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_CHN_Hist版 - 九一三后中共高官如何揭发林彪（上） 時間：2014-03-03 23:54 文革中的林彪，身居“副统帅”，位列“接班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风光无限。可是经九一三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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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41 | 1 九一三后中共高官如何揭发林彪（上）
時間：2014-03-03 23:54
文革中的林彪，身居“副统帅”，位列“接班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
万众瞩目的政治人物，风光无限。可是经九一三事件一朝折戟沉沙，林彪篡党夺权的阴
谋败露，随后的中央57号文件给林彪定性为“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
，转眼间，“副统帅”顿成了十恶不赦的“林贼”。建国以来运动不断，运动中的立场
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原则性问题，丝毫含糊不得。有运动就要“站队”，“站队”的具体
形式之一就是揭发批判，文革中的揭发批判之风尤其流行，林彪成了千古罪人，自然也
免不了众人的一顿揭发：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
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
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
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
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
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
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
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
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
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
，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
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
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
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
，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
。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
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
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
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
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
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
，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
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
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
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
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
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
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
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
，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
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
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
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
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
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
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
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
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
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
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
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
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
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
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
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
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
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
。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
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
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
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
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
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
，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
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
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
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
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
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
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
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
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
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
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
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
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
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
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
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
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
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
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
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
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
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
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
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
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
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
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
。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
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
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
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
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
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
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
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
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
，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
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
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
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
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
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
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
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
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
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
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
，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
，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
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
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
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
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
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
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
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
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
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
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
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
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
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
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
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
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
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
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
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
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
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
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
。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
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
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
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
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
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
