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M******a
发帖数: 6723 | 1 1975年5月，我从关了八年单间的秦城监狱放出来，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
改。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
，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
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
还下围棋。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
耀邦解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
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
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
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
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
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
推了。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
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
长。
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
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
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
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
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
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
，也是陈云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
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
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
脚的。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
，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
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
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
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
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
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
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
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
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
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
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
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了。文革
中挨整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年龄又比较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6人，有
大学学历的仅53人，占15.8%。省级领导班子成员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8%。初中学历以下
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组最后决定，每个省再推荐两名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当时，
有大学学历，年龄不超过四十几岁，文革中没有问题，又做到副局级或县委书记的干部
非常少。甘肃当时推荐了39岁的胡锦涛和49岁的陈光毅，都进了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那年我已经65岁，离66岁不能新进中央委员的规定差一岁。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
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
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
也在那个代表团，他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十二大选出了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要我准备推荐其中二三十
个人，跟中央的老领导同志见面。让我先将这二三十人的简历写出来，印好后交给他。
当时只有李鹏向我要简历看一看。因为当年刘澜波提拔李当部长时，电力部的老人有不
同意见。那天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
了，由耀邦主持会议，我当介绍员。可惜我没有经验，广电部门不知此事，电视上没有
播出过这个重要的场面。
十二大前后选拔的第三梯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总共
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写过一本书《我的83个月》，回忆
了整个过程。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
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
江泽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荐的。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
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
）。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当过机
械工业部部长，我管水电，工作上联系很多。他当部长的时候，江泽民是外事局副局长
。周建南后来担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把江泽民提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
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的。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
中毕业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后，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上海换班子时，我向
耀邦推荐江泽民当市长。后来钟沛璋告诉我，他和江泽民当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
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江是党员。南京收复后，蒋介石解散了这个大学，学生按院系
关系，分配到有关学校，江学电机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学。
耀邦对四化标准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种人绝对排除。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
，比我大一岁半，只上过一年初中，打AB团他几乎被杀掉。在延安他被称为读书读得最
多的人，被毛泽东提拔到军委总政组织部当部长。当年在中央邓小平管青年团，耀邦曾
长期是青年团负责人。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是党内头脑
最清醒的人。一个人在非常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真
正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好传统：以史为鉴，除开经历与品德即胆识外，知识最重要。而
知识同读书有关。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学来的。陆定一讲过，耀邦是个大知识分子，确有
根据。
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
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
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两次干部子女座
谈会征求意见，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谈会邀请陈云的儿子陈元、陈毅的儿子陈昊苏、
博古的儿子秦刚、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孔原的儿子孔丹、崔月犁的儿子张小彬、于光远
的女儿于小红、邓拓的儿子邓壮、王其梅的儿子王昌为、史立德的儿子史元、李大钊的
外孙女李虹等参加。他们提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
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我当时谈到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子女后代都很
有出息。因为我从小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领了
长沙，没有占领湘乡，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发现了故居，就进去参
观。曾国藩的后代有八个男女，都会讲英语。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讲到这件事。
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
我在中组部工作时，就经历过中央领导人推荐自己的子弟进入高层。1983年的一天，北
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组织部，找到陈野苹和我，说王震推荐一个元老的儿子当北京
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陈野苹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段君毅和陈希
同的口气，他们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怕得罪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
是可以慢一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这位元老的儿子当市委副书记
。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就离开北京市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去
了。
关于整党，当时我也负责参与。1983年整党的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负
责人是宋任穷。整党就是查清文革时中央各部委、各个省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清出那些
在文革时表现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内。记得广西的情况特别复杂、严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
。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
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
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
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决定让我下来，通知全党，我离休仍留在部里
。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这些内情。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他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
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
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见过一次面，他
说了让我“顶住”两个字，还说上海的班子不要动。
当时选拔第三梯队是现行干部体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改良。过去延安整风时
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把“改良”视为“反革命”，具体说就是认为胡适那
一批人的主张是“反革命”。我在大学读书时就订《独立评论》，知道胡适的名言“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与“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现在应当继续改
革。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停顿。
中国要实行宪政很不容易。我赞成周有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
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
统治到民权统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
条跑道上已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李锐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 M******a
