科而考不上大学。笑话虽说尖锐了
一些，但确实说明了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像力、创造力，
即使是天才可能也逐渐会变得平庸。千篇一律的教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答案，像毛泽
东曾经批评过的那样故意与学生为敌的考题，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并不鲜见，
即使考试成绩再高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国外有许多名牌大学招生并不是一次考试决定的，他们往往更侧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方面的测试。我们的国情有所不同，完全照搬国外大学那样的招生办法目前恐
怕还不可行。我们在大学期间也无法完全消除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所带来的一
系列弊端，但是我们可以尽量为大学生们创造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激发他们的各种潜
能，使他们能够在一种比较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北大前两年取消三角地的“状元墙”不
失为明智之举，确实没有必要对一次考试的成绩过于看重。如果人家多收了几个“状元
”、“金牌”，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也并不说明我们的学生素质就差了。“风
物长宜放眼量”，何况我们还有不拘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广纳五湖四海人才的胸
襟和气魄。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并有信心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1月5日第三版）
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长期以来曾经是困扰高等院校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脑体倒挂”
在前些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不断加强投入
，高校教师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重点高校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其中在一些热门
的院系、专业，其教师的收入又大大高于同校其他教师，购买私人轿车乃至别墅等都已
不再是梦想。
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十分必要，在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背景下要求他们独守清贫，
只讲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显然并不实际。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
倾向，就是将待遇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界缺少创新
、缺少创造力完全是由于待遇太低造成的，以为待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于是各个高
校之间互相攀比，炒作不断，又是“年薪制”，又是“终身教授”，乃至推出了年薪几
十万、上百万的天价教授，颇有“钱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至于各类奖项也是名目繁
多、层出不穷，获选人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津贴。前些时候更有高校独辟蹊径，干脆对学
术著作、学术论文来了个“明码标价”。
以笔者的愚见，窃以为待遇和创造力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许多伟大的思想、杰
出的成果倒常常是在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完成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
下写出了不朽巨作《红楼梦》，延安窑洞里诞生了毛泽东最杰出的理论篇章，“两弹一
星”的元勋们研制过程中甚至有时还要饿着肚子，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最有价值
的研究也是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进行的。
对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创新的原动力恐怕更多地在于他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物质生活条件和创新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19世纪的物质生活远不及20世纪，也还
没有诺贝尔奖，但是20世纪人类在科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其高
度和影响力而言，却还是不能和19世纪相比。目前国内上下对于诺贝尔奖的期盼至深至
切，其程度恐怕不会亚于期盼奥运会。笔者曾经开玩笑地同一位教授讨论，假如给你一
亿元的资金，你能否得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以我们国家之大、诺贝尔奖空白的历史之长
，笔者以为花这一亿元还是很值得的，但教授却只是摇摇头表示绝无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一位思想家的来说，他的创造性成果更多地是基于对人类、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基
于一种博大的胸怀、自觉的责任。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稿费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过程
中抽劣质香烟的费用，古今中外又有哪部伟大著作是在“明码标价”之下完成的？所谓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
作也。”难道今天的学者们都已经降低到仅仅为了物质奖励才会去从事创造性工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有时候倒需要一些特立独行，需要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
道或许才更能产生创造性成果。笔者很赞成李敖评价胡适的一句话：“一个那么重要的
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胡适先生为人和气，在各种应酬中浪费了太多时间，
以他那么大的才气和名气，却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
我们的教授都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怎么多赚钱，怎么装修房子这些“不重要的事”上，
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做更多“重要的事”呢。现在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其主要的学术成
就大多也是在前些年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的时候完成的，现在物质待遇大大提高了，反
倒不见有多少新的杰作问世。
提高高校教师待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解决他们后顾之忧，这些做法无
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物质奖励的作用看的绝对化，看的至高无上，恐怕还是一种简
单化的思维，其结果也将肯定和他们以为能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明码标价”之类可
以休矣。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3月5日第三版，《文汇报》2003年11月5日第五版）
“改革”杂谈
“改革”应该是这二十多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改革可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
念，大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小到某个部门、某个基层单位一些具体的政
策措施。改革无论大小，都应该是一项十分严肃、艰巨的任务。
然而在某些人眼里，“改革”却似乎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时髦、随意的概念。如果将那
些仅根据少数领导人的意志，不看其是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先进性，不顾及多数人
利益的政策措施都冠之以“改革”的名目出台，就很难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现在经
常有“改革者”抱怨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他们的“改革”，甚至还给人扣上“反对改革
”的大帽子。但细察其详，这些所谓的“改革”常常是在维护有权有势的“改革者”们
的既得利益，将改革的好处和利益据为己有，而将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让那些无权无势的
“被改革者”承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也许认识不到“改革者”所标榜的“重
大意义”，但却不难从实际产生的效果中得出自己的判断。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社会生活的日趋繁荣，在许多地方都要进行新的改革、新的利益调整。任何改革都应该
是神圣的、庄严的，是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改革不应该成为某些既
得利益者打着“改革”旗号而行利己之私，使其成为自身利益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过去
曾有人对自由的泛滥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不
禁也要针对某些泛滥的“改革”而发出感慨：改革，改革，多少私欲假汝之名以行。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改革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改革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在保持现有
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要对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改革往往会损害到某些权
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的改革很少有成功
先例的主要原因。任何改革家都应该有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仅仅知道享受“改
革”成果的绝不是真正的改革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所谓的“改革”，不过是
权利阶层互相划分利益的一种游戏，对于普通群众来讲，这种“改革”往往会受到他们
的抵触和反感。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茶馆的跑堂李三到民
国时期还留着辫子，老板娘跟他说如今都改良了，你这辫子也该剪了吧。谁知李三却马
上回答：“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恐怕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在见多了各类
“改革”后所得到的最切身的感受。据老舍先生的子女介绍，《茶馆》在法、德等欧洲
国家巡演时，这句台词一说出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强烈共鸣，可见滥用改革之
名而行利己之私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
任何改革举措都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行充分的论证，而不能“闭门造车”。改
革的目标、措施一定要切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现实情况，循序渐进，便于施行，而不宜好
高骛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有些“改革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缺少必备的理论素
养和实际工作经验；有些“改革者”自我感觉良好，喜欢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有的“
改革者”急于开拓新局面，从国外或其他地方拿来“新鲜”的做法便急于实行，往往会
脱离实际。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将改革看的过于简单、过于容易甚至
过于霸道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北大历史上就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于世。改革开
放以来，北大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不乏有成功的经验，有些改革举措在全
国高校乃至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还远不到可以自我夸耀的地步，有些已经进
行的或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举措都还有待于在理论上进行充分的总结和论证，有待于
广大师生集思广益的充分讨论，更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应该在改革的决策上充分实
现科学化、民主化，使学校任何改革决策的出台既科学合理，得到广泛的认可，又能经
得起实践的检验。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6月2日网络版）
“人才”浅议
人才问题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人才的培养选拔更是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日趋重视，接受各类
教育人员的规模之大，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之多，乃至出国留学的人数之众，都远远超
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由此看来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早就应该
出现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尽然。尽管现在培养人才的规模、数量都是空前的，高级人才如教
授、博士的数量更是成十倍、百倍增长，到处可见“跨世纪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国际上拔尖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突
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的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
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的供应仍
然严重不足，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远远不能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才”大国相适应。
北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近年来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应该
以培养和造就在国际上达到一流水平的人才为己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大师，但
是老一代的大师渐渐离我们远去，新一代的大师却罕见出现。不独在北大，在国内其他
名牌高校，在其他众多领域，大师级人才的缺乏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的文坛上产
生不了新的鲁迅，舞台上看不到新的梅兰芳，在科学、思想、文化、艺术乃至在实业界
都很难看到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极大成就，同时还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领袖级人物。与
此相联系的，难以产生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发明，思想文化上重大的建树，文学艺术
上新的公认的经典作品，乃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姑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四大发明”，以及灿若群星般的众多杰出人物
。即便是离现在不远且十分动荡的民国时期，在许多领域也都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北大过去一批大师级学者大多也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反倒是在这几十年长期和
平的环境下，在教育空前普及的情况下，杰出人才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人和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一般都具备鲜明的个性。最近看到一
些老清华学生描述名教授的文字，在他们笔下，教授们或形象可笑，或举止怪异，然而
却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人们对许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了解他们的成就，也熟悉他们的逸
闻趣事，往往越是杰出的人物其经历愈特殊，个性愈鲜明。但是现在对人才的要求却似
乎出现了某种标准化的倾向，例如都要求具备某种学历，要求达到什么样的外语水平。
如照这些标准，北大历史上担任“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不合乎今天
北大教师的要求，胡适的博士学位也是后来才得到的；也许将来北大的教授都能达到用
一门外语授课的水平，但不知其中可否会出现辜鸿铭、林语堂那样能用非常好的英文写
出煌煌大作的北大教授。九方皋相马不识其毛色，不辩其雌雄，只看其是否具备了千里
马的资质。我们今天对人才的要求是否倒有些舍本逐末了，强调人才的一般标准而忽略
人才的特殊禀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杰出人才的匮乏。
人才的成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们对杰出人才的要求固然十分迫切，希望尽快有一
批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很有成就的学者，但是也不可拔苗助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三代以上才能产生一个贵族”。据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大多数获奖者其父
亲、祖父一辈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被视作大师级的学者，考察其身世，大多
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笔者曾听到北大一位很有名气的教授坦言，他所从事的研究领
域国内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学
科领域恐怕都处在这种状况。留学国外的大量人员中，真正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杰出人
才也十分有限。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在杰出人才方面同国外的实际差距，也应该看到完全
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种
人才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的局面。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人才模式、人才标准，
并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杰出人才大量产生的局面才有望出现，北大也才能培养
