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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LLDV (),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Sep 14 11:37:35 2018, 美东)
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个结论无论在40年前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在文革的
赞成者还是反对者看来都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向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
目的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个判断之上，是具备了客
观可能性的。因此，对文革的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文革时最
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
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在60年代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含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像列宁当年利用第三
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且也包含
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在毛主义者看来，苏联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
”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正确。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表面上看
来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文革，在实质上却是源于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些限制和
说明。第一，本文的重点是从一些历史事实出发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一些
述和概括，而不是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
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
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模式（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
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在60年代在文革所强调的世界革命的背景下
向外输出。第二，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的西方左
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不但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也是
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很陌生，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
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集团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文革在他们看
来是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者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
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共才不但在一
般群众、而且在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第三，在内容上，本文所述“文
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
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馈，甚至以文革和更广泛意义上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
自居。把这两个方面相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到了文革高潮过后（进入70年代），出于
国际政治需要，中共约束了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努力，基本放弃了
世界革命的路线，甚至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但这正是亚非拉的一些地区在毛主义
和文革薰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发挥影响的时候，毛主义撒下的“龙种”正在收获“
跳蚤”。因此，文革的“世界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一、“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关系
从中共建立政权开始，向世界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甚至输出革命就是中共对
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扩展中国的国际
地位，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中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也是中共全力追求
的目标。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
义来推动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以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的名
义在1965年8月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就是中共这个形势判断的公开
表达。这篇文章是文革前期崛起的毛主义文人集团骨干之一王力起草的，文章的酝酿、
起草和定稿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密切关注，是中共60年代初的“九评”之后最重要的
国际问题指导性档，其内容和输出革命直接相关。文章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为名义，
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
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60年代
的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的同时，文章也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革命的阶段性（先实现“民族民
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
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
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
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的问题
时，文章说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
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
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括而言，林彪这篇
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
西方世界的农村；三，中国输出革命理所当然。
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中的这些基本点很快就成为中共更正式的路线。1966年8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文章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当前正处在世界
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社论的题目就是“无产
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说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
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
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
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这样的形势判断下，中共的对外工作
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早在文革前，1963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国
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了他所认为的中共内部在国际方针上存在的“三和一少”路线（对帝
、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是和国内政策上的“三
自一包”相关联的，和苏修的“三和两全”相呼应。毛泽东主张“三斗一多”。到了
1966－67年，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被正式揭露，毛主义文革领导人进一步指控中共前
17年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方针，从
而否定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交部的工作当然被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
回国参加运动，接受批判，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联部也受到冲击。
但是实际上，文革以前中共为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作出了极大努力，尤其在东南
亚和非洲，这些都是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的推动分不开的。例如，根据马来
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的回忆，1961年当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
入国内和平进程时，他们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和他们会谈，要他们