发帖数: 6723 | 2 1975年5月，我从关了八年单间的秦城监狱放出来，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
改。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
，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
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
还下围棋。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
耀邦解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
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
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
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
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
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
推了。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
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
长。
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
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
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
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
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
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
，也是陈云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
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
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
脚的。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
，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
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
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
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
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
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
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
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
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
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
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
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了。文革
中挨整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年龄又比较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6人，有
大学学历的仅53人，占15.8%。省级领导班子成员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8%。初中学历以下
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组最后决定，每个省再推荐两名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当时，
有大学学历，年龄不超过四十几岁，文革中没有问题，又做到副局级或县委书记的干部
非常少。甘肃当时推荐了39岁的胡锦涛和49岁的陈光毅，都进了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那年我已经65岁，离66岁不能新进中央委员的规定差一岁。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
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
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
也在那个代表团，他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十二大选出了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要我准备推荐其中二三十
个人，跟中央的老领导同志见面。让我先将这二三十人的简历写出来，印好后交给他。
当时只有李鹏向我要简历看一看。因为当年刘澜波提拔李当部长时，电力部的老人有不
同意见。那天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
了，由耀邦主持会议，我当介绍员。可惜我没有经验，广电部门不知此事，电视上没有
播出过这个重要的场面。
十二大前后选拔的第三梯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总共
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写过一本书《我的83个月》，回忆
了整个过程。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
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
江泽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荐的。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
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
）。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当过机
械工业部部长，我管水电，工作上联系很多。他当部长的时候，江泽民是外事局副局长
。周建南后来担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把江泽民提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
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的。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
中毕业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后，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上海换班子时，我向
耀邦推荐江泽民当市长。后来钟沛璋告诉我，他和江泽民当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
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江是党员。南京收复后，蒋介石解散了这个大学，学生按院系
关系，分配到有关学校，江学电机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学。
耀邦对四化标准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种人绝对排除。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
，比我大一岁半，只上过一年初中，打AB团他几乎被杀掉。在延安他被称为读书读得最
多的人，被毛泽东提拔到军委总政组织部当部长。当年在中央邓小平管青年团，耀邦曾
长期是青年团负责人。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是党内头脑
最清醒的人。一个人在非常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真
正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好传统：以史为鉴，除开经历与品德即胆识外，知识最重要。而
知识同读书有关。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学来的。陆定一讲过，耀邦是个大知识分子，确有
根据。
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
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
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两次干部子女座
谈会征求意见，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谈会邀请陈云的儿子陈元、陈毅的儿子陈昊苏、
博古的儿子秦刚、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孔原的儿子孔丹、崔月犁的儿子张小彬、于光远
的女儿于小红、邓拓的儿子邓壮、王其梅的儿子王昌为、史立德的儿子史元、李大钊的
外孙女李虹等参加。他们提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
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我当时谈到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子女后代都很
有出息。因为我从小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领了
长沙，没有占领湘乡，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发现了故居，就进去参
观。曾国藩的后代有八个男女，都会讲英语。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讲到这件事。
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
我在中组部工作时，就经历过中央领导人推荐自己的子弟进入高层。1983年的一天，北
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组织部，找到陈野苹和我，说王震推荐一个元老的儿子当北京
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陈野苹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段君毅和陈希
同的口气，他们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怕得罪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
是可以慢一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这位元老的儿子当市委副书记
。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就离开北京市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去
了。
关于整党，当时我也负责参与。1983年整党的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负
责人是宋任穷。整党就是查清文革时中央各部委、各个省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清出那些
在文革时表现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内。记得广西的情况特别复杂、严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
。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
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
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
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决定让我下来，通知全党，我离休仍留在部里
。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这些内情。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他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
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
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见过一次面，他
说了让我“顶住”两个字，还说上海的班子不要动。
当时选拔第三梯队是现行干部体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改良。过去延安整风时
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把“改良”视为“反革命”，具体说就是认为胡适那
一批人的主张是“反革命”。我在大学读书时就订《独立评论》，知道胡适的名言“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与“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现在应当继续改
革。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停顿。
中国要实行宪政很不容易。我赞成周有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
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
统治到民权统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
条跑道上已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李锐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来源：《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