并吸引大批优秀人才，真正有实力同世界一流大学展开平等对话。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9月1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经适当修
改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第五版以《标准化不是人才成长规律》为题发表，《
人民日报》社《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3年12月9日转载）
讨论与争论
自学校《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以来，可谓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校内校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对此项改革举措众人可谓见
仁见智：主张者理由充足、态度坚决；反对者则针锋相对，不乏尖锐的批评意见。自“
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各个座谈会上，在互联网上，在报纸杂志上，乃至在电视上，
都可以看到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笔者见识浅陋，难以对整个方案做出自己独立的评判。
但学校能将此项方案及时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广大教师能以高度的负责精神积极参与
讨论，通过广泛的讨论和争论，以寻求最终合理可行的改革举措。此种做法和现象在近
些年来的北大还是不多见的，也无疑是令人赞赏的。
前些年在北大曾经有一种观点，即片面强调对学校的各项举措要“不讨论，不争论”。
小平同志的确是讲过“不要争论”，但小平同志主要是指对那些明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
产力，明显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政策不要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讨论不止，争
论不休，从而贻误发展时机，并不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要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实
际上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不愿意让广大师生、干部在学校改革、发展问题上
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回顾历史，假如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
论，就很难正确地总结过去，面对未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将不复存
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就难以比较顺利地推行。而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
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全力支持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在某项决议通过之前赞成者、反对者都可以充分
发表意见，但决议一旦获得多数票通过，则大家都会不折不扣地自觉执行。而在我们周
围却常常看到许多政策、决议通过的时候非常一致，甚至压制不同意见，但执行的时候
却是各打各的算盘，互相掣肘，不知使多少“一致通过”的决定在执行时或大为走样，
或名存实亡。由此看来，还是先允许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通过讨论、争论各抒己见
，权衡利弊，取得共识，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总比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实际上又不
能防止反对者貌合神离的情况要好得多。
鲁迅先生早就告诫过国人，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外国的新事物，但“不过并非将自己
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了
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实行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导师制在英国本来是一项好制度，但
是一到中国就变了味。于是借书中人物赵辛楣之口发出感慨：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
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可见任何好的改革举措，即便是从国外学来的新事物，不管其
如何先进，如何合理，也应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走样，这恐怕正是许多人担心、疑虑的
。也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真正使大家看清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矛盾和
新的问题，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各项改革举措的公正实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集中全校师生员工的智慧。应该充分相
信我们的广大教师，在他们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责任，他们中
的大部分人是会理解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的。只要是真正对学校发展有利的改革
措施，大部分教师是会接受和拥护的。此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师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和
争论，真正以学校主人翁的态度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学校也以充足的时间再
三听取各种意见，“改革方案”数易其稿，对此项关系全局的改革举措十分慎重。希望
这种态度和做法能在北大继续存在下去，也希望今后能听到范围更广的讨论和争论，许
多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正是在不断的讨论和争论中产生的，也许这正是北大生机与活
力的一种体现。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1月8日第三版）
走上博雅论坛
今年是北大校刊复刊50周年，复刊后的校刊已印发了上千期。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比较
老的北大人了，从入学后就经常阅读校刊，留校工作以后，同校刊的历任主编、编辑们
大都熟悉。但在我进北大的前20年里，却几乎没有机缘在校刊上留下过只言片语。
我同校刊真正产生比较密切的联系是在两年多以前，那时校刊刚刚从四开四版的小报改
成对开四版的大报，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又搬到和校刊编辑部相邻。有一次我在楼道里遇
到校刊主编魏国英老师。魏老师向我提出，现在学校领导层有一种意见，校刊作为学校
重要的宣传媒体，不能只是宣传成绩，也应该反映一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有一些
不同声音。魏老师询问我能否为校刊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并可以为此开辟专栏。我自
思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对学校各方面的情况还算熟悉，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
己的见解，于是就答应了魏老师的提议。当时校刊上已有王义遒教授的“湖边琐语”及
其他教授的专栏文章，都十分精彩。人家是饱学之士，是名教授，而我不过是一个学识
、见解都十分浅陋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写专栏文章实在没有信心。
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只有硬着头皮上阵，于是在校报新开辟的“博雅论坛”专栏上陆续
写了《大楼、大师与“一流”》、《“小人物”与“大事业”》、《读“内部简报”有
感》、《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人才”浅议》等十余篇评论文章。考虑到自己
的水平有限，怕别人笑话，同时也担心一些意见比较尖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
在今年以前写的文章中都用了笔名。然而出乎我的预料，很快就有同志对我的这几篇小
文章表示兴趣，多次有人打电话给校刊或我本人对文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有的文章被
送出去参评并获得了一些奖励，其中包括获得了“北京新闻奖”，也有数篇文章被其他
报纸转载。
最近校刊要庆祝复刊50周年及印发1000期，约我写一点文字。50年的时间不算短，1000
期加起来也有相当大的数量，而我在其中不过占有极小的篇幅，本来是不值得一提的。
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向北大校刊，特别是要向北大表示感谢，感谢北大校刊给我这样一片
园地，更感谢北大的胸怀和宽容。也许只有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做到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才能够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仅允许学者名流们发表意见，也允许我
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发表意见，这应该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我的那几篇小文章是微
不足道的，但却不经意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有了
这样的胸怀和气魄，我想北大的未来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0月10日复刊1000期纪念专刊第五版，题目为编辑所加）
“姚明现象”的另一种启示
NBA赛事在中国的转播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笔者开始关注这项比赛大约是在1990年代中
期乔丹第一次复出之后，当年公牛队第二次夺取三连冠的过程相信也曾令大洋彼岸的每
一个中国球迷为之击节赞赏、荡气回肠。NBA无疑是篮球运动的最高殿堂，这里有最激
烈的较量，最精彩的表演。
随着王治郅、巴特尔的先后加入，在这项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中终于开始有了中国
人的身影。但是直到2002年NBA选秀大会上姚明以第一顺位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成为
NBA有史以来第一个非美国籍的“状元秀”，中国人才真正在这个篮球运动的殿堂上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效应，姚明也随之成为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中国的体育运动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悉尼奥运会上就曾以金牌榜的前三位而
傲视群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些热门的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网球、赛车这些
职业化高度发达、市场影响力巨大的项目中，特别是在其最高水平的竞技中，还一直难
觅中国人的身影。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进了一次世界杯，却只能匆匆铩羽而归；杨晨、
孙继海、李铁等人虽然先后参加了欧洲足球联赛，但毕竟还只是一些小配角。这个时候
姚明以主角的身份开始登场了，在涌现过张伯伦、贾巴尔、乔丹等天皇巨星的NBA舞台
上，在美国这个篮球王国，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张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黄种人面孔，其影
响力和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姚明在那一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并不为过。
姚明很快正式进入了NBA的竞技场，他所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是他的球技，还有他东方式
的含蓄的风度，迷人的微笑，以及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时过人的智慧。姚明在树立中国
人的国际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些原有的宣传手段。姚明也很快赢得
了美国观众的喜爱，多家公司更是向他挥舞着巨额的支票，他所得到的拥戴程度和商业
价值是任何其他中国运动员都不曾达到的，已经进入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行列。他所受
到的关注和他在赛场内外的表现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姚明现象”。但是客观地讲，
姚明目前的球技还不能和他的名气相媲美，他的名气和商业价值更多地是因为他来自东
方并且背后有十几亿中国人的巨大市场。姚明在NBA常规赛上已经是第二个赛季了，在
球场上他有过超凡的表演，即使面对奥尼尔、邓肯这样的巨星也丝毫不落下风，但也有
不少低迷的时候。至少到目前为止姚明还不是NBA的超级球星，离篮球场上“最有统治
力”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毕竟还有很大的潜力，最重要的是他凭自己的能
力和表现已经稳稳地站在了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
对于广大的中国球迷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来说，对姚明的期待和支持可以说是无条件的，
姚明在赛场上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笔者以为“姚明现象”的意义和价值绝
不仅仅局限于篮球场上，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渴望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
展现自我的一种体现。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却发现
自己逐渐落后了，在21世纪已经来临之际，这种全面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职业体育的落后仅仅是一个小的领域，我们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仍
然落后于西方世界。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大程度上恐怕和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公
平竞争的环境有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财富、地位、社会名望往往不是和才
能成正比的，多种因素制约着国人才能的充分展示、个性的充分张扬。中国人太渴望公
平竞争的环境了，许多人都试图在姚明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都渴望像姚明一样去参
加高水平的公平竞争。NBA赛场则将这种每个人都希望充分展示自己能力、个性的需求
发挥到了极限，乔丹力挽狂澜的英雄本色，罗德曼虽行为乖张而勇气十足，都可以充分
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更没有种族、国籍、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一切都要靠实力
说话。NBA同时又是科学精确的，特别是比赛时字幕上打出的层出不穷的统计数据，使
观众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想要了解的所有信息，每个球员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得到
充分体现。笔者这里倒是有一句题外话：希望我们各级统计部门的同志都应该看一看
NBA的比赛转播，这样也许会有利于我们的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科学、精确、全面。
姚明已经在NBA赛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所需要的是更进一步展示自己的能力、霸
气和个性。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姚明，不能只靠一个姚明来体现中国人的形象。不仅
在体育运动领域要有更多的姚明，笔者更希望我们的国人要发愤图强，在经济、科学、
文化、艺术等其他所有领域，有更多的“姚明”、“张明”去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
，当然更希望我们逐步创造出一个能让各种“姚明”都脱颖而出的公平竞争环境。只有
当更多的中国人不断出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充分展现出中国人的能力、意志
、品质，并且扬眉吐气地取得竞争中的优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才会得到根本性提
高，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希望这也是“姚明现象”对
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文汇报》2004年2月13日第五版，次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报纸摘要中做了介
绍）
评“超人”现象
记得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影片《超人》，影片中的超人来自外星球，可以上天入地
，力大无比，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超能力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幻
想和消遣的需要。扮演超人的演员后来不幸摔成了高位截瘫，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没有
“超人”的能力。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经常会发现很多“超人”。前两年看到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
那个所谓“词坛怪杰”张俊以居然同时以两大集团公司总裁的身份炫耀。我当时就很不
以为然，心想能把一个公司做大、做强就非常不容易了，果然没过多久，这位张先生就
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其“两大集团公司”也不知所终。张先生大约曾经以为自己是
“超人”吧。不过时下的“超人”还有不少，前些时候据媒体透露，一个中国女孩子获
得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并得到六万英镑的高额奖学金，而且她还有模特般的身
材、明星般的容貌。我当时也感到纳闷，怎么这么多好事情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此
后不久知道果然又是一场骗局。中国人大约是崇拜、向往英雄、完人的，现实生活中找
不到多少英雄、完人，就造出许多完美的“超人”，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两大公司总裁”、“牛津女孩”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但在我们身边却还活跃着许多实
实在在的“超人”。仅以学术界而言，我们经常就能见到某位学者“专著上百部，论文
上千篇”，而且还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是不是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许多“超人”呢？我不
得而知，反正一个严肃的学者是很难做到这些的。我曾向一位著名学者的研究生了解他
导师有哪些主要成就？这位研究生只是向我列出其导师三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认为通过
这三篇论文就可以体现他主要的学术贡献。我不知道那些学者“等身”的著作是如何炮
制出来的，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有价值的。
学术界的“超人”不仅能落笔如飞，而且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有非凡的能力。现在一个导
