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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New York Times China
2016年7月13日
马萧
受访人简介：史平，男，1952年出生于北京，满族，文革初期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
中学。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辽宁人，1936年以前担任张学良的情报副官。“西安事变
”以后，其父返回延安，1949年以后受到排挤，先后担任解放军某炮兵学校校长、北京
军区炮兵副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在三支两军办公室任职，然后被派往到山西太原的军
工单位。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史平的父亲一生都喜欢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特别喜欢一种叫”兰草”的花。后来，他
才知道，父亲之所以如此钟爱兰草，和他在1937年以前的工作性质有关系——那时史平
的父亲担任张学良的情报特官，实际上是共产党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工。这种“兰草
”是当时他与其他特工接头联络的一个暗号：在家中的阳台上摆放一盆兰草，说明是安
全的，如果某一天这盆兰草没有被摆放在阳台上，说明这个联络点出现了意外。
文革期间有一次，北京炮兵的“造反派”闯进了史平家，把家中的花花草草都给毁掉了
，当时，史平的父亲还只是嘟嘟嚷嚷，嘴上表达不满，但当“造反派”想铲除他父亲养
的那盆兰草时，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质问这些“造反派”，说：“难道社会主义就不
能有花有草吗？一个没有花花草草的‘新社会’是社会主义吗？反过来讲，一片荒芜的
‘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吗？”一席话下来，当场就把那些“造反派”给问住了。
后来，史平才意识到，父亲之所以义正词言，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生活上的条件反射
：兰草在，人就在，一旦兰草不在了，人也就危险了，至少是不吉利的征兆。史平说：
“父亲直到去世都一直小心地照料着这盆兰草，他的生命已经和兰草融为一体了。”
连家里养个花养个草养个宠物都被禁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那个年代，越左越革
命，越左越有理，哪怕你是胡搅蛮缠。现在看上去，当年那些‘造反派’的行为非常荒
唐，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史平说。
香山中学的文革经历
史平家实际上姓林，但他说，因为父亲原来的工作依然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不愿意透露
他或家里人的全名。
1966年“5.16通知”以后，“所有的学校就逐渐停课了，其实最先起来造反的，主要是
初中学生，以老初二、老初三，以及高一学生为主，而不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史平回
忆，“领头的基本上是党、政、军的高干子弟。第一，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优越感
，‘根正苗红’；第二，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的政治信息比较灵通；第三，他们的精
神压力也比较轻，不像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女生活压力那么重。”
在文革初期，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有一部分在持观望的态度，有些学生则跟在那些干
部子弟的屁股后面跑，但很少有挑头领军的。“因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也不够，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没有‘根’。”史平说。
在史平就读的香山中学，平民子弟比较多，干部子弟少，因为当时香山属于偏僻的农村
地区，除了有部队驻扎，周围都是农民居住区，而史平就是部队的干部子弟。“当时，
我就看不惯红卫兵的打、砸、抢的现象。”史平说。
香山中学旁边就是炮兵的机关单位，机关的大礼堂门口有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在“破
四旧”的运动中，学校的红卫兵们就把这对石狮子给砸了，“我当场就公开地表达了不
同的看法，认为那是文物，不应该破坏。”史平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阻止
同学们的行动。
除了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歧视，就是针对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校长
的批斗。
学校有一位文体老师，非常有才华，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但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我记得他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城市小业主的成份出身。”史平回忆，有一回，学生们
把他拉到学校的操场，将他团团围住，竞相批判、谩骂他是“狗崽子”，是“地主资产
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这位老师戴着围脖，架着眼镜，低着头，“那一次批判，他
还很幽默，在应对那些红卫兵的责难时，说了很多俏皮话，还逗得很多凑热闹的同学哈
哈大笑，把整个批判会变成了一场闹剧。”
1967年上半年，史平和四、五位高年级的学生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当时正值“大串连”
运动。那时，只要有一份盖上了造反组织公章的介绍信，到火车站就能要到“革命师生
临时乘坐火车证”，就可以作为火车票乘火车去外地“串联”。
一开始，参与“大串连”的学生主要是乘坐火车，但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
铁路运输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平时的铁路运输主要是物质，到了此时，变成了以运送全
国各地的红卫兵为主。而且，红卫兵到哪里都是由各地政府机关负责接待，免费吃住，
时间一长，地方政府就负担不起了，所以后来就有了“徒步串连”这一做法。所谓的“
徒步串连”，也叫“徒步长征”，背着背包，扛着红旗，步行“串连”，但这其中不少
是那些到北京来见毛主席的外地青年学生。
在“大串连”期间，史平先后去过哈尔滨、沈阳、长春和武汉，“我们一共外出了大概
两个月时间，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乱,” 史平说，“像我们这些北京外出的学生，基本上
都是去各地的大城市，但很少有人去农村，因为农村没什么东西可看的。”
“我们这四、五个人，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去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当时，全
国各地的工厂、地方政府都在制作毛泽东的像章，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表忠心，而且，
各地制作的毛泽东像章都不一样，“部队制作的毛泽东像章是最好的，每个地方都会给
各地涌来的红卫兵们免费发放像章，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收集毛泽东像章。那时，收集毛
泽东像章就像集邮一样，是一种时尚、时髦，同时也是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方式。”
史平说，“同学们外出的目的其实是很复杂的，有的同学借这个机会去外地跑关系，还
有一些同学，是去弄各地的土特产，北京的学生最远的到过新疆，有人还从新疆拉回来
一麻袋葡萄干。”
文革前的教育
文革之所以能够在年轻的学生们中间获得普遍的共鸣，和1949年以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学校的教育，那个时候，学校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
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史平说，“到了文革期间，人民对毛泽东的