重新回到武装斗争的路线，中共许诺全力支持。邓小平用来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
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
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亚共产党重新回到武装斗争，
被认为对武装斗争信心不足的陈平留在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马共其他领导人回
马来西亚去领导（马共的武斗一直到1989年才结束，原因主要是中共不再支持，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1980年召见陈平要马共配合中共的“战略转移”的人也是邓小平。）[1]
马共的这个事例说明，文革前中共即使是其“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也不但是充分支持，
而且是有全盘考虑的，并且早在60年代初就作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的判断。文
革中极左派对刘邓等人的攻击只是说明中共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下要全
力推动输出革命、为此不惜牺牲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已。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而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
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
（和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
开）。这就是说，中共外交工作就是宣传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为了贯彻这个“批准”
，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从两个“批准”的1966年10月到次
年11月，根据新华社统计，毛著外文版25种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
社说这个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
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的彻底胜利”。[2]在外事工作中宣传毛主义和文革的“主要任务”从1966年10月一直
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官方外事场合向外宾和
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
员、海员等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在使领馆、宿舍
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在外销
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印制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
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材料，甚至建立红卫兵。中
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
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二、中共和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
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一个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
自然资源或者宗教等等的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
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但如前所述，中共在60年－70年代对很多国家共产
党和左派激进势力的支持是在一个“世界革命”的总战略的指导下，是为了推动“世界
革命”的高潮，彻底改变世界的政治现状，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一
个外部环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并非出于和具体的受援国家或政治势力有什
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把中共的革命输出和一般意义上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
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中共当时以支援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遍及亚非拉，尤其是东南亚，因为这个
地区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一个越南和老
挝后来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上文所述
中共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就是一个事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之间没有共同边界，
中共在60和70年代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援主要采用金钱方式，让马共自己在泰国南部从
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秘密电台
，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广播。印尼
是当时中共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又一个主要对象。在当时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
是亲华反苏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领导人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
线发展势力，一时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
1965年被镇压。根据北京大学杨奎松的研究，毛泽东本来就对印尼共产党迟迟不愿开展
武装斗争不满，所以当印尼党被镇压，数十万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杀害后，毛泽东反而高
兴了，从他的“辨证观点”来看这是件好事，因为这下印尼党只好“上山”搞武斗了。
“所以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杨奎松还说，此后毛“甚至不顾
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援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3]
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1966年8月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主要思想上它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
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
命的道路，不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
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尼共成立50周年，说印尼革命
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和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
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泰国和缅甸也是中共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重点，尽管在文革前，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
中共的友好邻邦。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搞武装
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他对泰国共产党人
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这就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
对缅甸，中共曾达成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
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
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
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
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
入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
军发生战斗。利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把他们作为东南亚共
产党扩大武装时的招募对象是当时中共的一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很明确告诉老挝党和缅
甸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
！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1970年在和越共
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党到云南的老挝族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
永胜说在西双班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象”，毛泽东说将
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说这些
少数族人都很能打，还举出过去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4]
在新加坡，60年代初共产党人利用东南亚华裔社群中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
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
坡是否同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所以以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又败
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在1965年回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