师同时带二、三十名研究生恐怕不算太少见的，我曾听某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过，她的导
师连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起，同时带了107名研究生。我倒建议有关方面可以调查一
下，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以此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恐怕问题不大。只是不知道
这究竟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还是荒唐呢？我还担心这样的导师能否来得及将每个
学生的论文都看一遍，会不会“误人子弟”？当然，我这种凡人的担心可能根本是多余
的，人家本来就是“超人”嘛。不过北大去年就明确做出规定，为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
量，今后每位博导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得超过两名。北大此举看来也是不相信有什么“
超人”的。
中国人好像历来有一种情结，就是过于依赖某些有超凡能力的人，把他们奉为神明，以
致于整个民族都可以停止思考。现在我们是不再相信神明了，但是似乎又把这种对神明
的信仰转移到某些“超人”身上了。我们真正在国际上赢得荣誉、为国争光的杰出人士
并不多见，但是身边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大师”：一个学者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容易
地就被称为“学术大师”；一个演员演了几部戏，也一不留神就成了“表演艺术大师”
。不知道那些真正的大师对此会作何感想。中国人好像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很不能“万
千宠爱在一身”：一个人一旦在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以为他可以无所不能，荣誉
唯恐给的不够，担子唯恐加的不重。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不少“超人”，就是不知道这
些“超人”能否承受得起。
所谓的“超人”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超人现象”的泛滥不过是中国人急躁、“跃进
”心理的又一种体现。我们不能人为地制造各种“超人”，而是应该更多地保持一种平
和的心态，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顺其自然。长此以往，真正的人才才能逐渐成长起来
，我们的各项事业也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北京大学校报》2004年2月26日第三版）
从出乎许振超意料之事谈起
近日，国内各大报纸均在头版详细报道了青岛港吊车司机、桥吊专家许振超的先进事迹
，并将其誉为“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民族复兴的脊梁”。对一位普通的劳动
者有这么多重要媒体以如此显著的篇幅，如此高的评价进行广泛宣传，颇让人眼前一亮
。许振超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经过自己的不懈
努力，从一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令世界航运界瞩目的桥吊专家，他和他的团队
已多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在看似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笔者注意到，在关于许振超的报道中透露，去年年底青岛港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许振
超觉得自己年龄大，没学历，估计合资公司不会要他。出乎许振超意料的是，这种情况
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能够让许振超这样的杰出人才都产生出的这种疑虑，却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这是不是说明一些被我们普遍遵循的用人标准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呢？
对许振超的报道使笔者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情：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
没事件震惊世界，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悲痛不必多言。潜艇沉没后，俄罗斯方面全
力组织营救，但在全球目光的关注下，俄罗斯的潜水员却迟迟无法打开潜艇，不得已求
助于挪威。挪威潜水员仅用了很短时间就顺利进入潜艇并发现了遇难官兵。俄罗斯人民
在悲痛之余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耻，为本国潜水员的无能而感到羞耻。俄罗斯民族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为世界奉献出无数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但是仅仅因为潜水员的
能力就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许振超也好，挪威的潜水员也好，他们并不是所在国家的顶级人才，都是一些具有特殊
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但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
国的港口每年吞吐的货物数以亿吨计，贸易额达数千亿美元，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和
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假如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工人，装卸货物总是不能安全及时，那么对
中国的国家形象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对
于我们这样一个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大国而言，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许振超式的技术
工人无疑是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地方和行业，在某些同志的眼里，似乎只有学者、专家、博
士、教授、工程师、厂长、经理才够得上是人才，才是“培养”、“选拔”、“照顾”
的重点，而大量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
涌现出多少在国际上领先的高精尖的人才，而普通劳动者素质的下降却成为困扰我们各
行各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中国的高级技工仅占全体工人总数的4％，而发达国
家却占到30％至40％，中国的工业产品之所以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高级技工的缺乏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现在许多企业虽然对高级技工开出了比博士
、硕士更高的身价，但是仍然难以寻觅到优秀的技术工人，长期以来忽视普通劳动者的
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德国的产品素以制作精良而享誉世界，这恐怕和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培训体系关系
密切。桑塔纳轿车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仅在方向盘上的技术指标就达200项之多，而
国产的方向盘当时仅有几项技术指标，没有高素质的工人是生产不出这种高质量产品的
。许多德国公司的总裁不过是技术学校毕业的，在我们这里也就相当于中专文凭，但其
手下却不乏打工的博士；瑞士银行以管理高效而闻名世界，但许多瑞士的银行家只是出
身于银行学校，并没有很高的学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在对
待人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一般职工即使再优秀、再能干，也不能算是
高层次人才。过去我们还有八级工资制，一位八级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足以令人
羡慕，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羡慕一位技术工人呢？
不仅在企业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问题。笔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亲身感受
过一些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风范，而那时还有一些老的教辅人员，如老的教务员、实验
员，还有一些老的校工，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有很高的素质、涵养、能力，某些方面甚
至不亚于那些大学者，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平凡工作受到了师生的普遍尊重。但是现在恐
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情况了，普通职工在企业、大学及许多其他行业都缺乏真正的地位，
虽然他们没有专家学者的层次，没有企业家的实力，没有明星的影响，但却是体现各行
各业整体水平的基础所在。
事实上，一家企业的整体水平，是不难从一名最普通的职工身上体现出来的。而培养大
批高素质职工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既要使他们受人尊敬，也要
有合理的报酬。而当一家企业随便一个低层管理人员的地位、待遇都大大高于最高级技
术工人的时候，又能指望有多少工人去刻苦钻研技能并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我们
的时代需要许振超这样当代工人的优秀代表，需要各行各业都出现无数的许振超，也更
需要为许振超们创造一个有利于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真正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提出的“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
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才能涌现出更多的许振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
的提高才有了根本保证。
（《文汇报》2004年4月19日第五版，《人民日报》社内参《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4
年5月11日转载）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
在校内外媒体关于孟二冬同志事迹的报道中，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朴实无华。中文
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的一番评价也许最能概括孟二冬同志的特点：“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或重大影响的成就，甚至可能系里有些教师还不认识他。但你仔细品味孟老师的为人为
师，能体会到他在平常生活中呈现的人格魅力。”以往有些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英雄
人物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拔高这些先进人物，往往拔高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
。但是在对孟二冬同志的报道中就看不到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很亲切地接受他、感受他
、学习他，如同身边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好教师，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他的
潜心学业、教书育人都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能够长期甘坐冷板凳，能够这么多年来
始终如一日地指导、关怀、爱护他的学生，特别是在他身患绝症、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
下还能全身心地坚持这样做，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
最能体现孟二冬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的，是他那部具有重大史学文献价值的专著《〈
登科记考〉补正》。他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和北大图书馆馆员一起上下班
，翻遍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相关古籍，终于完成了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本来这也许
不足为奇，但是要知道他撰写专著的这些年，也正是市场经济大潮不断涌起，社会上形
形色色的诱惑不断冲击着高校的时期。坐冷板凳、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似乎在某些人身
上已经不再是追求的目标了。有些教师关心著作的数量远胜于质量，对名誉利益的追求
远胜于对学术的追求。当然这种现象也和有关部门急功近利，不断出台一系列不太科学
的奖励制度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孟二冬能够静下心来，不受外界影响，扎扎实实地做学
问，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教师的本职工作中来，就显得
十分难能可贵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这句朴实的格言在他的身上得
到了完美的体现。
由孟二冬身上，笔者不禁联想到了刚刚去世的王选同志。无论从成就、威望、人格魅力
等方面看，王选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同王选相比，也许孟二冬在对社
会的实际贡献上还有一定差距，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不仅在学术研究
上异常扎实刻苦，在人格魅力方面也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公认，堪称是道德学问完美结合
的典范。孟二冬为完成专著甘坐7年冷板凳，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王选的贡献更是举
世公认，他后来也确实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可是他当初也是以一个助教的身份，
默默无闻地带病从事着最尖端的科技创造，十余年后才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没有那么
多年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也就没有后来的王选。北大既需要王选这样的大家，也需要
孟二冬这样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如果说王选是金字塔的塔尖，孟二冬这样的教师就是
塔基，他们身上都共同体现出了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治学精神，都是对北大光荣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北大只有涌现出更多的王选、孟二冬，构成严谨治学的深厚基础，才能
为中国的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选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孟二冬还在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我们
都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相信他会战胜病魔，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但是他们的
贡献、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北大永远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3月1日孟二冬先进事迹专刊第一版）
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最近联合发布了开展向王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王
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并得到强烈反响。王选无疑是中国当代享誉国
内外的科学家，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业
带来革命性变化，使汉字的出版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走进了“光与电”的世
纪。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杰出的贡献和人格的魅力必将受到人们长久的怀念和
爱戴。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学习王选，他不凡的业绩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
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王选在作客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时曾经讲过一段话，谈到自己
当初之所以选择“汉字激光照排”作为攻关目标，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亲身去过印刷
厂，看到印刷工人实在是太辛苦了。中国虽然是印刷术的故乡，但是直到1970年代，汉
字印刷仍然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铅印阶段，不仅
污染十分严重，工人们还要捧着沉重的铅字版来回捡字，每天行走的距离达好几十里，
劳动强度极大。这样的场景激发了王选要改变中国出版印刷业落后状况的雄心壮志。
王选看到的场景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今天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
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印刷行业的状况仍然是今天许多中国产业的真实写照：资源的过度
消耗、环境的持续污染，超人的劳动强度仍然伴随着众多的行业。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已经是世界上钢铁、煤炭、纺织品等行业的头号生产大国，也
是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头号生产大国，计算机、小汽车的产量也位居前茅，“中
国制造”已享誉世界。但我们这个“中国制造”却没有多少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多数是
低附加值的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多是在搞加工组装，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用
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我们出口一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卖一台电脑才能挣
一捆大葱的钱，比起掌握高新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所得微不足道。
由于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
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持续发展；而普通劳动者十分低廉的收入也亟待提高，依靠
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根本的出路就在于要提高中国产品的技
术含量，依靠科技的进步、创造力的增强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王选正是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他没有选择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直接研制国外还没
有形成产品的激光照排四代机，跨越了西方国家从一代机到四代机40年的发展历程，使