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
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
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
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
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
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
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
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
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
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
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
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
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
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
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
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
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
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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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2 ·迟泽厚·
１９７１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随即按照自上而下
、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为推动运动发展，印发
了大量揭发批判林彪的“红头文件”。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上印发了几十
份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文件、资料，其中除了专案组的大块文章，还有十多份来自曾与
林彪共事者的揭发。对专案组发布的那些材料，这里姑且不予评论：单说那些曾与林彪
共事过的党政军界名人，他们本有条件写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现实情
况却令人极为失望。我于１９５３年５月从部队基层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
关，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对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我惊讶
地发现，这些林彪昔日战友们所揭发的材料竟与过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
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１９７２年３月２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
谈话记录（摘要）》，内容如下：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
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
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弯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
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
），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
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
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
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
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
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
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彪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后
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
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
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
时，他就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
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
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
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
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
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
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
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
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
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
，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
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
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
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
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
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谈话》揭发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８条罪状，竟然全无事实根据！
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
直厚道著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己入耄耋之年（时年整８
０岁），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继而我就担心：“红
头文件”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所肯定的东西
，起着标杆、示范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这般进行揭发批判，那将把广大党
员群众引向何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岂不会弄成令全党蒙羞的政治闹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经过长时间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不惜冒
巨大政治风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通过指出刘伯承元帅这份揭发材料
的严重失实，促请中央避免继续出现这类错误，加强对“批林”运动的领导，确保运动
健康发展。
致汪东兴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兴同志：
知道您很忙，实在不想干扰。但因我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个
问题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视，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点宝贵时间。
不久前学习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看到刘伯承同志一份揭发林贼罪行的谈话记录
（见会议参阅文件之二）。这个记录的第三条，是专讲林贼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作战中
的罪行的。但是，令我惊异是：里面讲了八件事，不是完全违背历史实际情况，就是观
点有严重错误。现列举如下：
一，记录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部队到了那里
，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记录中所说的“那里”，显然是指中南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
，因为四野部队从未到过二野原来所在的华东地区。我不知道二野的领导当时是否请求
过增援，但是谁都知道，四野部队在二野部分部队（主要是陈谢兵团、即４兵团）的协
同配合下，主要负责歼灭中南地区的蒋匪军；尔后二野部队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
队的直接配合下，进军大西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不应和林贼的阴谋
活动混为一谈。
二，记录说：“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队首先解
放了广州，四野部队不但落在后面，而且根本不该到广州来。而据我所知，解放广州的
主力并首先进入广州的，是四野１５兵团的部队；以后１５兵团机关就长驻广州，并兼
广东军区机关。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三，记录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解放海南是四野
４０、４３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１９５０年４月中旬实施的。渡海部队突破了蒋匪
海空军组成的所谓“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线”，用木船打败了兵舰，在琼崖纵队的接
应配合下，艰苦作战半个月，粉碎了１０万敌军的抵抗，歼敌３万余，解放了海南全岛
。这个胜利来得并不容易，而当解放海南时，二野部队早已进入大西南四五个月之久；
二野部队过去也并未进驻雷州半岛。这里无法理解，二野部队同解放海南有什么直接关
系。
四，记录说：“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据我所知，四野部队（主
要是１３兵团）在衡宝战役结束后，是追歼白崇禧匪部进入广西的；１５兵团之一部及
二野４兵团，则从南线粤桂边进入广西。在南北两线都不存在什么谁“随着”谁的问题
。
五，记录说：“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
共９０万人。”１９４９年底，蒋匪的残兵败将多数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
歼灭了大量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军战史上还有一个比辽沈、平津
、淮海三大战役歼敌更多的琼州战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还有个“琼州”其地。据我
所知，歼敌９０万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琼州一仗”，而是从１１月初开始到１２月
末结束的整个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其间打了许多仗，被歼之敌包括了云、贵、川、康４
省的蒋军，其中既有战斗解决的，也有如卢汉、刘文辉等起义的；而参战的我军，除二
野和四野的一部外，还有从陕南尾击胡宗南匪部进入四川的一野部队一个多兵团。
六，记录说：“琼州”战役之后，“林彪要了２５万俘虏，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
也给了２５万。”二野领导是否主动给了三野２５万俘虏不得而知，但四野这２５万人
，我问过一些老同志，包括过去做军务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摇头。有的同志说：“当时
自己的俘虏还处理不完呢，谁还大老远地去要俘虏？”
七，记录说：“后来林彪派５０军去成都，派５７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
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５７军”，应为４７军之误（我军根本
就没有５７军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４２军。这３个军入川，并不是
在“琼州一仗”的“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４７军就
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消灭了
敌人，自然要收缴敌人的武器。四川解放之后，四野入川各军即陆续按照中央命令回到
中南地区，“占地盘”从何讲起？据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请四野入川部
队团以上干部，再三表示慰问和感谢，并给入川部队官兵发了慰问金（银元）。这事给
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同志至今津津乐道，为什么现在记录竟又作这样的描述呢
？
八，记录说：“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
也是为的收缴武器。”这大概是指３８军之一部配合４兵团入滇作战一事。这里我不明
白，既然４兵团已经占领了云南，３８军才“跟着” 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敌人
的退路上去截击呢？截击敌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面几条说四野部队不该跟在二野部队
后面走，现在却又怪四野部队走得太前了。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
，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
题是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
宗派主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贼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