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
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
一提的是，和新加坡共产党斗争的经验和成功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德摩克里斯之剑”，使他片刻
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
家，和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相比，那些所谓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
亚文化”的讨论多少有点像是玄谈。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左翼威胁的彻底解决是70年代以后亚洲其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
国家和地区（四小龙）所共用的历史经验，冷战以后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则是今天东南
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李光耀一直视中共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共产党的支持为威胁新加
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最重要的目
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诺放弃对东南亚输出革命，1979年再次访问中国大陆时他坚决要求邓
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马共电台，以换取东盟国家对红色高棉在联合国地位的支持。邓小平
不得不立刻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60－70年代，李
光耀对中共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的影响非常担心，这一方面由于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
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新加坡人口中基本是华裔，很多
人对北京有“祖国”或“大中华”情结。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
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令李光耀感到震惊的是，在中
国和新加坡球队举行比赛时，球场上竟然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嘲笑自己国家的球队，并
高呼赞美毛泽东的口号。李光耀说他后来“公开严厉”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
坡的“小毛泽东”。根据笔者对一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的交谈，即使到了70年
代中期，中共的文革在新加坡青年中也还有很大吸引力，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
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在李光耀的建议下
，新加坡政府在60－70年代有一道法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
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这个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那年
李光耀访问中国大陆，他的女儿和他同行，她原来对遥远的“祖国”有亲近感，对毛的
革命有神秘感，但在访问中国大陆过程中她亲眼看见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对中国
的印象大变。这个经历使李光耀感到如果让这些青年亲身观察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被动接
受宣传中的中国，文革就不会有吸引力，因此他回国后不但废除了禁令，而且觉得要让
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越好。
李光耀也注意到很多在50年代回到中国的华校青年在十多年后“对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理
想已经彻底破灭，他们回国后可以成为我们对付毛泽东主义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
反对新加坡保安局不准这些人回国的禁令。[5]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
），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主义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
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很多成员来自菲律宾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在1969
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
当时，1972年一艘叫Karagatan的运送军火的船被菲律宾政府军截获，1974年另一艘叫
Andrea的船在台湾南部海面对珊瑚礁上搁浅，是两起引起国际注意的新闻事件。为了介
绍毛主义并把它和菲律宾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
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1969年3月发表的《纠正错误
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
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
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西松本人于文革早期在中
国受过至少三个月的训练。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
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他们的家属（
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练和建立联系时的通常做法，因为这些人往往要在中国呆很长
时间）前往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经验，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
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
；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
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6]马
来在中国一直住到1981年，当邓小平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马科斯政府解除军管后，他
离开中国去了荷兰，8年后再回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纪事报的编辑。他在采访中说中
共当时除了提供军火，还教他们如何使用针灸和草药，如何在海上航行这些游击战所需
要的知识。但他在中国也了解到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之间的重大差别，不能照搬毛主
义模式。
在印度，1969和1970年间出现的那夏里特（Naxalite，源于地名Naxalbari）运动是印
度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暴力革命。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印共也在60年代中期发生
亲苏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毛泽东思想
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熟
悉中共文革语言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林彪所谓毛泽东思想“顶峰论”。马祖达领导的
印共（马列）模仿中共在1949年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把印度定为“半封建半殖民
地”，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发动和激化农村阶级斗争。马祖达领
导的印度农村革命是中共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
力的结合。在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Naxalbari），印共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
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那夏巴里运动中最重要的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地主、
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
，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
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双
手和头颅，肢解肢体。就像当年中共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即使在那
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用来为这种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
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
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
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
个共产主义者。”[7]
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并不罕见，但如此鼓励滥杀和用原始手段去达到血腥的效
果是不多见的。一些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
。他们认为，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
程。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
心理上认为这些人高高在上，自己是低贱的。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日积月累根深蒂固，
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消解。而现在，每向这个过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这种社会距离
就消失一点，自己的身份就提高一点，直到最后把敌人消灭，自己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社