我国的编辑、印刷、出版全行业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在他和
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方正出版系统迅速占领了国内出版印刷行业99%的市场份额，海
外华文出版业90%的市场份额，创造出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曾与之竞争的所有
国外照排机厂商不得不全部退出中国市场。此外，他们还开发出日文排版系统，使其成
为我国首次大规模出口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我们怀念王选、学习王选，就是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王选式的科技工作者，希望他们
有更多的发明创造，特别是应该像王选关注印刷工人一样关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生
产第一线的工人也许是最能体现行业技术水平的，他们的劳动条件越差，劳动报酬越低
，这一行业的技术含量往往也就越低。我们每年要挖出世界上最多的煤炭，生产出世界
上最多的服装鞋帽，但是如果看一看煤炭工人的现状，看一看那些加班加点忙碌在流水
线上的打工者，也许就不值得为此夸耀。如果通过技术的进步更多地使用新能源，降低
居高不下的能耗，也许就不需要再挖那么多煤了，也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矿难了；如
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就不会总是处于国际分工的低
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为别人打工。
王选是单纯的，他一门心思地搞发明创造，一门心思地想改变印刷工人的艰苦劳动，从
来没有想过这个成果要得到什么奖励，要从中获得多少个人的利益。在王选等人的努力
下，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没有铸铅排版的印刷工人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
，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科研方面的物质条件比起王选当年不知
要好了多少倍，但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应该把更多
的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只满足于争取多少科研经费，成果获得某种鉴定，
做出多少论文，评上什么职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如果能更多地深入基层，深入到普通
劳动者中间，通过科技的进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就必然能够提高相关行业的技术
水平，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王选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
是他立足于自主创新、立足于关怀普通劳动者的科研之路，为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王选留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他超越自身技术领域的价值所在。
（《文汇报》2006年6月21日第八版）
从“大学生当村官”谈起
今年北京大学有19名大学毕业生被选聘到京郊房山区基层农村工作，将到房山区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村官”职务，这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
生“村官”计划的一部分。此项计划自2005年底一推出，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
烈响应，据悉共有11000多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历年都不
乏一些具体的事例，但是像北京市今年这样有组织、成规模地选聘毕业生去农村，应该
称得上是一项新的创举。
毋庸讳言，随着“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确实出现
了困难的局面，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项举措一推出，也立即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且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是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
况考虑，从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出路来看，此举都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对中国的
基本国情应该都不会陌生，13亿人口中生活在农村的占大多数，但是总体上农村的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发展的滞后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是农村地
区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就在于农村。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强调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
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
济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农村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正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投身到这一空前的伟大工程中。
大学教育目前在我国已经初步普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而城
市的容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与其千方百计寻找大城市已近饱和的就业机会，不妨把眼
光投向广阔的农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乡村政权执政能力的提高
，都迫切需要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不能仅仅将大学毕业生走向农村看作是解决就业问题
的一条出路，而应该看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根本措施
。毛泽东曾经把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看作是青年运动的
方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今天的社会环境虽然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是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基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正如当年没有广大农民
的参与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今天如果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繁荣富裕，中
国的现代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
生活方式，应该是摆在中国当代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面前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当然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还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京郊和长三角、珠三
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总体环境可能会比较有利于大
学生发挥作用。但是要号召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特别是到中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
去，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鼓励措施，特别是要为他们创造能够切实发挥聪明才智的
环境，否则将很难吸引更多的大学生献身新农村建设。此外，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自
身还有许多不足，他们一般还不太熟悉农村的现状，更缺乏对乡村社会世态人情的深入
了解，也不具备实际的管理经验，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会受到某种排
斥，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虽然以前有个别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走上了领导岗
位，但不宜将其视为普遍现象。随着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更需要脚踏实地，切实为
基层农民服务，提高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大学生也不一定都要去当“村官”，农村教
师、医生、乡镇企业技术人员、基础设施建设者管理者等职业领域，都可以有大学生广
泛的用武之地。
北京大学的这一批大学生即将走向基层，走向农村，但是新农村建设需要有大批的各类
专门人才，即使是北京市今年总共2000人的数量也毕竟有限，而且还仅限于京郊农村。
但是他们的行动可能会代表着一种方向，将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走向基层。当
然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工作也不能只凭号召和热情，还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
鼓励政策，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予必要的保障，尽可能解除其后顾之忧。如果每
年都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不再把就业目标局限于大城市，甚至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而是更愿意将他们的青春和智慧献给基层农村，那么无疑将会促进农村社会整
体落后状况的改善，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6月15日第一版，《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第八版）
“炒作”北大之我见
今年暑期以来，有关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频频见诸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影响到北大的声
誉和形象，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学校方面的高度重视。客观地讲，有些对北大的
指责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有些则是误解或夸大，也有些确是校内个别单位或个人有做得
不妥当的地方。但是确实都对北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媒体的“炒作”，首先不妨看到北大毕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正因为有影响
，所以才会成为某些媒体刻意炒作的敏感之地。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一所不知名的大
学身上，恐怕就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正如笔者这样的普通人走在大街上，肯定不会有
人多看一眼，但如果换成是姚明、刘翔，则恐怕交通都要为之堵塞。所以有些媒体热衷
于“炒作”北大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眼球。北大毕
竟太有名了，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且这类“炒作”今后可能还会不断发
生，我们对此大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
其次，也可以将某些媒体对北大的“炒作”放到整个中国教育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不
能不承认，尽管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教育的整体
现状仍难言乐观。上学难、学费高的问题普遍存在，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困难，在
教育这样一个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的领域人们的不满反而更多；虽然国家逐渐增加了对
教育的投入，但某些学校热衷于讲排场、比奢华，学校内部行政机构庞大，运行成本很
高，教育经费并没有完全用于教育事业本身；更有一些教师弄虚作假，占用大量的科研
经费，用于个人或小团体谋利；还有不少学校竭力迎合官员、富商的需要，虽然也有为
学校争取教育资源和经费的目的，但具体做法上往往被看作是嫌贫爱富，很容易引起广
大群众的愤慨。
今年夏天出现的关于西瓜注射红药水的谣言流传甚广，这一事件也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关
于“炒作”的问题。西瓜注射红药水经过试验实际上根本不可行，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
多人都轻易相信了这一谣言，于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瓜大量卖不出去，仅海南瓜
农为此就损失了三千万元。这个谣言虽然十分荒谬，但如果没有此前那么多的注水猪、
注水牛，假种子、假化肥，乃至于各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
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这一谣言。正是此前大量存在的此类不法行为，才为谣言的广泛传
播提供了基础。
回过头来再看媒体对北大的负面“炒作”，如果没有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引起人
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严重问题，人们也不会轻信那些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对北大的指责、
误解。某种程度上北大是在代中国教育受过，因为北大被视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甚至
可以说是观察整个中国教育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人们也很容易把那些在教育界存在的
一些问题联想到北大身上，自然地相信北大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就以北大要建高尔夫球
场的误解为例，正是由于众多高校普遍对官员富商趋之若鹜，一般人就容易相信为满足
他们的需要北大可能真的要建高尔夫球场，而不去仔细考虑这类项目在北大校园根本不
具备可行性。教育界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人民群众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情绪正是媒体“
炒作”北大负面新闻的舆论基础。
媒体对北大的继续“炒作”肯定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笔者以为最重要的
一点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变负面新闻的“炒作”为正面成绩的宣传。中国教育
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北大毕竟是被国人寄予厚
望的最高学府，关于北大的一些负面新闻之所以被“炒作”起来，恐怕也是人们不愿意
看到在其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同样也会在北大发生，对北大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我
们即使不能做到“兼济天下”，至少也应该“独善其身”。应该承认，一些在教育界存
在的问题在北大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北大毕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而不受任何影
响，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少做那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多一些奉献，多一些创新，
多一些为人民群众利益呐喊的声音；少一些索取，少一些追名逐利，少一些对既得利益
阶层的追捧。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像王选、孟二冬一样的优秀教师涌现出来，培养出更多
愿意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优秀人才，奉献出更多可以促进社会进步、
提高人民生活的优秀成果。如此，我们对媒体的“炒作”就不仅不会反感而且会十分欢
迎，因为他们要“炒作”的都是北大的成绩、北大的贡献，北大将以自己的优异表现赢
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尊重。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11月7日第三版）
从艾冬梅遭遇看运动员培养方式转变
4月初，原火车头体协女子长跑运动员艾冬梅因与其教练王德显的官司未了，加之身体
伤病、生活无着，不得不摆地摊谋生，甚至要出卖奖牌换钱的新闻引起了很大反响。从
艾冬梅的遭遇，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前不久靠给人搓澡以维持生计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
邹春兰，甚至几年前不幸去世的亚运会男子举重冠军才力。这些曾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但在退役后却生活艰难的运动员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下，
艾冬梅的生活状况近日已出现很大转机，继收到南京某公司10万元创业费后，又以10万
元的合同成为徐州某卫生品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其丈夫和孩子也得到相应的安排。
虽然艾冬梅的生活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她的遭遇并不只是个别现象，其身后还存
在着一个不小的群体，并非所有退役运动员都能像邹春兰、艾冬梅那样幸运地受到关注
。从艾冬梅等人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方式的反思。
同样是从事竞技体育，与艾冬梅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姚明、刘翔等明星运动员的如
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抛开运动项目的热门程度、个人的天赋差别等因素之外，恐怕
在运动员培养方式上的不同理念也是重要的因素。
虽然姚明、刘翔的个人天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其成长轨迹得益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
教育，具备了比较全面的能力。姚明不仅在球场上叱咤风云，在球场下常常也是引经据
典、妙语连珠；刘翔的运动成绩举世瞩目，而他面对公众和媒体大方、阳光的形象，更
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姚明、刘翔更因为热心公益事业而愈发受到国人的尊敬和喜爱。
此外如笔者非常欣赏的女子游泳运动员罗雪娟，虽然她因身体原因遗憾地过早退役了，
但她在比赛时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在面对媒体时的大胆和直率，都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体现出了极佳的心理素质和个人素养，相信她今后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做出突出成
绩。
在去年北京大学著名体育教授林启武先生百岁生日之际，林先生早年说过的，要让每一
个有文化修养的人都有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体育工作者（包括运动员）都有较高的文