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最后又是‘早请示、晚汇报’，
人为地造出一尊神。”
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父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
对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但对我们这些小孩的道德教育却非常严格。他总是教我们如何为
人处世、待人接物，比如，不能贪小便宜，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不能馋嘴，不能撒谎，要注意个人的言谈举止，以及讲个人卫生的习惯，不抽烟、不
喝酒，等等。”史平回忆自己的父亲，“但是，父亲从来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吐露对党、
对社会的不同看法，因为他是党员，有党的纪律。”出于对党的事业保密的需要，他的
任务都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上司就是李克农。“即使在父亲老了以后，也只是偶尔地向
我们吐露一些他当年的经历，但这些都是皮毛的琐事，保密的事情直到去世都没有向我
们这些子女谈及过。”史平说，“因为这份工作本身的特殊性质，父亲养成了守口如瓶
的生活习惯，从不在家里吐露他的真实想法。”
史平的父亲和彭德怀曾经有过工作上的交集。那是在1951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史平
的父亲以炮兵军官的身份介入到战争之中，并且参加过彭德怀主持的作战会议。因此，
他对彭德怀个人有一些了解。“如果说彭德怀是个左倾份子，有可能我相信，但说彭德
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我根本不相信。”史平说。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被打倒，史平的父亲正是在1960年，因为说了对“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的看法而受到牵连。1959年，史平的父亲调任解放军某炮兵学校任校长，在上
任前夕，他回辽宁凤城老家探望。在此期间，他看到当地的农民都在炼钢铁，而粮食都
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他心里就暗自琢磨，粮食不收，来年吃什么？还有，他亲眼目睹
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农民们都吃大灶，搞大集体食堂，他当时就想，这种生活方式让农
民太不方便了。
探亲回到北京以后，史平的父亲就任某炮校的校长，和炮校的政委谈及了他在返乡期间
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结果，正好赶上庐山会议的会议精神传达，他
的言论被政委揭发、告密，因此抓了个现形，被定性为“右倾份子”，很快就在炮校校
长的职务上降级使用。1963年，他被安排到北京军区担任炮兵副参谋长，被边缘化。
私下骂林彪、江青的后果
在文革期间，史平的父亲继续受到排斥。“其实父亲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他的成份是
下中农，排斥他的理由是历史问题。”史平说，因为他的父亲在1936年以前在国民党张
学良的部队里任职张学良的情报副官，是“旧军人”、“旧军阀”。随后，史平的父亲
从北京军区贬斥到地方“支左”。
史平的母亲同样受到了批判，“她的情况和父亲差不多，家庭出身同样没问题，母亲家
庭成份是佃农出身。”史平说。史平的母亲在文革前给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韩光当秘书
，韩光在文革期间被整肃，她也同样受到牵连。随后，史平的母亲被流放到河南信阳，
国家科委在那里有专门的五七干校，她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史平的父亲和母亲直到70年代初期才重新回到北京，调离工作后离休。
史平的大哥文革前在解放军军乐团工作，担任军号手。有一次，他无意中和朋友谈及对
林彪的看法，认为林彪的长相和作派太阴，而且林彪的身体虚弱，作接班人不合适。当
时正是林彪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时候，这番言论马上就被朋友告密、揭发了。结果，史
平的大哥因为“反党言论”被开除团籍、党籍（“双开”），在军乐团内部受到了批判
，并且被开除工作，成为一个游民。相对来讲，这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大哥之所以没有
被判刑，一是因为举报人举报是私下议论，范围小，证据不足；二是当时他的大哥还属
于未成年人，不够判刑的条件。否则，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惩罚肯定会更重。
直到文革结束，史平的大哥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
史平的二哥在文革初期曾经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东纠”（首都红卫兵纠
察队东城分队）的成员。有一次，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无意中抄出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
的一些照片和资料。当时，史平的二哥凭直觉怀疑江青不像宣传的那样崇高，“但我二
哥那时还谈不上反对江青，”史平说。后来，史平的二哥在私下里和别人谈到自己对江
青的个人看法，同样被人告密、揭发。他所在学校的革委会还专门写了一封举报信，说
史平的二哥有反对江青的反党言论，直接告到了北京军区的政治保卫部。
史平的父亲为他的二哥作了深刻的政治检讨。在遭到批斗以后，史平的二哥被流放到天
津的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次，史平正式离开了学校，陪同二哥一块去了天津
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母亲担心二哥在天津出现意外，因此，让我陪他一块去，”史
平说。不过这个农场并不是普通的劳改农场，而是炮兵部队的一个农场，叫山岭子农场
，下放到这个农场的都是部队的人，因此待遇并不像那些普通的劳改犯人，在政治上并
未受到特别的歧视。史平说：“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和我二哥去天
津时都是穿着军装去的，就好像新兵去新单位报到一样，没有被戴帽。”
一年以后，史平离开了天津的农场，去当了兵。两年以后，史平的二哥离开农场，同样
去当了兵，当时，当兵是这些学生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最重要的渠道。
“在毛泽东主政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愚弄’，”史平说，“所谓的‘大愚弄’，
就是推行愚民政策，这个‘民’，不仅仅是指那些无职无权的老百姓，而是指向所有人
，还有就是善良人、对人的良知、对人性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逼着大家说假
话，逼着大家作贼。”
“另外，毛泽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积重难返。毛泽东曾经说过，‘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实际的结果是，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难治的结果。”史平说。
他认为，文革对人性、对人的道德的扭曲和摧残，实际上到今天都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过
来，“像现在，每家每户都要安装防盗锁、防盗门、防盗窗，城市的街道、马路都在安
装摄像头，这说明了什么了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程度，说明人们道德水平
的败落，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相互欺骗。”史平说，“这并不是毛泽东死后才产生的
，而是从毛泽东晚年那里直接承继下来的，因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被割断。”
马萧，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从事政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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