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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摘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作者：李根清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由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引发的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恶化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苏联沿中苏、中蒙边境苏、蒙一侧陈兵百万，不断挑起边境
冲突和摩擦。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军入侵我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珍宝岛，中
方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我方获胜，击毙击伤苏军百余人，击毁、击伤苏
坦克、装甲车十余辆，并把一辆沉入江底的苏Τ62新式坦克捞上来，运到北京军事博物
馆展览。苏方寻机报复。8月13日，在新疆塔城铁列提克地区，苏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
，在坦克、装甲车及武装直升机支援下，伏击我一个30人的边防巡逻分队，我方人员全
部牺牲。
这期间，我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苏打算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
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
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多方面的情报表明，当时的苏联确实动了对我
动武的念头。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
指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
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
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按照这个精神，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战备
活动。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苏修”的“乌龟壳”。
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双方商定互派代表团，10月20日开始在
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但是战争阴霾并没有被驱散，我方仍不断获取情报，苏方没有放弃
对我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企图，仍在继续加紧战争准备。中共领导人担心，苏联可
能利用谈判做烟雾对我国实施入侵，因而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包括对北京在内的核打击保
持高度戒备。这一时期，林彪从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苏军一旦发动进攻可能采用的
方式、主要突击方向，到我方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兵力部
署、战略设防等，都做出过指示。
关注“三北”
我国“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是与苏、与蒙边境接壤地区，尤其是“北线”
（华北地区），由于苏在蒙古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距离北京最近，大部地区地形
地貌比较适宜敌机械化部队运动，对我安全威胁最大。所以，林彪指示，加强“三北”
地区的防御要以“北线”为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林彪还认为，苏如果对我动武，很可
能会像一年前入侵捷克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他说，苏军一旦入侵，就会天上地
下一起像洪水一样铺天盖地压过来。他指示有关部门切实加强情报工作，及时发现、报
告敌对我发动突然袭击的蛛丝马迹，事大事小都要报。由他提议设立的防止敌人突然袭
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突办”，设在总参作战部），及总参情报部专门向林办派
资深参谋，随时联络报告情况。林彪让“防突办”搜集整理“二战”以来突然袭击的战
例，如德国闪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盟军诺曼底登陆、中东“六七”战争等，特别
嘱咐要把苏联入侵捷克编进去。《二战以来突然袭击战例》编成后，分送给毛泽东和其
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林彪自己研究，还特地要我送给林立果一本。林立果组织人写了一
篇《要准备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文章，登在《空军报》上，还找来一些“二战”中突
然袭击战例的电影资料片放给林彪看。林彪提出，加强部队“三打三防”（打飞机、打
坦克、打伞兵，防原子、防化学、防空降）训练，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加强防空体系
建设。9月下旬，军委办事组主持召开“三北”作战会议，全面部署战备工作。林彪在
会上讲话，要求全军“用准备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北京地
铁开通那天，林彪乘地铁视察，指示说，地铁是战时重要运兵和疏散通道，要充分利用
。林彪还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他们搜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和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的个人信息资料。他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性格、经历
和个人品质会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取向，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对指导战争十分重要。
国庆20周年前夕，林彪特意坐车到北京西郊机场转车，回到住地毛家湾便叫秘书通知黄
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前来开会。林彪对他们
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
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
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
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
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
，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
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
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
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
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
大了。”林彪特别强调：“只有我们准备充分了，敌人才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按照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和空军连夜组织实施，国庆节的战备方案也报到了林办。
国庆节前，林彪住地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地下工事内进一步完善了工作、通信、生活设
施；重要文件和机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了地下；秘书安排了战备值班，内勤研究了林彪紧
急避险方案。
视察华北
国庆20周年庆典是在表面平静、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种外
松内紧到了何种程度：“三北”部队奉命高度戒备，中远程雷达不间断侦测敌方动态；
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等人带着电台在天安门城楼值守，随时联络报告情况；天安门城
楼电梯设专人守护，确保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随时撤离；故宫午门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机
随时待命；有关内卫人员都被告知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这一切只为争取7-9分钟—
—那天留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天安门上撤离的时间只有7-9分钟！因为，苏军如果
从伊尔库茨克或在蒙古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到达北京上空只需飞行7-9分钟。
国庆节平安度过了。可林彪认为，在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边界谈判
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每天都存在着苏军入侵的威胁。他甚至担心，一年前发生在捷克
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会在北京重演——从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苏联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
友好使者，而是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兵！
国庆节一过，10月5日，林彪就在吴法宪、阎仲川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
卫华等人陪同下，乘飞机视察北京北部地区及张家口、大同、雁门关一带地形，接见当
地驻军负责人，对北线的战备工作做出指示。几天后，又专门听取北京军区关于北线设
防问题的汇报，并就在山口地区如何阻滞和歼灭敌机械化部队谈了自己的意见。