化修养的言论仍被人反复提及，认为是林老对体育运动宗旨的精辟概括。毛泽东更是早
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
是也……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以此要求来看待姚明、刘翔等一批优秀运动员，不难发现他们除了突出的运动成绩之外
，在个人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等方面也成为人们效仿的偶像。与其他群体相比，
他们似乎更能体现出当代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其影响力早已大大超出体育运动领域。最
近“台球神童”丁俊晖参加一些重要比赛成绩不理想，甚至出现厌倦情绪。有评论者就
指出，丁俊晖应该把注意力适当地放到台球之外，应该多读一些书，并指出刘翔也曾出
现过类似情况，但刘翔训练、比赛之余以名人传记、各类名著代替了电脑游戏，文化修
养和心理素质由此得到很大改善，突破了限制其进一步提高的“瓶颈”阶段。
由此反观艾冬梅等人退役后的遭遇，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没有
根据全面发展的需要进行综合培养，其文化素质方面的缺陷是无须讳言的。在训练中也
过于强调“出成绩”的一面，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采取科学、合理、人性化、可持
续发展的培养方式。即使出了一些成绩，在过于严厉的管理方式面前，也很难持续下去
。并非笔者有先见之明，早在1993年“马家军”正是大红大紫之际，笔者从大量报道中
就隐隐感觉到其训练和管理方式有过于严酷的一面，不想第二年就发生了“马家军兵变
”，一支曾经天下无敌的队伍顷刻瓦解。中国男女足球队近年来都遭受过一些惨重的失
利，究其原因，除了技术上、能力上的差距之外，恐怕运动员文化素质方面的不足，集
训、比赛期间各种非人性化的，过于死板、僵化的管理方式也难辞其咎。
艾冬梅的遭遇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退役运动员的广泛关注，他们毕竟为中国竞技体育取
得的辉煌成绩做出过贡献。除了不断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生活保障体系之外，恐怕更需要
对一些传统的训练和管理方式进行反思。运动员必须的文化知识学习，必要的技能培训
，退役后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乃至身体的健康，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受到忽视。2008
年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不仅是体育主管部门，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国人都会对金
牌数、奖牌数充满期待。但在盼望中国选手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更应该期待他们在赛场
内外都能够充分展现大国运动员全面的风采，获得竞技比赛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如此
，中国的竞技体育方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走向光明的未来。
（《文汇报》2007年5月11日第五版）
大学要创建一流但更要引领潮流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大学，主要是一些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名牌大学，纷纷提
出了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其中的一些顶尖大学更是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有的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随着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些大学也获得了多
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对一批重点大学给与大力支持，各
校的财力大为增强，规模大为扩充，建筑、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大幅度改善。
但是与大学经费增加、规模扩大、条件改善不太成比例的，则是中国大学的声誉近年来
出现了不小幅度的下降，大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常会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不
时更有一些大学被各种“负面新闻”所困扰，而且往往是一些名牌大学。尽管此类新闻
与事实时有出入，但公众看到的多是相关大学的否认或辩解，少见自身的反省或引以为
戒的谦虚，大学的公信力不断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一些顶尖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发展目标似乎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单以学术标准来衡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也未见
明显缩小。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是中国教育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各界人士也不断呼吁增加教育投入
。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如果要求增加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社会舆
论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而面对一些已经得到重点扶持的大学希望国家继续增加投入的诉
求，社会公众却并不完全认可。尽管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样严重不足，即使是得到重点扶
持、以创建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其办学经费较之于追赶的目标仍非常有限，这一点
也是相关大学特别强调的。至于学术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公众对此比较宽容和理
解，也并未要求中国的大学马上就达到世界一流的办学水平。人们对大学的不满，恐怕
更主要地体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增强，商业化色彩加深，大学追求真理、追
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减弱，大学的精神面貌、大学的社会责任感难以令人满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
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一些强势的集团利用其
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往往受到这些
强势集团的损害，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学是专家学者等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
，知识分子除了其专业研究之外，重要的责任就在于要关怀民生，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
义。然而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就一般公众的感觉而言，似乎不少专家学者利用专业
知识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声音多了一些；而为普通民众呐喊呼吁的声音少了一些，且不能
成为大学中的主流意识。大学似乎也在更多地谋求自身利益，面对社会上一些消极负面
的问题，往往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而是随波逐流，出现了比较明
显的功利化倾向。
中国的高校在提到世界一流大学时往往言必称哈佛，以哈佛为大学的最高境界。然而哈
佛大学去年新上任的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
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明确指出是大
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遗憾的是我们却听不到以哈佛为追赶目标的中国大
学校长们提出过类似言论，如果有，也只能是在过去。蔡元培校长更早在近一个世纪前
就提出过：“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也。”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有
了极大的扩展，但谈起理想中的大学，则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1920至1930年代的清华
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似乎更符合社会公众对大学的要求；而以蔡元培、梅
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教育家们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大学校长的形
象。
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引领社会进步潮流方面曾经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五四时期的北
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基地，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早有定论，这一点甚至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
难以企及的；在抗日战争极其严酷的环境下，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
，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精华力量，而且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撰《西南联
大纪念碑碑文》中所指出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喏喏，作一士之谔谔。”如
果以科研、教学等纯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当年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一些
著名大学，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也许比现在的大学更小。
客观地讲，即使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大学，其学术水平要想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一流大学
恐怕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要做到追求真理而不是谋取功利，引领社会的进步潮流而
不是为社会的逆流浊流所淹没，更多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建言献策而不是竭力追捧
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是中国的大学及其专家学者们能够做到的，也是社会公众十分期
待的。作为大学的主管部门和大学的管理阶层，是否可以在大学的管理中少一些行政化
色彩，多一些宽松和宽容，大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仅通过一些专业化的硬性指标就
可以体现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梦想，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
要的。但是如果大学不是在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顺内外部的管理机制，仅
仅想依靠资金的投入，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添置，论文数的增加，就可以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恐怕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反之如果大学真正能够做到追求真理和正义，引领
社会的进步潮流，维护学术的自由，则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就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北京大学校报》2008年11月25日第四版，获北京市新闻学会和北京高校校报研究会
2008年度北京高校好新闻一等奖）
燕南园的二月兰
燕南园是北大校园中的园中之园，一堵石砌的小围墙环抱着十几幢绿树成荫的幽静住宅
。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燕南园不只是一片普通的住宅，因为一批中国现当代最顶尖的
学术大师曾长期居住在这里，使其影响力超越了时空，成为许多学人的崇敬向往之地。
如今随着大师们的逐渐离去，其中的一些房子才开始被学校改作他用，就在我有幸随所
在部门搬入燕南园的这几年里，还时常会遇到前来寻访大师足迹的校内外学子们。
也许是住过许多大师的缘故吧，燕南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凡
的气度，就是园子里那些看似并不起眼的二月兰，也要比校园里其他地方长的更多、更
茂盛。今年入春以来雨水偏少，我原以为二月兰会长得不太茂盛，但从我办公室的窗子
望出去，满眼仍然是盛开的二月兰，虽然不及雨水丰沛的去年春天那么多，但这种蓝紫
色的小花还是在燕南园里成片成簇地开放。尽管园子里的其他花朵也纷纷争奇斗妍，但
似乎都不及二月兰那种满园盛开的气势。
在北大校园里经常会看到园林工人栽花种草、修剪树木，但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栽培、
养护二月兰。然而二月兰却绝不会因为没有人过问就自卑自弃，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她
总是能以最绚烂的色彩呈现在人们面前。我所在的53号小楼是几年前落地翻建的，小楼
南面数十米外是55号李政道先生的国内寓所。翻建小楼的时候，施工单位在53号与55号
之间的空地上搭建了几间工棚，拆除后的地面上自然是寸草不生。我没有注意过了多久
，也许就在来年春天，最多又过了一年，原先被占用过的地方又长满了二月兰；53号小
楼改为办公用房后，园林部门按统一规划在周围种上了人工草坪，经常有人来浇水、养
护，入夏之后草皮疯长，还要用噪音极大的除草机来剪草。不知浇了多少水，忍受了多
少噪音，但那些人工草坪却总也长不好，东一块西一块的。而从没有人关照过的二月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在草坪上冒出来，虽然没有在无人管理的空地上长得那么茂盛，但
也一簇簇的颇为赏心悦目。
我是不大懂生态问题的，但也知道北京的水资源非常短缺。现在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其他
地方，到处都喜欢搞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这些草坪不仅要经常浇水，还特别地娇气，
动不动就发黄枯死，不得不另外补种。还要喷杀虫剂，用除草机，无一不对生态产生负
面影响。但是燕南园里的二月兰，既不需要栽种，又不需要浇灌，更不需要养护，即使
雨水稀少，也照样能成片地开花，逢上雨水充沛的年头，简直就无处不在，夺去燕南园
中的大半春光。
我的眼前既有盛开的二月兰，也有人工培植但长得稀稀拉拉的草坪，似乎无意间在向我
们揭示着某种道理。过去人们在“三北”地区想“人定胜天”，大量开垦、放牧，结果
是“沙进人退”，大面积的国土荒漠化。后来虽然也想搞一些人工植被来改善环境，但
却是事倍功半。有些地方就不得不把人撤出来，据说这些地方只要人类不再涉足，让大
自然休养生息，其生态环境往往能较快得以恢复。
自然界的道理如此，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开放搞活，不就是为了
把管的过多过死的经济从人为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其自身的活力吗？当年赵丹先生的
一句临终遗言“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实在是道出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教育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的大学公认的办的最好的时期恰恰是管的最少、自主权最多的
时期。但现在的教育管理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道理，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五日一检查
，十日一评比，半月一考核，过些日子又来一次评估。其结果恐怕就如同我窗外的那些
人工草坪一样，虽然不断有人养护，却总也长不好；即使别处有长得好的，也只是看上
去很美，早已失去涵养水源、维护生态的功能。反倒不如没有人过问的二月兰，只要有
适当的土地，适当的阳光、雨水，就能够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给人们带来一个明媚的
春天。
（《北京大学校报》2009年4月15日四版）
体制不变，大学校长又何必换岗？
近一段时间，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大学的
校长或离任、或换岗。大学校长更替本来是平常的事情，只是一下子牵涉到这么多的重
量级大学，想不惹人关注都不可能。任命一下，多位副部级的大学校长纷纷收拾行囊启
程，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之重、权力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我对这些大学校长的情况都没有多少了解，更无法评价他们任内的功过。但如果不是针
对某个具体的大学或校长，而是就大学或大学校长们整体而言，似乎无法得出大学是社
会的中流砥柱，大学校长是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的结论。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大学里就
会有相应的表现，社会上有什么弊端大学里就会有相应的问题；大学校长们也都有官场
上相应的级别，职务由上级任命，身份更符合政府官员的特点。如果哪位大学校长有不
合体制的特立独行的言行，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得不到主管部门和同僚的认可。
我相信离任的大学校长中有的任期内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其中可能也有师生们很不
满意，希望他早点走的。在很多部门或单位常常有这种情况：大家对某位主要领导不满
意，以为来一位新领导就会好起来，但时间稍久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实质变化，甚至还
不如过去，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足协近几位掌门人的表现了。如果校长们对上不对下负
责的体制不变，校内管理机制和利益格局不变，民主意识淡薄，又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
，则换不换校长其实并无多大影响。
既然体制一时难以改变，又缺少变革的理念和决心，其实有些大学校长的日子是可以过
得很潇洒的。他们一年中可以有半年时间飞往世界各国或国内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会
议和考察、访问，至于是否都有必要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即使留在校内，也常常
是赶场式地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没弄明白这一场的情况又匆匆赶往下一场了，要做的
“指示”自然会有人事先准备好，用不着事事都搞明白。过去在校内经常能看到骑着自
行车的校领导，甚至还会看到校长弯下身子给自行车打气，现在校领导们一般都是坐小
车的，时常还可以看到秘书们专门从办公室出来迎送，并为领导们打开车门。有的校领
导是非常在意他们的官员身份的，荣耀感极强。借用鲁迅讽刺北洋军阀时期教育当局重
在“当局”而不在“教育”的话，恐怕现在有些大学校长是重在“长校”而不在“大学
”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长期在权力环境下熏陶出来的结果吧，许多老师和学生
对校长们往往是心悦诚服，倍加尊敬的。老师们平常是难得见到校长的，更不要说想反
映问题了，校长偶尔和自己说了几句话，就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如果再对学生表现一下
亲民的举动，表示一点关心，再会唱几首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尽管唱得很走调。学生们