会身份，成为了“新人”。就是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中却被中国看作是世
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
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拿夏里特运动拿去翻译过来，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早在1952年，当中共因介入
朝鲜战争而被联合国制裁时，斯里兰卡就和中共签订了长期条约，向中共提供橡胶，这
在当时打破了西方对中共的封锁，满足了中共的战争需要。1957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
非常密切。斯里兰卡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等人一样
，也是在西方受教育但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领导人。他担任总理后，改变了亲英政
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把外国资本的橡胶园和茶园收归
国有，撤除英国的军事基地。1959年他遇刺身亡后，他的夫人继任总理。班夫人积极参
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她也反
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从各方面来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都是中共理想的国
际统战对象。文革前中共千方百计保持和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关系，1961年还应斯政府的
请求将中国珍藏的佛牙送去供佛教徒瞻仰，受到了斯里兰卡举国上下最隆重的迎接。
但文革期间，斯里兰卡成了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
不但是个佛教国家，而且是君主国，有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
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世界革命的多数对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共和
斯里兰卡文革前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极左派指控务实派“三降一灭”的证
据。在斯里兰卡的外交官便用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斯里兰卡
将毛像和毛著列为禁运品，但中共仍然设法偷运。1967年8月一艘中国船被拦截，搜出
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向中共提出交涉，中共称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
华势力勾结的继续。1970年10月中共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了斯政府高级官员，
但大使馆门口却挂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大幅标语，又引起斯政府强烈反应。1971
年，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
，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他们扬言是呼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推
翻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下首都可伦坡，推翻现政权。据当时在可伦坡的中共外交官回
忆，“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要中共公开
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而大使在向国内紧急请示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严令使馆人员
不得私下和这些斯里兰卡的造反派接触。不和反政府武装发生接触不但是大使的许可权
和责任，更是“外交承认”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使向国内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向
国内“请示”就耐人寻味了。1972年，斯里兰卡又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
暴动。虽然并没有证据说中共支援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的立场还是引起了
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斯里兰卡政府对
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
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不放过。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
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不敢向斯
政府提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
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
搜查中国在斯机构中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
[8]虽然周的用意是要显示中共的清白，但这种表示所借用的方式和语言实在匪夷所思。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
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
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
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
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
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
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
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话语。玻利维亚毛派共产党60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
的文献一样反映了林彪文章的影响：“（一）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二）人民
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
农民——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三
）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A，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B，运动战；C，阵地战
，或者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9]中共的革命阶段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也充分反映在这
些政党或组织的路线中，强调在拉美革命的现阶段主要是反封建和民主革命，要争取一
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分期分批地确定主要敌人，孤立或者中立其他敌对势力。当时在拉
美革命中中共面临格瓦拉——卡斯特罗主义主义的挑战，亲毛派共产党模仿中共的口吻
，批判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农村根据
地的重要，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智利共产党在档中这样总结毛
派的“人民战争”路线和格瓦拉－卡斯特罗的“游击”路线之间的区别：“人民战争是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游击战’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墨西哥，至少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
队在活动。1972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
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
，在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使得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
的仪式上就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
官黄志良在回顾此事时并未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而是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
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70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
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问中国大陆，给
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不但如此，毛
泽东在和埃切维里亚谈话时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冲淡严肃话题，要埃切维里亚提防熊向晖
（熊是情报官出身）在他的国家“捣乱”、“搞颠覆”。墨西哥不过是拉美国家对中共
“颠覆”的担心的一个事例。1974年，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但黄志良
说委政府宣布建交后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
没有“颠覆阴谋”才互派大使。[10]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
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 Ian Greig《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
洲的支持有可能早于苏联。早在1961年，就有6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
期10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
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
村建立根据地。”这6个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
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三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
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
