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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
口述：张思之（律师）整理：杨东晓（本刊主笔）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
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
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
，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
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
一次，10月1号他回城里，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听了。
我从1954年就开始“偷听”敌台了。那年搞内部肃反把我软禁起来，这时我得到320元
稿费，我们领导找到我说“你不要拿这笔钱”。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拿的事，现在的问
题是人家给不给。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还是把320元稿费给我了。我去买了一台南京电子管厂
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能够听短波的。我就开始听敌台了。
尽管自肃反以来，我此生遭受的一连串的厄运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是哪里出了
问题，一直把毛泽东当做神一样对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个写入党章的人“
温都尔汗”了，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公开化了，这使我产生了思考
：他的接班人，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怎么都公开分歧了？
“镇反”
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
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
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
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
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
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
。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
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从1951年镇反开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历次运动，法院都很难严格地
依法办事，都是服从政治。给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
表对法院镇反的做法很怀疑，于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来视察工作。法院对在此前没下过
判决书的死刑，临时写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假的，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后来
，法院的同事陈建国贴出了大字报：“法院醋泡判决，良心哪里去了？”这件事对我刺
激很大。
“打老虎”
镇反以后，印象较深的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前几年为了回
忆这段历史，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每天都有指示，他是亲自指挥。他一定要在全国打
出大老虎，包括部队里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开始没有动，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机关没有成立打虎队。后来每个单位
必须有老虎，哪个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必有问题。这个时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队了。
当时法院领导还很信任我，让我做打虎队队长。可是我什么材料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没
有，我怎么打呢？
当时的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他们两位都对我很信任，他们让我做打虎队队长，我
也不好拒绝。当时我的工作最忙，敌伪产的案子积压了一万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么
办？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谁呢？既然反贪污就找财会部门吧。财会部门找谁呢？想来想去，就去找在旧社
会法院工作过的财会人员。我们查了他的账，人家确实没问题，我们拿不下来他。于是
就想方设法内外夹击，找他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去闹。搞了很长时间，这个“虎
”还是打不下来，人家确实没有贪污。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法院宿舍，后来有人告诉我，听到他夫人在院子里跟人说：“张思
之没有良心，他结婚的被子都是我给他缝的，被子四个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从山上
给他找来的。他这样欺负我们、欺负老头子，坏了良心了。”
这场运动中，我也想到过，这样做对不住人家。但那是大运动，不是他家就是别人家，
反正得找出大老虎来。
揭发
我们的院长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从解放区进北京城的老领导，他人是不错的。
1951年镇反之后，北京市委以副书记刘仁为主的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充实法院队伍，于
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了他们信任的贺生高来做副院长。
贺生高是位老陕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刘志丹那时的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
，身上还带着几颗子弹。
正副院长后来对立起来了，两派之间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听到王斐然在下班后给一个女子打电话，而此前又听说过他进城后与原配离异
态度很坚决。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观念：共产党员就是圣洁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共产党
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样？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过道德和工作作风都不良的同事，这种情
况下，我就成了“贺派”了。
到了“反高饶”的时候，空气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出来，所有县团
级以上干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加强党的团结。我开了几天会都是一语不发，我知道我
要是讲话，人家肯定不爱听。到最后会议要闭幕了，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不发言不
太合适吧。”那就讲吧，我一讲就搂不住火。
我讲王斐然曾经袒护某人不良作风和工作问题，还有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并且在那种
场合批王斐然平时男女私情，气得他当场回了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现在想来
，我这样的批判属于低级趣味了，确实不应该。那个拉我起来讲话的人很凶恶，他说：
“思之同志讲话很重要，应该让市委派人来听。这个人经历过延安整风，他有经验，他
知道怎么煽风点火。”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这样神圣的党，怎么能容忍你这样的行为，你既然是领导，你就要
用非常圣洁、纯洁的姿态来领导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点。
肃反
很快，1954年的内部肃反，降临到我头上。
1955年“肃反”大规模开始后，法院常委在党内号召全部共产党员中县团级以上停止工
作，来对付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法院骨干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他们在整我时，用的手段比我们打老虎时恶劣得多了，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特务来信”
，故意造成我与特务有联系的假象。我认为这是法院内部的人写了来陷害我，因此坚持
让他们调查是谁写的，这很好查，但他们就是不审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不但不审查，到