也都幸福的不得了，又是要“感谢关爱”，又是要“感恩”，又是“慈父”的，歌功颂
德之声不绝于耳，上上下下其乐融融。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校长们能够这样潇洒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如果他们都要“新
官上任三把火”，要不断推出各项举措，要“促进改革”、“加快发展”。根据以往的
经验来看，无非就是要“加大考核力度”，要搞“末位淘汰”、“减员增效”、“定岗
定编”这类名堂，教师们的日子恐怕就更不好过了，校园里也就更不得清静了。
（写于2008年11月20日）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
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颁布，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士配备的政策。各级人大、政协配备党
外干部和代表人士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有大批优秀的党外干部进入各级政府
部门。国家科技部长、卫生部长更是直接由党外人士出任，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职务
，是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中央在选拔任用党外干部方面的决心和魄力。
党外人士群体中存在着大批层次高、素质好，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人才，其中也
不乏许多具有政治才能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应该让更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
和各级政府部门，加大选拔使用的力度，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对于党外
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而是应该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首先，对于那些专业上非常突出，且正处于创造力高峰的党外人士，一般不宜急于进行
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特别是不宜急于进行实职安排，让其从事实际的管理工作。众所
周知，尽管现在中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各类专家、学者的数量空前，但真正能够在思
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拔尖人才极为匮乏。
其中一项显著的表现就是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却没有多少自己的核
心技术和专利，多数行业处于世界产业链末端，在获取有限加工费的同时，伴随着资源
、环境方面的重大代价，以及劳动者极低的收入保障；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
对世界上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迄今没有产生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去其他因素之
外，各类优秀的创造型人才的缺乏应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我
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庞大、臃肿，各类官员的数量之多、耗费之巨，也是人所共知的，早
已达到国力不堪重负的地步。以极为有限、极为珍贵的专业人才，又处在创造力旺盛的
时期，不去专心从事创造发明，反而急于从政，去补充数量极为庞大的官员群体，应付
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实在是用非所长，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不划算的。
已故的党外代表人士王选先生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王选在创造力正处于高
峰的时期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而是一心一意从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发，开辟
了汉字排版印刷的新时代，以技术上的优势战胜了这一领域的国外厂商，占领了国内外
汉字排版印刷的市场。而在他已过了创造力高峰之后，才开始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及全
国政协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以其杰出的贡献、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民主党派的旗帜性人
物。如果在王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就急于让他担任行政职务，就很
难想象会对他技术上的突破产生什么影响。此类情况并不少见，有的党外人士在专业领
域蒸蒸日上之际，就进行了实职安排，结果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本来很有成绩和希望
的专业领域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很快沦为平庸。不仅对党外人士如此，对其他杰出的
专家、学者，技术人才，都不宜非要安排行政职务，以免影响他们业务上的进展和创造
力的发挥。
其次，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不要过多地考虑年龄、行政级别方面
的限制。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越来越
多的党外人士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但是目前在许多地方或部门，对于党外人士的选拔使
用还存在不少限制。例如要选拔党外人士担任实职干部，如果是一个副局级岗位，往往
要求其担任过正处级职务，同时还有相应的年龄限制。党外代表人士往往多年从事专业
工作，到取得一定成就和学术声望时一般也不会太年轻了，又不宜让他们在业务发展的
高峰期从事管理工作。到适合进行安排时，他们在参政议政或行政管理方面可能还没有
任何经历，年龄也可能偏大一些，因此不能按一般党政干部的选拔原则要求党外人士。
党外代表人士多数是大学的教授或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教授是没有行政级别的，
即使担任了学院院长、系主任，按行政级别只是处级干部，学院下面二级系的系主任，
或者系下面的教研室主任，如果硬要套行政级别就只能按科级干部对待。至于在大学里
十分重要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机构，更是没有什么行政级别，而这些职务常常
都是由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很高的教授担任。实际上许多著名学者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
务可能就是教研室主任了，更有不少著名学者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
近年来在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上出现了越来越强调行政级别的倾向：许
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因为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或行政级别不够就不在选拔之列；有的党
外人士准备安排在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中任职，也往往要求所在单位为其安排一定的
行政职务，搭好所谓的“台阶”。虽然按台阶晋升职务的规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不
宜将其绝对化，将任职经历看得过于重要，将领导职务的门槛看的过于特殊。我们知道
人们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有的来源于直接经验，有的则来源于间接经验，担任领导职务确
实需要一定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更多应该体现在分析和判断问题能力的高下，为人处
事的分寸，是否公平正直等方面，并不一定都要在担任领导工作后才会具备。有的人从
来没有当过干部，但一上任就很有章法；也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干部，甚至是很高级的干
部，但仍然昏庸无能。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许多党外人士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取得专业上的成就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如果适
合进行实职安排，就不能要求他们在行政职务上都要走过所有的台阶，不能按照党内干
部的培养选拔规律要求党外干部。对于那些学有所长，综合素质很高，并确实适合担任
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只要注意加强培训和岗位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
就会很快得到提高。
第三，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要考虑到他们实际的参政议政能力和
管理工作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党外人士都适宜于参政议政或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党
外代表人士专业能力很强，但却不懂政治，更不懂管理，学术上很有建树，但对政治问
题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对管理工作相当外行。如果让他们参政议政，很可能谈不出什么
有价值的见解，如果担任行政领导，更可能会不知所措。对于那些不适合参政议政，不
懂管理工作的党外人士来说，最好还是让他们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不要勉强进行政治安
排和实职安排，否则既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影响了业务上的发展。长期以来在选拔
培养领导干部问题上强调要“知识化、专业化”，一般可能理解为担任领导工作要有比
较高的学历，有自己的专业，最好是专家出身。所以各级官员中学历高的、有专家身份
的越来越多，有的本来学历不高，也要利用职权搞一顶博士帽戴戴，弄一个教授当当，
但实际工作能力未见任何提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批评说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
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应该看到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专
业”，并不是学问做得好、学术地位高就一定会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不仅部分党外
专家学者中存在“专业内行、管理外行”的情况，即使现在大量专家学者出身的领导干
部中，许多人的实际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在于只看重了他们
的高学历和专家身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同志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是否是管理
工作的“专家”。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时，应该特别注意把那些具有优良的专业素质
，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仗义执言，特别是能够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
注社会民生问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党外代表人士选拔推荐到各级人大、政协及相关
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对于进行实职安排的党外人士，则更要考虑他们是
否有这方面的兴趣，是否具备管理方面的专长，以便于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让他们
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使用要切实改变“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有些党外人士正
处于业务发展高峰，或并不一定适合参政议政和从事管理工作，但仍然进行了政治安排
和实职安排，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显示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虽然“官本位
”制在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和影响，但历史上还是有许多不愿为官的名士，即使在并不遥
远的过去，大学教授、尤其是有名望的教授还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现在就是在以学术
为本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行政化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官本位”的评价体系无所不在
。学术上非常出色的教授，如果不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对学校乃至院
系的事务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提拔”
，甚至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名处长的事情。一方面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
安排似乎是一种“重视”、“关怀”，不顾其是否适合这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又在对党
外人士安排时设定出种种条条框框，必须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够什么级别等等。其根
本原因都是受“官本位”评价体系的支配，一个人真正的贡献和成就，真正的能力和威
望，在官员等级面前都是次要的。这样的评价体系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追求真理、
追求创新的动力，当所有的专业人士都要以官员的要求、好恶为准绳，以官员的身份为
荣耀，那么一个和谐的、创新型的社会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必须让所有的人才，特别
是各种专业人才，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需要任何政治身份、官员身份，就能
够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对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工作，应该拿出更大的
魄力，迈出更大的步子。但同时更要注意破除各种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使党外人士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尽所能、各用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此文获北京市委统战部颁发的2010年度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优秀成果
二等奖）
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蔡元培校长执掌北京大学，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
义”的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聘请了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来校任教
，裁撤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同时对北大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设立评
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
机关。原本封建官僚色彩浓厚的旧北大很快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中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前进方向，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一
举奠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陈平原教授对此曾有过准确评述：“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
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
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五四时期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一页。时间已经流逝了将近100年，时局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北大是否还有机会重新复制五四时期的辉煌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
全存在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然而那个时期所批判过的许多旧的
思想、观念、传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思想启蒙的任务仍然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十分严重
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即使是北大也深深地陷入其中而难以自
拔。
同历史上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乃至同世界上任何优秀的大学相比，目前中国的大
学包括北大在内，其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和体制的联系过于密
切，行政干预的力量过于强大。北大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一向被国人寄予很
高的期望，被视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目前
的北大是无法承担这些使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北大并未能真正继承蔡元培校长
的办学思想，并未担负起应该坚持承载的历史责任，而是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顺从
并迎合了世俗的观念、体制的需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些群体、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的，要能够为全社
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也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来看，北大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北大也完
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
首先，北大应该拥有一支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
向上比，目前北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培养各类人才的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空
前的，但社会影响力却远不及五四时期的一小批先进知识分子，学术水平上也不及老一
代大师。北大固然需要有一大批专业素养很高，甚至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但
是北大的学者中，不要求全部，至少有一批，甚至是占主流的一批学者不仅应该在专业