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
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
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
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学习中，中
共教员认为在非洲传播毛主义的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这个宗教
进行了批判。中共的教科书规定，在回答“同志们，什么是《可兰经》？谁是先知？”
这个问题时，标准答案是“《可兰经》、先知和伊斯兰教的其他表现形式都是美帝国主
义的走狗英帝国主义的发明”。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
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
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陪同人员
告诉这些非洲人：“黑帮”是那些没有教育好的、自以为有知识胆敢看不起劳动人民的
知识份子和教师。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
著作。[11]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输出革命确实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外政策的中心，但到了
70年代初，中共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变，从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
出击”和“四处树敌”）转为重点反对苏联。这个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国内，文革
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60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
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
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因此在70年代初
，中共经历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世界革命的目标没有完全放弃，但其优先地位让给了联
美反苏的战略。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的对外政策从革命狂热到极端功利
的突然转变，中共不但邀请20多年的死敌的美国政治家访问中国大陆，营造出友好气氛
，而且很快就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
，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
蒋介石”，而且在60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问中
国大陆，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毛泽东不但批准给予他大
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在拉美，
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
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阿连德1973年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
力推翻后，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1965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
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
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只有38个表示承认军
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
保持关系。周恩来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
作出了所谓“冷而不断”的决定。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
中，中共的“见利忘义”受到了国际左派的强烈抨击。
三、文革行为方式在亚非拉的影响
除了输出革命和支持武装斗争的官方政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经由官方
和个人渠道输出国门，也成了文革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例如“破四旧”就在一些中国
使领馆出现。中共驻埃及大使馆的花园里原来有十多尊精致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还
有背上带翅的天使雕像，这些是古罗马文化的遗迹，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馆内的造反派连
底座挖起，扔进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断裂，再难修复。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在
驻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领馆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是另一个方面。和国内一般
甚至中高级干部当时相对简朴的生活比较，中共驻外机构被认为是在“外事特殊”的藉
口下滋生特权之地。在文革刚开始时，1966年8月，坦桑尼亚和奥地利的毛左派人士写
信给中共有关部门，指责中共驻外机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毛泽东于是在9月9日作了
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机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九九批示”有如
外交系统的“五一六”通知，后果之一是导致很多驻外机构的字画工艺品和体现传统艺
术的陈设被列为“四旧”遭撤除，改挂毛泽东语录和图像。
但和“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权威的反”（当然毛本人的权威不但不能反
，而且发展到被神化的地步）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派性”——这些文革初期的主要行为
方式相比较，以砸塑像换陈设来“破四旧”和实现生活方式革命化就显得是小节了。文
革初期中共外交机构也经历了内部的造反和夺权，很多派出人员在驻在国向大使和领事
等当权派挑战，和驻在国的毛派或左派串连，他们内部往往又存在派性，这些都构成了
文革在海外影响的一部分。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在坦桑尼亚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例。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
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对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
地，所以虽然自己经济在文革中几乎停顿，但对坦桑尼亚是有求必应。当时中共对坦桑
尼亚有很多援助专案，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上海是文革的发源地，纺织系统又是首当
其冲（王洪文就是在纺织系统起家的），因此纺织专家组里很有一些造反派，其英语翻
译原来就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常委，因为在国内没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来到海
外“开辟第二战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马，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五星
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
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专家组领导都是走资派。不但如
此，他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
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
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
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
。但中方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
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1968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不要
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中方造反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安全部门的注意，
把情况上报给尼雷尔。
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
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尼雷尔本
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
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尼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
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藉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
政变的后果是中共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共也是沉重打击
。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共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
虑，于是于1968年6月访问中国大陆，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
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在和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
虽然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和文革并无关系，而
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根据这个逻辑，造反派反而成了应该被
造反的对象。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在和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