处，却强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
中南、西南地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
同志看了会有意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
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贼混为一谈，多
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４７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
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是如何把四
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
自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
野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
统一指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
，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
中央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
动的深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
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１
９２０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
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
。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
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
。 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
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
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
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
会错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
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
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１９７２年９月３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
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
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
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
这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于１９７２年９月６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
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２０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
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
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
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
的。
时间到了１９９５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
兴写信已过去２３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
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
断刘伯承元帅１９７２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
团设置的圈套。这年５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６０周
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
。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
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
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
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
帅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１９８８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
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
川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６０周年纪念活动。６０年前的今天，在刘
帅的指挥下，中央红军１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４天之后，２师
又飞夺泸定桥，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
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
大渡河６０周年而特制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己２０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
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
。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
的８项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
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
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
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５０军去成都，派５７军（按
：应为４７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
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
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
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
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
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
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
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怎样，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
史学界对这份材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
有违史实的东西，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己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
，但早晚也会公开，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
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
，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
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
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敬祝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
任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
久即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
给汪荣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
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
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
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
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
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
，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
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
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
难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
情况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
料并非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时光到了２１世纪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虑到汪荣华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
位名人之后与刘家的后人沟通，希望我原来的设想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还是得不到
响应。至此我彻底绝望。
“批林整风”运动距今已经３５年，“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
３０年。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哪！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关方面对那一时期形成的大
量文件、资料进行清理、甄别，任其成为历史档案。特别是那些出自具有骄人政治身份
的名人笔下或口述而形成的档案，究竟算不算数？当今或后世的历史工作者，该如何对
待这个问题？
３５年前我给汪东兴写信时，刚年届不惑，如今则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么时候就
会被阎罗天子召见。时日无多，每一想起３５年前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提出的问题，至
今仍没个说法，我实在于心不甘。特别是，我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评论一篇文章的
优劣长短，我较真儿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要趁
我有生之年，发声呐喊，再次并且在更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知情者。
最后还要说明两点：一是我在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指出了刘伯承元帅谈话的８处谬
误，其实还不止这些，如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
阶段”，而实际上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即１９４９年１月上旬时，林彪、罗荣桓
指挥的百万东北野战军早己入关１个多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攻占了张家口，正积极准备
攻打天津呢！二是早年我给汪东兴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当
时不得不写的官话套话，令人生厌。但为了反映历史原貌，我一字不改。这也是对历史
的尊重。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于广州
◇ 附《往事》编者的话：
“九一三”之后，全国一片喊打喊杀。人微言轻的迟先生冒险上书，据实指摘，以
促请中央“确保运动健康发展”。种种质疑，至今未消。如果说当年他是出于“政治责
任感”，那么现在则是出于“历史责任感”。
迟先生的怀抱在于一个“真”字。他不明白，何以“党政军界名人”都不讲真话？
更无法理解，何以“以正直厚道著称”的老前辈也不讲真话？
其实，刘帅的谈话，“表态”而已。
按照党内生活惯例，每逢“路线斗争”的黑箱作业阶段结束，全党就进入了“表态
”阶段，不外乎坚决拥护，揭批罪行，彻底打倒。沾包者唾面自污，落井下石；受压者
扬眉吐气，踏上一脚；更有无奈者言不由衷，随波逐流。胜利者通过表态，既可检验表
态者的顺从，又可以此确认权力之有效性。因此，“表态”只关乎服从，不涉及真相。
此即“表态文化”的潜规则。
说违心话，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屡见不鲜，积久成习，连德高望重、功勋盖世者也不
能幸免，如刘帅，如总理，如耀邦。在危急关头，顶住压力、坚持己见、拒说违心话的
似凤毛麟角，结局人所共见。
迫人说违心话和被迫说违心话，依据的原则惊人一致：维护大局，维护团结，维护
领袖权威。
以追求真理相号召的团体为什么要在“违心话”下才有大局、团结、权威？是非的
认定为什么不是争论的结果，而是“不争论”的结果？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被压抑
的声音往往更接近常识，更符合人性，更有利发展。靠大家说违心话维护的“大局”，
其实是困局、危局、死局；维护的“团结”，不过是延缓、掩盖了矛盾，化明争为暗斗
，积表疮为内患；维护的“权威”，最终成为家长专制的一错到底。
事实证明，面临重大历史事件，说违心话的人越多，职位越高，时间越久，后果就
越严重。后人固然应该给他们以同情、宽谅，更应该反思乃至根除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
性弊端。
从迟先生写那封信到现在，三十四年过去，“路线斗争”的提法已被废弃，“表态
文化”却余音犹存，只不过退化成一种“表演文化”。同样的言不由衷，表里不一，现
又演变成演员假装演，观众假装看，导演假装相信演出效果。虽说是“走过场”，但“
过场”总得“走”。沦落至此，说潜规则是客套，惯性罢了。
□ 原载《往事》第四十一期，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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