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应该敢于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他们的研究领域可以是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但他们同样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关怀人民大众，为社会的
公平正义，为民智的开发，为民生的改善，为民权的保障而呐喊、而奋斗。这也正是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者们所走过的，为北大带来巨大声
誉的道路。尽管现在北大不乏这样的学者，但总体上还形不成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和时
代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甚至有的学者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不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而是站在权贵阶层的立场上，维护其既得利益，遭到人
民大众的反感。
鲁迅1925年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
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句话早已被我们耳熟能详，尽管后来的北大、现在的
北大都恐怕受之有愧，这还只是鲁迅观北大的第一点；鲁迅观北大的第二点：“北大是
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不提。其实不必
讳言今天的社会还存在许多黑暗面、阴暗面，仍然需要北大站出来与之抗战、斗争，鲁
迅的北大观至今并没有过时。一支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敢于仗义直言，能够为国
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奉献全部热情、才智、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重铸北大辉
煌所必需的。五四时期《新青年》办得再好，发行量最多不过几万份，只能在当时占人
口比例极小的一部分知识群体中造成影响。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电
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应用，客观上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和行动舞台，就
看新一代的北大学者能否传承那些前辈的思想和精神了。
其次，北大应以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已经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今中国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民主化应该怎么实现？都还没有现成的路径。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三中全
会及以后中央的历次决策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十几户农民
冒着风险搞起来的，后来才得到肯定和推广；深圳等特区是在一片非议声中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对特区的建设也没有给出很具体的指示，而是要求“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那么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探索和
尝试。北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理应在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民主化管理方面走
在全国的前列，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也就必然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北大如果不率
先致力于管理体制深层弊端的改革，自然会有其他地方进行尝试。从笔者了解到的有限
信息中得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期出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有志于
建设一所全新管理体制的大学，据说深圳市还要出台地方法规，以保证南方科大的办学
自主权。尽管我们还无法预期这所大学的未来走向，但其着力于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
，触动大学深层弊端的尝试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深圳大学几年前就成立了由不担任
行政职务的教师组成的人事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学校所有进人指标和财务预算都要分
别由这两个委员会通过后方可施行。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大学体制的改
革方面是否也要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北大的地位和声望固然是深圳这两所大学无法企及
的，但是不要忘了，当年的蔡元培校长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北大声誉鹊起、独领风
骚；建校时间晚于北大的清华、燕京也是在不长时间内就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
近期的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十年就成为了亚洲一流大学，国际上排名已在北大、清华之前
。北大如果不打算在深层体制的改革上有所作为，将来落在其他大学后面并非没有可能。
大学内部常常将体制上的弊端归咎于各级行政部门的干扰，抱怨没有多少办学自主权，
却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实际上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众多高校，官僚化习气之浓厚，行政
部门之庞杂，权力运作之不公开、透明，乃至于以官场规则主导学术规则，早已成为社
会舆论的众矢之的。虽然有行政部门的多方干预，但是同历史上的大学相比，现在的大
学对行政权力的渗透不是自觉地防范、抵制，而是积极靠拢、主动迎合，甚至为了满足
自身的权力愿望，在可以掌控的领域内全面贯彻。当年的蔡元培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拥
有多少办学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曾发表过不愿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抱怨了他任校长
期间经常受到的官僚们的训令、干涉，受到各种强权的压力，实际上很不自由。但他仍
然能顶住各种压力和干扰，大胆改革，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篇章。如果大学不能认识到
自身的问题，从改革内部的弊端做起，则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北大近些年来也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从前些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事聘任制
度改革，到最近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一不引起校内外激烈的争论和质疑。这
些改革举措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都没有从深层次的问题上入手，没有着力于解决大学
行政化、官僚化泛滥的问题。改革如果不是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而是试图从一些
次要方面打开局面，并且这些改革本身还是由公众最质疑的行政力量所主导，其目的和
效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出现怀疑和批评就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相
当程度的开放，对于北大的批评和质疑更不会受到什么约束，不仅是网络媒体，甚至传
统媒体都可能会对北大进行激烈批评，北大必须要学会适应这种局面。从另一方面讲，
北大之所以受到这样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也说明社会公众对北大还抱有一定期望，希望
北大能够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在思想的引导和体制的创新方面为今天的社会做
出表率。
现在的北大确实可能比蔡元培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干扰，但是这些力量也许并不如
想象的那样强大和不可抗拒。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攻坚阶段的艰难时期，
北大完全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自己的行动，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无
畏的勇气，进行全面、深入、整体的改革。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要求使北大完全有可能
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重要的推动作
用，不仅可能涌现出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思想界领袖，也可能涌现出蔡元培这样杰出的
教育家，就看今天的北大还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胆识、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了。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月8日第四版）
看餐饮中心文艺汇演有感
1月18日晚，我去大讲堂参加餐饮中心的活动。本来以为只是看电影，不想进去之后才
知道当天晚上首先进行的是餐饮中心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并且为每位来宾都发了节目单
。我当时还有几分抱怨，早知如此还不如等电影开始后再来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就
坐下来看看演出吧。
我对这场演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北大呆了这么多年了，高水平的专业文艺演出都看
过不少，一台餐饮中心的业余汇演能有什么名堂。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节目不
好看，就随时准备走人。不想一开场的健美操表演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到那些平时在餐
厅里为我们打饭、服务的姑娘们换上漂亮的服装，展现了她们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
一面，不觉使人眼前一亮。当晚的演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还表演了独唱、合唱、
舞蹈、诗朗诵、相声、京剧、情景剧、乐器演奏等节目，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内容生
动、贴近生活。大部分是由各个食堂、餐厅的外来务工人员表演的，也有一部分餐饮中
心的正式职工参加演出。坦率地讲，节目的总体水平毕竟是业余的，但看的出来他们进
行了精心的排练。尤其是那些在北大打工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虽然他们的表演不乏稚
嫩之处，他们的歌声、舞姿、舞台形象、节目内容不算完美，但都是非常真实、生动、
有活力的。观众多半是他们的同伴，台上台下不时互动，气氛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
我在北大看过多次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也参加过不少学生、教职工的文艺晚会，但印
象中还没有看到过北大打工群体的文艺表演。目前在北大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打工者，
其总数绝非一个小数目，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并不完
全被我们了解。从这场演出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在北大的舞
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从那些精心准备的节目形式，自编自演的节目内容，到漂亮的服
装、道具，人数众多的演出阵容，都可见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付出了很多心
血和汗水。后来我听餐饮中心崔芳菊主任介绍：他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极大辛苦，在两
个月的排练时间里有许多事情都让她非常感动，他们在舞台上卖力的表现，比得到奖金
更感到荣耀，真是非常可爱。
北大应该是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的，校园里不仅有风度翩翩的学者，有风华正茂的学
子，也有许多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虽然不是校园生活中的主角，也许只是一
些匆匆过客，但他们同样也在北大生活，也在为北大做出奉献。还是崔主任的语言更准
确，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朴实的感情在丰富着北大的每一天……”。他们不
仅需要关怀，也需要有自己的追求和认可，一台晚会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这些
打工的男女青年在辛勤的工作之余，进行这样一场演出，不仅自身的才能得到了展示，
而且在共同的排练中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
了丰富。也许在他们离开北大很久之后，都会感谢北大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为自
己的人生留下值得回味的一页。
我们应该感谢餐饮中心组织了这场演出，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是物质上的支
持和保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北大的精神和气度。前不久香港大学为一位长期在学校里
做饭、扫地的老妇人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她以自己平凡的劳
动影响了大学，成为“香港大学之宝”，此举得到了内地媒体的一致好评。不管是对自
己的老师和学生，还是那些在大学打工的聘用人员，都绝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利益
关系、雇佣关系。大学不一定要有多少大楼，也可以暂时没有大师，但是一定要有大爱
，要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这样的一台晚会也许不宜一下子赋予太多的含义，但希望这在北大是一次好的开始，是
一种值得效仿的行为。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3月15日第四版）
要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氛围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校参加工作的，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印象中不管是教师
还是干部都可能会对学校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例如学校的党代
会、教代会上，更可能会集中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
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乃至于在近些年来几乎销声匿迹。不仅是学校的干部
，甚至教师也不提意见了；不仅领导层听不到不同声音，在院、系及各个职能部门内部
，也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不仅下级对上级不提意见，同级之间、上级对下级之间也很少
提出批评意见。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和领导体制有关。由于现行体制下各级领
导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资源，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干部、教师的晋升、提职，自然很多人
就会担心影响自己的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影响自己资源、利益的获取，从而不敢得罪领
导，不敢提不同意见。但情况又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同志职务、职称已经到了头，甚至
年龄也快过线了，但仍然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还有一些离退休的同志，对现状有
许多不满，也只是私下嘀咕嘀咕，不正面发表意见。有些同志甚至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
，也仍然不敢表达任何不满。
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敢、不便于发表意见的同志不妨多一些理解，毕竟在现有体
制下提意见可能会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对于一些有意见要
讲但又没有什么机会讲的同志也不必强求，他们可能连见到各级领导的机会都没有，更
不用说坐下来提意见了。问题在于那些有条件发表意见而自己又可以不受什么影响的同
志，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是几乎不谈任何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或者只是轻描淡写
地谈一些问题，甘愿做好好先生。
现在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言论越来越自由，各
种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要求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是在各级政府机
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内部，一言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同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少，
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弱，决策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对于这种现象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是
党的领导人一贯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是党章中规
定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或是现实生活中有更多途
径表达的群众意见、群众呼声，都好像在权力面前基本失效，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毫无触
动。
任何领导人，任何决策都可能会有失误或不足之处，意见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充
分发表意见，才能集思广益，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能够从各种意见中总结提炼出值得
采纳、参考、借鉴的内容，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决策，更能体现出领导人的智慧和把握
全局的能力。反之如果领导人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项决定都受到一致拥护、齐声称
赞，自己也可能逐渐丧失正常的判断力，真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英明，实际上对领导者
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有的领导人有点业余爱好，例如写写字、吟吟诗什么的，水
平很有限，本来自我欣赏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周围抬轿子的人多了，必然会一致称好、
哄然叫妙。时间久了，领导们自己也难免糊涂起来，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大诗人、大书法