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第二个造反战
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下放劳改。当时除了尼雷尔，中共在非洲的另一个盟友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也向中共直截了当地表示对中共外事和援赞人员在他的国家传播文革
和毛主义的强烈不满。
中国为坦桑尼亚培养的杂技团是另一个文革在非洲影响的事例。1968年7月，坦桑尼亚
杂技团学成归国，回国后一段时间内表现还不错，但很快这些团员之间就闹起了派性，
动不动就向领导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连中共外交官也说这是他们
在中国培训时受了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影响。结果是杂技团被派性分
化，内部闹得不可开交，演员们无法再合作和表演，只好解散。一个在技术上很成功的
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毁于文革的影响。[12]
文革的学生造反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反响，上述印度的拿夏里特运动就是一个事例。除
了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1970年春天这个运动的学生参与者在印度第二大城
市加尔各答发起了一场校园文革。在很多大学，学生们抵制考试，冲击学校办公室，砸
毁家俱和设备，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他们还冲进书店，焚烧书籍，被烧的有甘地、
尼赫鲁和泰戈尔等印度历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诞辰百年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惨遭
洗劫。学生还砸毁马路上和校园内的历史塑像，一时被砍下的塑像人头满地乱滚，后来
政府不得不在每个塑像前都派员警站岗，这场学生造反由此被称为“砸毁塑像”运动（
Smashing Statue）。印度的报刊广泛谴责这些行动，印度《政治家报》当时题为“毛
对抗甘地”的社论代表了一般社会舆论的看法，说这场“文革”“愚蠢而令人恶心”，
它反文明，毫无建设性，甚至是“邪恶”的。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参与这场校园文革的
学生很多都是拿夏里特运动的成员，但这场校园文革的最初发生却和运动的领导无关，
马祖达虽然也号召学生离开校园，但却是为了“和工农相结合”，并没有想到让学生去
冲击校园、烧书和砸毁塑像。因此这场运动基本上是这些学生在中国文革学生造反影响
下的自发行为。但马祖达很快就就从毛主义的立场和逻辑出发看到了这场破坏背后的“
建设性”并支持学生的行动。他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任何信奉
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学生的行动是
破坏也是建设，因为“不破坏这个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毁那些由买办资产阶级树
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13]没有别的比这番话更能体现马
祖达和他的追随者和“不破旧就不能立新”这个毛主义文革逻辑之间的惊人一致了。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现在圣像崇拜（戴毛像章、张贴毛画像和树立毛塑像）和传
播阅读红色圣经（毛著作）等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激烈，但却是最普遍和持久
的文革行为方式，而且是传播文革意识形态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等最直接最方便的
途径，在海外有着最广泛的影响。这些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共官方推动的结果，
因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国国内印制后通过官方途径大量运输到驻外机构，驻外人员又
把散发这些宣传品当作日常工作，尤其是在散发得越多就显示自己对毛越“忠”的文革
环境下。当时处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国家都把毛像毛著列为违禁品不许入关
，但对于中共驻外人员来说，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正说明他们的工作的
伟大意义。在东南亚，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在1967年受到在中共影响下
的“造反”的困扰。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
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
，西哈努克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不是钦佩而是轻视。中共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
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每个中国人即包含华侨，因为他们持有中国国籍）。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大陆，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
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他的理解是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
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国的友
好协会，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解散宣传文革不遗余力的柬中友协，北京的中柬友协闻讯
立即打电报给金边的被取消的柬中友协，要求和“反动派”斗争。西哈努克在气愤中下
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而没有实行。[14]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
华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传中心，尤其是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
。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缅中之间本来就有的北京支持共产党游击队问题上的矛盾，缅甸
政府下令禁止戴毛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
国内1967年6月出现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使馆都受到冲击，10多名
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20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
“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
”的标语。[15]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求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代办劝
阻，但其他形式的文革行为非常激烈。中共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
发毛像和毛著，还把在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这个
学校是当地华侨子弟小学，基本被中共人员控制，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
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
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
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藉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三
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
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
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中方一意孤行，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
轻伤。中蒙关系就此事进一步恶化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以蒙古驻华大使司机在友谊商店门口开车时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
为由，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在途经二
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
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16]
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文革前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在尼有很多工程
技术人员帮助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中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
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让中方
限制出售毛语录和佩戴毛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采取措施搜查尼中友协
，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毛思想宣
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同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
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在非洲，肯尼亚政府于1967年宣布中国代办李颉为不受欢
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
发毛章毛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根据中共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
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
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中共官方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
径，加剧了在国内制造的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7]