了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以后，他们又拿着信来找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是你
写的，你承认就没事了。”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特务来信？他们这种手段真是又荒唐又
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么好整的，虽然几十个人为了王贺之争来斗我，但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过。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王斐然看到怎么整我也拿不下来，他就来找我了。他说：“
问题讲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这样子僵着也不是办法呀。”我说：“那我可以如实地
讲，我该讲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已经讲清楚了。”他提示我说：“那你可以讲上梁不正
下梁歪嘛。”这很明显是想让我把贺生高咬出来。我对他说：“那你要早做这么个自我
批评，我不早就没意见了吗？”
更早的时候，有人批斗我，是因为我参加过远征军，他们就批我参加过“伪军”。我从
来都敢公开讲，我对美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美国这个国家对中国提供了多大的援助
，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德意日不是没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时，我
真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我刚加入远征军时就接触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了，
并深受其影响，但在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是美国政府背叛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就一直没有恐惧，因为我一直置个
人的生死、荣辱温饱无所谓，我太无所谓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点吃
差一点，只要是温饱问题能够解决，都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整我，怎么给我不舒服
，我都太无所谓了。知道他们是故意整人，但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整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对运动发展事态已经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内部肃反肃到了我自己身
上，我也没觉得是政策有问题，我以为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对斯大林的崇拜也这样。1953年内部肃反还没有开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长助理，同时是
敌逆产清管理组组长。有一件事我未曾公开讲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觉得我受到
了沉重打击。我甚至觉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类的前途没了，不得了，这怎么
办呢？我命令我领导的一个小组停止了工作，开追悼会，40多人一律站着。正在这时，
出身北师大、我们一起工作的苟正华闯了进来。
苟正华一进来就说：“老张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我“啪”就甩他一个耳光，“你也
不看什么场合，汇报什么”。我在那种极度恶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个耳光。后来我
一直向苟正华道歉，他对我很宽大，我们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在当年对斯大林的热爱到
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太重大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时，我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的前途，怎么办啊？
“放卫星”
“大跃进”我们参与了，我们还在南口北京市委的农场参加了放卫星宣誓大会。
南口农场放卫星的方法是，把已经快要成熟的30亩稻子拔出来放在一亩地里，当时所谓
的密植，绝对是密不透气。庄稼不透风不行啊，后来经高人指点，在这块地的四个角安
装了四个鼓风机来吹，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来视察过，因为这是新生事物。
我们也不是无知的人，30亩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来合成一亩？这不是糊弄人
吗？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有个疑问：《人民日报》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报》
能造假吗？《人民日报》总不会骗人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不通，也不信一亩
地能产几十万斤。
南口农场当时有四个分场，总场召集四个分场开誓师大会“放卫星”，放卫星的方法很
简单，一分场上去发誓，比如他们宣誓要产2000斤，二分场宣誓就要产4000斤，三分场
宣誓就要产8000斤，到了四分场就是1.6万斤。当天就能长几十万斤。这很明显是在瞎
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说这一亩稻子长这么多，这装在麻袋里摞起来，得摞多高
了呀？就为这句质疑的话，当时就按反革命来批斗他。
我们这时候就很明白这放卫星是怎么骗人的了。但我认为路线不会有问题，毛泽东号召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从心里觉得他说得多好啊！
那些出问题的，一定是下面执行者不好。
“不驯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评卷，我们被封闭在北师大看卷子。那时是保密式手工作业，很辛苦
，效率也不高。卷子还没看完，学校党委就来人找我，说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点到市
委报到。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须来。
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市委决定要审判“五大领袖”。市委研究了分工。
第一个是老佛爷聂元梓，第二个是蒯大富，好像第三个是韩爱晶，念到韩爱晶时，宣布
审判员张思之。念完宣布散会，明天开始工作。
这时我只好找到法院带队的，我说对不起啊，这个任务我接受不了。当时我讲得比较温
和，我20多年没办过案件，我怎么会审案子呢？他们就说：“我们是反复研究的，我们
研究了材料，因为五个人中，韩爱晶最难对付。我们觉得你能对付。”我说：“对不起
，我很难办。”当时我很强硬，我说谁决定的，我也不会去。
1979年“平反”后给我的前景是，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原来你是
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当时我刚恢复党籍，他们就说：“作为党员你得遵守政策吧
？”我问：“哪条政策啊？”他们说：“归队呀。法院你实在不愿意回，那你得回律协
。”我说我宁肯回律协。我说我是从律协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协来。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律师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过硬的人，有问题的人才去做律
师。或者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师。很多人对我的决定很难理解。
我做出回律协的决定，是认真思考过的：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所谓的斗争，人总要有
所思考。
从这次开始，我也不那么驯服了。
（本文为张思之先生口述，本刊主笔杨东晓整理）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我们的历史》 | T*****y
发帖数: 18592 | 2 你们都看过开枪杀人吗？
我看过。
还有六四的死者
我揭开单子找，看有没有我失去联系的同学
【在 z**********e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
: 口述：张思之（律师）整理：杨东晓（本刊主笔）
: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
: 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 “九一三”
: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
: 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
: ，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
: 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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