家了，拿出去广泛示人，不免贻笑大方。如果一些有明显错误和弊端的重大决策也是这
样在一片叫好声中出台的话，那可就贻害不小、后患无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党内能够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往往意味
着形势的好转、历史的转折。遵义会议上，正是毛泽东等同志对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激烈
批评，才挽狂澜于既倒，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与
会的各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所谓“出气”就是对各级领
导提意见、发泄不满。正是在这种能够比较充分表达意见的氛围下，经济困难的形势较
快地得到缓解；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正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直面一系列
历史问题的发言，才开始了纠正长期以来的极左错误，拨乱反正。即使是历史上一些比
较开明的君王，有时候也是能够虚心“纳谏”的，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也是君臣比
较和谐、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管理体制下，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要敢讲话、敢发表批评意见。
但首先应该让那些在其位、谋其政，有机会、有条件讲话、发表意见的同志先讲起话来
，要本着对国家、社会、所在单位负责任的态度，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样
做甚至都不需要多大勇气，更不必“五不怕”，仅仅只是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
但现实中许多同志却是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对于那些不在其位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自
己讲了都没有用，“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话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力
量，可能会对某些不良现象多少产生一些制约作用。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而仍然不敢
讲话的同志，往往越是不敢提意见、越是不敢表达不满，也就越容易被轻视，自身利益
越得不到保障。
我想如果在我们学校能有更多的人开始讲话，对学校和各单位的事务踊跃发表看法和意
见，学校及各单位也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全校的气氛逐步活跃起
来，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良好氛围。也许互相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会更多一些，许多
事情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5月15日第四版）
不妨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招生改革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致信周其凤校长，对本科招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看
法、建议。周校长很快做出回应，亲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征
求意见。此事已引起校内外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或可引起新一轮关于招生改革的热烈
讨论。
这11位教授都是各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都“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
。他们从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各行各业引领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目前“唯高考
分数论”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北大应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
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正如周校长致信中所言，来
信“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
述。”但同时周校长又指出：“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
”周校长的顾虑正体现出招生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来信中
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时又会对任何一项针对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措顾虑重重。
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今社会权力和关系无孔不入，许多
制度都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尽管这项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公
开透明，最为公平公正，最少产生寻租空间，更是最为公众认可的一项制度。套用丘吉
尔先生关于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
它的言论，对于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来信列举了招生中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例如招生工作已演变为一场各高校之间拉高分考
生和抢“状元”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高分待价而沽等等。应该看到这类现象有
“唯高考分数论”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
一种考察方式，高考分数并不能体现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对“状元”和高分考生的过度
追逐恐怕更多是相关大学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动选择的结果。
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严谨的高考制度下，大范围舞弊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为了克服高考招
生单一分数论的弊端，多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
许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说都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漏洞，为各种
权力、关系的寻租增加了机会。出现这些现象更说明对目前的招生制度不能轻易言变，
对任何有关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慎。我愿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会是
非常合理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相关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我们能完全
抵御住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渗透，保证招生改革不受到各种干扰。
按照来信中高考成绩加面试的建议，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也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比如面试成绩将占多少比重？让多少位考生来面试？需要多少名教师、用什么标准进
行面试？对于边远地区、困难家庭考生怎么解决他们的面试成本问题？怎么保证面试成
绩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严密论证。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说是采取
了举国体制，即使只有北大率先实行大规模的面试，所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不是我们
一校之力能够单独承受的，其困难和受干扰程度可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笔者既非专家学者又非实际从事招生工作，况又才疏学浅，但既然周校长亲自致信广泛
征求意见，也就不揣冒昧地谈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以供识者一哂。来信认为高考成绩
达到一定分数段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
而根据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通过对1977年至2008年
我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状元”们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
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好几位“状元”，但从来没有感觉
到他们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谁主动说起过自己是“状元”。由于各地区文
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某省排名在后几十位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可能还会高于另一个省份的
“状元”，“状元”们的平均成绩未必会高于不少其他不是“状元”的高分考生。
如果按照来信中对高考成绩分数段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必介意每年招收“状元”
的人数，甚至退出对“状元”的争夺战。我们可否以校方、新闻发言人、招生办公室等
名义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外宣布：北大欢迎更多的“状元”及高分考生报考，但北大学生
的整体素质不会由于招收“状元”的数量和录取分数线的细微浮动而受到任何影响。如
果今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多了几个，录取分数线高了几分，并不意味着今年北大学生
的层次就提高了；如果明年北大招收的“状元”少了一些，录取分数线低了几分，也绝
不意味着北大学生的素质就下降了。北大不介意招收的“状元”比别的大学少，也不介
意录取分数线比别的大学低一点。对于那些凭借拥有高分考生待价而沽的中学、考生本
人和其家长，我们大可以听任他们另选买家，北大不需要为钱而来的学生，可以把相关
资金用于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如果别的大
学还想继续争，那就让他们争去好了，反正我们不再玩这种低层次的游戏。笔者绝不相
信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态，高分考生就都不报北大了，反而可能会更吸引那些一心追求理
想和学问的考生报考，也不相信其他大学还会好意思继续这种无谓的竞争。
同出台需要进行实际操作、面临重重困难的新的招生举措相比，我们只需要改变一些观
念，宣布某些主张，不必对现有招生制度做任何改变，凭借北大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就足以对全国的教育界和广大考生产生轰动性效应。我们不马上采取实际行动并不是不
赞成改革招生制度，而是要在改革的时机、方案上做出更合理、更稳妥的选择，做到举
重若轻、删繁就简、化难为易、以虚促实。不仅对“状元”问题宣传我们的态度，也可
以对高考的内容、方式以及其他关系到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发表我们
的主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促进国家中长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待时机成熟后再
推出具体可行的招生改革措施，以先虚后实、先易后难，虚实相应、难易结合的步骤和
方式推进招生制度的不断完善。
不知北大的各位同仁、校友以为然否？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5日四版）
从领导签字谈起
我在学校机关做职员已有二十多年，工作中没有任何提的起来的成绩，但似乎也没有出
现过大的失误。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领导部门的工作要求越来越规范化起来，
例如要上报的各种材料都要求单位领导签字并盖章。如果是比较正式的文件、报告，这
样的要求当然非常必要，但往往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内容，例如填报几个数据，核对几个
电话号码，也要求单位领导审核签字。尽管通常也就是走一个形式，但类似的要求一多
，我忽然开始对自己的能力怀疑起来，难道经过我认真核对的几个简单数据，几个电话
号码，都可能是不准确的吗？也许是我多心了，但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却不知不觉地产
生了。同时又难免会想，既然什么事都要由领导最后审核、把关，我也就不用那么认真
了，反正出了问题是由领导负责的。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担任一定职务的干部，谈到有些处
理起来牵涉面稍多一点，稍微敏感一点的事情时，往往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事得由领
导拍板。我不禁有些困惑了，领导们又不是全知全能，就算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但管的
事情也多，对许多具体工作不见得都很清楚，为什么要把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都推给领
导呢？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上上下下的领导们也见过不少，记得北大一位
老同志曾说过：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威信很高，我们以为领导的职务越高，道德品行就越
好，水平就越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人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领导多了，恐怕
更难得出领导职务越高，水平就越高，处事就越公正的结论。
许多本可以由普通干部做的事情得由小领导把关，可以由小领导做的事情又需要大领导
拍板，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往往是小事情拖成大事情，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有些领导
一方面对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不愿意放手，唯恐下属越权；另一方面遇到关系到国计
民生、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却反而没有了担当的勇气和把握的能力。甚至要发表一些
重要的讲话，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讲话稿往往只是由身边的秘书
起草的；要到下面去考察指导，参加各类公务活动，也需要从全局高度发表一些针对性
的意见，但往往也是由下属部门起草好讲话稿，领导们只是照本宣科念一下。
有些官员遇事的出发点不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而只是想方设法让上级领导满意，自
己又不用承担责任，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保
卫战》中的一个片段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朱可夫质问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为
什么在战争爆发之际不采取任何措施，还在一味等待上级命令时。巴甫洛夫的回答是：
我们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这样保险。巴甫洛夫“保险”的结果是他指挥的苏军遭受了
极为惨重的损失，他本人也很快被处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平时不一定会面临这么严
峻的环境，所负的责任也有大有小，不见得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如果都从个人的“
保险”出发，没有一点承担责任的勇气，问题就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严重，直到出现
难以收拾的局面。
对于一位真正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干部来说，即使是在当前的领导体制下还是可以大有
作为的，也未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多少不利影响。县委书记在中国算不上多大的
领导，但最近几年却有两位县委书记的作为令人耳目一新：一位是陕西神木县的县委书
记郭宝成，由他主导的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改革造成了重大影响，此项改
革据说由于担心上级领导不批准，未经请示就开展起来了。郭宝成后来尽管被免去了县
委书记职务，但仍然平级调动到其他领导岗位，而此项使神木群众深受其惠的改革已很
难被叫停；另一位是江苏睢宁县的县委书记王天琦，3年前，睢宁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干群关系紧张。王天琦书记和睢宁县委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改之路，他们通过严管干
部，严管民风，使县委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支持民众对政府和权力进行监督。改革使“
睢宁县初显政通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中国青年报》语）。我没有看
到睢宁的政改是得到了哪一级领导支持的报道，但也还没有听到王天琦被免职的消息。
全国有2000多个县，能被人记住名字的县委书记恐怕没有几个，如果不是由于大胆的改
革，神木、睢宁这样不太有名的地方又会有多少人知道。其实现在各级领导人面临的政
治体制改革环境并不比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时更困难，至少当年还动辄面临“姓社姓资
”的严厉拷问，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不仅政治领导人一贯强调
，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有着迫切的愿望，但就是很少看到各级领
导人拿出实际行动来。
什么事都要经过领导审核签字的要求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但却反映出许多领导部门对
下属、对干部的一种习惯要求。我作为一名老职员事事请示自然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如
果各级领导都是这样要求下属，年青一代的干部还都是在这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环
境下被教育出来的，也就很难培养出有主见、能担当、敢做敢为的各级领导干部。如同
当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造就了许多经济界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同样可能会涌现出许多新的政治明星。面对着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的各级领导
干部如果是本着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
实”，敢于负责，锐意进取，中国的事情就会好办的多；如果北大的各级干部、师生也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学校的改革发展
建设中，北大的事情也就会好办的多。
（《北京大学校报》2010年12月25日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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