早在文革之前，1966年，中共和古巴的关系也因为中共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破裂。古
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毛主义和卡
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
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但两国在
1966年初由古巴方面首先发难，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原因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二
是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
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设施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庭地址。卡斯特罗在1965
年九月曾经专门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
烈抗议，场面非常难堪，中共使馆立刻电告国内。虽然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关系恶化
的导火索。在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说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由此可
见，当时所谓的中国被“帝修反”等“国际阶级敌人”包围纯粹是自食其果。不过，古
巴整个60年代下半期国内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文革非常类似，在1968－1970年间发起了
“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18]
四、龙种与跳蚤——毛主义文革的余波
当文革在中国大陆画上句号后，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在60年代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
龙种”却在一些国家收获了“跳蚤”。今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
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
泊尔反政府武装）。这些毛主义组织固然和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响有关，但和柬埔寨的
红色高棉和秘鲁的“光辉道路”相比，它们的意义局限于实践毛主义的“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和用暴力消除阶级差别，和文革作为用暴力和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
”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它们由于产生得比较晚，也没有受到中共的支持。而红色
高棉和“光辉道路”的领导人都是60年代人，深受文革影响，直接受中共支援（有些人
文革时期就在中国）。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崇拜的不但是毛主义的一般理论，例如信奉
枪杆子和用农村包围城市，更是毛主义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毛主义，因为这些都已经在理论
和实践上完成了，有待继承和发展的是60年代毛主义关于继续革命，即文革的理论与实
践。而正是中共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毛主义的抛弃创造了让他们自命为毛主义的继承人，
甚至要超越毛主义的历史机会。
中国读者对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并不陌生，但对这些政策的目的和与文革之间的联系则
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笔者在1999年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红色高棉大屠杀研
究”中提出，“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
、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
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
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
，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和印度那夏里特运动一样，红色高棉鼓励用原始手段杀人，
甚至用镰刀、斧子和锄头。
那么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
生的问题”呢？红色高棉认为毛泽东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彻底，而没有经历文革的
越南则变修了，红色高棉要吸取这个教训。一个高级干部对回国的知识份子介绍说柬革
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
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
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拿
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
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
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
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在这个意义，红色
高棉是吸取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
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
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
模式。中共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背景是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苏联
变修，中国成了革命中心。红色高棉70年代中期采取的屠杀和清洗、废除货币、拆散家
庭、解散学校、撤空城市等等极端措施的国际背景则是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
越南变修，柬埔寨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这种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红色高棉之间的
联系。
秘鲁的“光辉道路”和毛主义文革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笔者在《中国之春》2001年九
月号发表的文章“秘鲁的小毛泽东和他的‘光辉道路’”中分析了“光辉道路”和毛主
义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光辉道路”的领袖古兹曼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在中
国受过毛泽东思想的薰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
太阳”，绰号“香波博士”（指他善于用毛主义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脑”）。
他1968年回国后就造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他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
说自己和他之间的斗争就是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共原来有一份刊物叫
《红旗》（其名称不知是否和中共的理论刊物《红旗》有关），由帕雷德斯控制，古兹
曼于是办了一份《光辉道路》。秘共和秘鲁左翼势力就按照“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
”的分野站队。当时秘鲁左派主要集中在华曼戈等大学，而秘鲁的大学又继承了欧洲大
学自治的传统，政府很少干预，因此这场“路线斗争”就在这些大学校园里肆无忌惮地
展开，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化大革命，对立的两派在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和批判
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
，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
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
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
”“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光辉道路”的组织和活动中渗透着毛主义文
革的影响。例如，看一下它所张贴的宣传海报，人们会发现无论从图案设计到观念，都
像是从文革宣传画的翻版，只不过把文字变成西班牙文，把毛泽东的头像换成古兹曼的
。[19]
今天人们都知道“光辉道路”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暴力组织，它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
人无数（被杀的不但有员警和政府一般职员，甚至连乡村教师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是
为现政权服务，“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毁坏的公
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等）的价
值更是难以计算。但人们不太注意的是，古兹曼是在1978－79年间策划、1980年正式发
动武装斗争的。古兹曼作出武装斗争决定的背景正是中共结束文化大革命、清算毛的门
徒四人帮。当中共逮捕四人帮时，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倒吊在树上的死狗，
上面贴着写有“邓小平”的纸条，尽管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无关，但他的名字象征着对
文革的“右倾翻案”。当四人帮被审判时，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受到暴力袭击，手榴弹甚
至扔进了大使的卧室。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毛主义左派对中共结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议。
象红色高棉一样，古兹曼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所以他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
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
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
