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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178 | 1 我们为什么忏悔
开始有人为自己曾经的罪与恶忏悔，最近越来越多。
或许我们更多应该思考，是什么让普通的他们成了作恶者。
文/刘丹青
(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个冬至日，王冀豫给父亲烧纸，和往年一样，他烧的时候多点了一堆，给另一个
人，张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样，父亲的纸烧起来了，张宏的却一直点不着，“不用你原谅，我欠你
的！我都认了，你别跟我过不去了！”他急了，跺脚大喊，火一下子蹿起来。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开忏悔。他杀过人，叫张宏，文革武斗时打死的，当
时他16岁，张宏21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张宏死后，王冀豫多了一个习惯：吃包子。
一顿一斤，一天三顿，从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个半月。包子一斤8
毛，多的时候一天10斤。
另一个变化是掉头发，一抓一把。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
不见底。一个女人告诉他：“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
16岁的少年，听了这话坐立不安。
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认命，一张黑脸，什么都不怕。从小在北京部队长大，父
亲是部队高官，他打架斗狠、偷鸡摸狗，身边永远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斗改变了他。
那天，几个红卫兵正把一个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头，他们穿着皮靴，踢
得王冀豫一阵不安，“别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头。
一个红卫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阶级敌人！你怎么站在敌人一边？”“敌人”两字
一出来，王冀豫沉默了，“我怎么护着敌人？”
他觉得一阵羞耻。1967年，文革正风起云涌，“阶级敌人”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
很清楚。5秒钟之后王冀豫伸了第一脚，他也穿着靴子，一脚踢下去，一阵从未有过的
快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47年后，王冀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5秒钟彻底改
变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个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红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过多
，晕倒了！”李红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对头。
“跟他们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门，一起出门的还有二十几个红卫兵，他们
十五六岁，棍子、木棒、大镐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显得浑浊，混战中一个“四三派”男孩抡起一块砖，劈头拍向王冀豫
，王冀豫左手一拦，砖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关节，一阵剧痛下他恼羞成怒，“我打
死你！”
他蹿起身子，腾空跳起一米多高，举起棍子头上一抡。“呼啦”一阵风声，所有人
都怔住了。
男孩却不敏感，他穿着蓝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脑，男孩像
一个肉袋子似的飞出去，弹在土坡上又滚下来，又一棍子，打在前额，“你跑不了了！
”王冀豫大叫，一种快感让他大笑出声。
血流出来，棍子红了，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只出不进，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王冀豫一阵眩晕，他杀人了。
一个半月后王冀豫入狱。几个窝头一碗菜汤，看不到一个油星儿，可他不掉头发了
。反而逃亡的一个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报应，更怕没报应。
入狱的10个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儿：一切都按主席说的来，主席说革命他就革命
，主席说武斗他就武斗，一切都没错，却把人给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点很肯定：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没理解主席
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诉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华看到红卫兵斗王光美，她脖子
上挂一串乒乓球，穿着旗袍，脸上涂着红二团，红墨水抹了一嘴，“恶心极了”，他不
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杀。”
他揪住旁边几个小喽揍了一顿，“你们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资派了！”路上有人告诉他，回到家
，他没见到父亲，只知道他去喂猪，母亲去干校干活儿。“这运动里有坏人”，他想，
“主席不会这样干。”
“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满大街都
这样喊，“我当时喊不出口，觉得有点儿肉麻”。
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
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
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
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
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
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
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切
面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
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
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
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
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
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
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
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
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
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
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
，“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
，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
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
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
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
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
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
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
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
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
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
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平庸的恶
1968年末，1969年初，红卫兵风潮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切慢慢平静下来。
也有批斗会，但没那么当真了。陕北余家沟大队里，批斗是记工分的，批的男人一
天记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记10分，10分相当于一个壮汉一天的劳动量。
批斗会当天，姑娘们穿上花衣服，媳妇们抱上孩子，一路高高兴兴。“今儿斗争你
？”人们笑着问。“哦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谷志有笑着答。
谷志有当过大队书记，四清的时候被整下台，这次大队必须有一个人被批斗，就方
便地选择了谷志有。
批斗会上，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无论他怎么回答，角色都作愤怒状，气氛越来越
好。散会后，谷志有坐到磨盘上休息，社员端水给他喝。
一个青年过来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当年因为亲属中多人是批斗对象，没能参
加红卫兵，错过了轰轰烈烈的武斗，一直觉得有些失落。
插队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农活儿是种荞麦时的拿粪。把粪从茅缸里淘出来，满满
两大桶，用扁担挑到山上，搀上土和籽种，用手拌匀，“都是‘原浆’，密度比水大多
了，又沉又臭，还有蛆，活的，拿完粪又用手拿窝头。”
农活儿干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后，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妈不老实！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几个问答后，王克明越说越气，一拳
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声不吭，鼻子流出血来。
王克明心里一紧，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
10年里，王克明从一个知青干到大队书记，在余家沟修造淤地大坝，拉了电线，用
阶级斗争方法抓生产，学大寨，也试验过高效率的农活儿包干。那时觉得是“做了点儿
轰轰烈烈的事”，但再没打过人。
但有一点，他不进谷志有的窑洞。见了面，总是比别人更冷淡些。“他有问题”，
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理由只有一个：只有他“有问题”，我才是对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从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结束了。
他突然有种说不出是兴奋、松弛，还是别的什么，那感觉就像过电。之前他不觉得
紧张，一切习以为常，可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那根弦一直在，这时才算断了。
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
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
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
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
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
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毛泽东，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
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
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我观点如冰炭不能同炉，却没有争吵，
没有脸红1974年，这样的诗在红卫兵中广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开始学吉他、下围棋、看俄苏小说。小说里俄国也在革命，他
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本已模糊了书名的小说的情节：一群大兵冲进农场主家里，见到他美
丽的女儿，“请你们出去”，姑娘说，一种美好和庄严震摄住了所有人，他们真的掉头
离开了，走到门口想想不对，“这是革命”，回身大兵们强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过，流亡的日子里他来到琼崖，住进朋友家，朋友的母
亲是之前是广播台台长，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
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
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
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
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
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
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
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
，不惜什么’”。
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
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
”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
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
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
“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
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
“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
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
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
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
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
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
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
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
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
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
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
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
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
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
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
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
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
，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
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
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
：“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
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
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
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
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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