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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Math1978 (数学),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 短史记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May 21 00:52:09 2018, 美东)
勿错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 短史记
谌旭彬 短史记 短史记 微信号 tengxun_lishi
功能介绍
腾讯新闻原创栏目《短史记》，疑今察古，鉴往知来。
文 | 谌旭彬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
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其实很有诚意
——看吧，当年的新政主持者，为了“国”和“民”，是不惜牺牲“官”的利益的。
这实在是完全错解了载泽之言的本意。
载泽口中的“国”，所指者乃是以皇族为主体的爱新觉罗朝廷；他口中的“官”，则是
指那些被朝廷视为眼中钉、被认为权力过大的地方督抚。
1905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
自该密折。为什么“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个中逻辑，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
，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
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
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他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
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
，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
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
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地方督抚（官）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
回来。
至于“利于民”，不过是一句陪衬话罢了。
图：“皇族内阁”合影
载泽的逻辑显然是错的。
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
八个字；“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却是不一定的事情。
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
明治维新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两国情形本不相同。就
“君主立宪”所需的权力平衡而言，天皇的权力有必要增强，清廷的皇权却需要削弱。
载泽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清廷立宪的样板，其核心目的是从地方督抚手中夺权，进而强
化君权。这种理解，与真正的“君主立宪”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因错解立宪而主张立宪的密折，打动了慈禧。慈禧相信载泽
，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载泽是慈禧信任的人。他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
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
其二，慈禧相信载泽对立宪的描述，是因为她愿意相信这种描述。慈禧擅权谋，但对包
括立宪在内的近代政治常识了解甚少。她始终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发生“东
南互保”事件，她对地方督抚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与列强交涉一事，也始终难以释
怀。如何强化君权、削弱这些地方督抚，成了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中“宪
法最不利于官”，正好切中了慈禧的心病，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
1906年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由此开启
，载泽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对立宪的错解，或与伊藤博文有关。
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考察期间
，伊藤博文曾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当载泽问及立宪对皇
权的影响时，伊藤又告诉他：“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中列有
17条统治大权，称它们可以通过立宪的方式完全由君主掌控，这些内容，也是从伊藤博
文那里听来的。载泽还曾询问伊藤博文，他告诉自己的这些东西，在日本是否都已付诸
实施。伊藤回复他：自己所说，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
不能说伊藤欺骗了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大权被集中到了天皇手
里。但一者，明治维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君主立宪”；二者，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
全不同——尽管地方督抚有了一些实力，但中国的皇权仍然过大。
图：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
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
“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史称“丙午官制改革”。
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
“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
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简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
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
、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
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
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
”，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
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
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
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
督抚们的集体反对，直接导致了“丙午地方官制改革”的流产。因为吃过“东南互保”
的亏，尽管载泽上奏慈禧，一再力劝她“勿为各省督抚异论淆惑”，但慈禧终究不敢冒
险对督抚们用强。
挫败朝廷的地方官制改革后，督抚们转守为攻，反欲借朝廷所宣扬的“三权分立”来改
革中央官制，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结果，又迫使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
谕旨：
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这是载泽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的首次尝试的大致情形。
据张之洞在北京的坐探报告，对此次失败，载泽表现得相当沮丧。
显然，老于宦海的地方督抚们，比血气方刚的载泽之流，更懂得如何利用“立宪”来谋
取自身利益。
张之洞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1906年9月启动的以“立宪”为名的官制改革，张之洞持坚决的反对立场。据张氏年
谱记载，他对此事“愤懑填膺”，并致电浙抚张筱帆说：“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
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
1907年7月，权势最大的地方督抚张之洞和袁世凯，被慈禧将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
实裁抑。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8月份的一次
觐见慈禧的谈话中，张大声疾呼朝廷要速速立宪。对话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
如何得了？张之洞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皇太后旨：立宪事我亦以
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张之
洞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
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
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有些学者对张之洞前后立场的突变感觉很迷惑。其实很好理解：1906年的官制改革要剥
夺张之洞湖广总督名下的许多权力，张自然是要“愤懑填膺”；1907年张已任职中央，
在同僚中的声望、资历一时无两，速行“立宪”，组阁的机会多半会落在张身上，他当
然会转而主张速速“立宪”。
图：1906年，戴鸿慈（右）、端方在美国芝加哥“考察政治”
事实上，自“预备立宪”宣布后，“立宪”就成了皇室与地方督抚之间争权的重要工具。
在争斗中，皇室因受了载泽的误导，誓死以“巩固君权”为依归，违背了立宪精神，所
以在舆论上常常陷于不利。慈禧也渐渐觉察到了这一点，开始想要通过更多的途径去了
解“日本立宪”究竟是怎么回事。1907年，曹汝霖觐见慈禧，因其曾留学日本，即被问
及“日本立宪”的真相。
据曹汝霖回忆：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
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
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
（太后）将手轻轻地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
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
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
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
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
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
，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
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
。”
有学者误读了曹汝霖与慈禧的这段对话。先是搞错了时间，说成是在1905年（曹汝霖说
自己觐见慈禧时袁世凯已经从地方调入中央，如此可以肯定觐见发生在1907年7月份之
后），进而判断慈禧受曹汝霖影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
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
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
这种解读，与史料的原意截然相反。如引文粗体所示，曹汝霖就“立宪”总结了三个中
心：“立法的中心”、“领导的中心”、“行政的中心”。这三个中心，没有一个是属
于皇权的，这与载泽所描绘的“日式立宪”截然相反。慈禧听完，“若有所思，半顷不
语”，心中所想，显然并不是在赞赏“立宪”。
1908年初冬，慈禧去世。
她对“立宪”的终极态度，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在日记
中有记载：
“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
当立宪。”
想借“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老太后，终究还是被“立宪”给绕了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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