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
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史达林这把刀子
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文革收场，“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
，古兹曼觉得毛以后的中共变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
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
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尽管由于没有能够有机会掌管国家政权，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光
辉思想”的细节，无缘领教这“第四把刀子”的锋芒，但想来如果“光辉道路”能铺到
整个秘鲁，那么人们所能看到的恐怕离红色高棉的“伟大实践”相去不远，或许更有可
能的是红色高棉的失败会刺激“光辉道路”走更激进、也更灭绝人性的道路。
结束语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是文革研究和中国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研
究的一个课题。虽然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有赖于中国大陆对有关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解禁
（例如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外交部人员、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已经发表了大量回忆
录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响，但以中联部人员的身份发表此类文
字的还非常罕见），但在目前可以见到的公开发表的材料的基础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得
出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文革期间（甚至在文革发动以前的数年间）中共无可否认地有一个世界革命的总
体战略，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二，这个输出革命
的战略是建立在对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帝修反的灭亡指日可待，中国是新的世界革
命的中心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的。输出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是中国成为这个中心的标志和
需要。第三，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也是国内强化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不顾国际关系
的基本准则和国与国之间起码的行为规范，向外输出革命和毛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
地使它处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甚至连长期的友好邻邦也都翻脸，但这种自己制造的
困境却被宣传成是“帝修反”包围和灭亡中国的阴谋，反过来更刺激了国内的政治紧张
气氛。第四，文革期间向外输出革命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文革时期主宰大陆意识形态
的毛主义理论和行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毛主义模式，根据地区的不同
各有侧重。第五，文革初期一定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外交部在1967到1968年间一
度的“失控”和很多驻外使领馆受造反派冲击或控制，国内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红
卫兵发起和主导）曾经使得文革意识形态的输出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打破了中共建政以
来涉外事务的神秘性和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格局。但这种自发性并不能说明它们和文革时
期的中共最高权力无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自发性正是文革意识形态对外输出的方便
途经，是输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第二，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后痛定思痛、心有余悸时称文
革是“浩劫”（相比之下今天官方在谈论文革时正尽可能地回避使用这样的辞汇）一样
，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世界性影响也是灾难性的。本文所列举的受文革和毛主义
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极为多元，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传统更是纷繁复杂，
但毛主义影响所及，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都是社会秩序受到冲
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
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也不多见的原始屠戮的程度。毛主义之
所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度产生如此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利用和夸大了任何社
会中都会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更有性别、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差别，从而把正常的社
会生活状态完全颠倒。例如，在红色高棉和“光辉道路”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
性追随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儿童，他们构成了“组织”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被“
解放”的名义下从事和他们的性别、年龄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符合的“革命工作”，甚至
拿起武器，如果对方手无寸铁，他们肆意杀人，如果对方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军人，
他们则被大量屠戮，成为“烈士”。此外少年和青年学生被煽动起来反叛社会和成人，
把教师、教育制度和社会文明成果视为最直接的斗争对象，本来是接受教育、培养人格
的社会成员却变成了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毛主义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有这
样的追随者，不但不能说明毛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恰恰相反，说明了毛主义难以在正常
状态下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成熟理性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大量追随者，只能用“压迫”去
曲解社会秩序、用“解放”来为自己寻求人力资源。这是我们今天不但回顾文革，而且
回顾整个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历史时必须充分注意的。
追根寻源，文革的世界性影响中的这种灾难性来源于文革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人
类社会差别的恶，因此对人类社会具有的破坏性和对人性的摧残超出了中国的国界。在
最根本的意义上，这种恶是对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对原始和野蛮的推崇，对传统的否定
，对肆意“创新”的迷恋，对秩序的厌恶，对破坏的喜好，对人性的否定，对兽性的赞
美。应该指出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要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无
论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具体的文化成就和杰出的个人有怎样积极的评价（例如马克思等
人对莎士比亚和歌德的欣赏），从整体上说一切产生于共产党以前的制度、文化、价值
和道德都处于被否定和至多是“批判地吸收”的地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和批判在国际共运中具有普遍
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其程度还是有极大的差别。在“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及其
启示”一文中，程晓农通过对苏联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
人类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乃至行为规范上，苏联和中国有着极大
的差别。苏联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虽然打击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但却没有导
致否定整个人类文明和俄国文化传统，相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放弃政治教育的前
提下，对提高整个人口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质作了很大的努力，现代文明还是被追求的
目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文化革命”多少还是名副其实的，而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则不折不扣地是“大革文化命”。这就导致了同样是共产党统治，苏联比中国的文
明水准要相对高得多，对文化传统更容忍，对人性更为理解和尊重。[20]而在中国，文
化大革命标志的是一场彻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会运动，是中共自1927年湖
南农民运动以来内部所积蓄的破坏性能量的大暴发。在20世纪，世界范围记忆体在着这
种对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体现在对秩序和规范的否定和对打击甚至屠戮体现这种
秩序和规范的社会阶层的冲动中，尤其是在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受挫折的国家和民族
。这种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不但是中国文革的本质，也为其他类似的社会动乱或“革命”
所共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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