大战之前看地图、看地形，将未来战场情况熟记于心，是林彪指挥打仗的一贯做法，他
曾把这一条当作打胜仗的诀窍向他人传授。在这次备战部署中，林彪也认真研读了“三
北”地图，在空中看地形的几个地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
国庆节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战会议期间，林彪接连几天看“三北”地图。这幅长宽
都有4米多，质地柔软，印刷清晰，装裱精美，带轴的百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是总参作
战部专门为林彪绘制的，卷起来有碗口粗，扛起来有20多斤重，平时就放在保密室文件
柜上。那天，一听内勤说林彪要看“三北”地图，我赶忙把地图取下来送到林彪那里。
因为图幅太长，办公楼通往客厅的走廊无法通过，我是从东院绕道西院从大门扛进客厅
的。地图挂不到墙上，只能铺在客厅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图前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我报告比例尺，然后就开始点地名。他每说出一个
地方，我就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并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图上量一下这个地方
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线距离，然后报告给他。
“居庸关。”这是林彪点的第一个地名。我立即用打台球的球杆，指出居庸关在地图上
的位置并向他报告：“居庸关。”然后把量出的居庸关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线距离报告给
他。
“南口。”林彪点了第二个地名，我又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并报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离。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林彪接着点，我就接着报。
这几个地方及它们与北京的距离，林彪并不陌生，20年前他指挥平津战役时就是知道的
，但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报告给他。南口、居庸关是京城的北大门，战时必守之地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则是北京市的水源，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战时一旦遭敌
机轰炸造成溃坝也会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危害。为此，林彪曾建议排水，后请示周总理
，周派人调查后认为，水库只有“半盆水”，“对北京影响不大”，遂放弃排水。
接着，林彪又相继点了张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门关这几个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
冷口等几个长城沿线的口子，还点了紫荆关。
内蒙古一线，林彪先让我指出的是从蒙古经二连、集宁、大同、张家口通往北京的铁路
、公路及两侧地形情况，然后让我指出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多伦、赤峰、通辽这一
线的草原、沙地，及通辽到沈阳、通辽到长春一带的地形。林彪看这些地方的地图时，
长时间蹲在那里拿着放大镜看，边看边喃喃自语地说：“草场、沙地是畅通无阻的哟！
”他可能是担心苏军会利用有利地形，以大集群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然从正面向北京扑
过来，同时从东、西两面迂回威胁北京。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乌兰巴托和乔巴山这两个地方。节前他同黄、吴、李、邱谈话
时说：“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
。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林彪说的苏军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乔巴山。从地图上看
，就在北京北方不远的地方。
苏蒙边界一线，林彪首先点到的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然后是赤塔。我随即指出这两个
地方，并把到北京的距离报告给他。这两个地方都是苏联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伊尔库
茨克还是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在地，我方不少有关苏军活动的报告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地
方。林彪关注苏军在远东和蒙古的军事动向，自然重视伊尔库茨克和赤塔。
林彪踩在地图上，随着我的球杆不停地挪动着脚步。一会儿站着让我指着地名地形报告
给他，一会儿又蹲下来拿着放大镜自己看，往往一蹲下去就看许久，我搀着他才站得起
来。开饭了，地图仍摆在地毯上不让动，下午继续看，直到他说不看了，我才能把地图
收走，第二天接着看。叶群则抓紧时机，叫摄影师为林彪照相。
一连几天，林彪就这样看“三北”地图。他不仅对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
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
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
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林彪研读地图的方法和细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看地图的那几天，林彪还不时口述几句话让我记录下来。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在敌坦克
和机械化部队必经的山口地区，可采取炸山抛石、挖壕、凿洞等办法，构筑工事，充分
利用地形地物，多个层次，多种火力，立体设防，以阻敌滞敌，为大量歼敌和加强纵深
防御赢取时间。
后来，我方搞了不少“卡口子”工程，就是根据林彪这一指示进行的。林彪还提出加紧
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加强部队打坦克、打飞机的技术战术训练等，都很快得到落实。
“紧急指示”
毛泽东也担心苏联人甩导弹、原子弹。他指示：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
子弹下来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10
月14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由周恩来、汪东兴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汪东兴负责具体
实施。中央要求，除周恩来、黄永胜留京主持工作外，其他人在10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
离北京。黄、吴、李、邱等人组成军委前指进入西山指挥所。
我看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报告的疏散方案是：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陶铸
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
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长辛店……这
是中央在临战前采取的保障领导人安全的一项措施。
10月14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去了武汉。林彪10月16日到达苏州，18日下午5
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述了一份给黄永胜的电话稿，部署当前战备工作。主要内容是：一
、要防止苏联利用边界谈判做烟雾对我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10月19日、20日要高度警
惕；二、对重型武器装备、飞机、舰船等要立即采取疏散、隐蔽措施；三、要设法确保
武器弹药的供应，特别要加强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四、二炮（战略导弹部队）要做好发
射准备，随时待命；五、要组成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要加强作战值
班，保证通信联络畅通。
张云生给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写的标题是《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经请示林彪后，
他与叶群商定，“压两个小时”，由叶群将“六条”报告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由张云生
传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事后回忆时，张云生坚定地认为，“按叶群平时一贯突出主席的
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见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
第568页）。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群没有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央从北京转送
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样，就给林彪加了一个“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
战备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密切的，往来也十分频繁，通
过他向毛泽东报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泽东报告，叶群
并说由她向毛泽东报告，就不可能不报告，也不可能将“六条”先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
的周恩来，再由周恩来批出“电话记录传阅件”，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紧急军
情不可能这样辗转。汪东兴这样说，是想躲避在“一号令”问题上他与林彪有关联。当
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档案中得到证实，即使毛泽东看过林彪的“六条”就“烧掉”了
，但作为“传阅件”，传阅过程还是有据可查的。
1969年10月18日20时44分，军委前指开始以电报形式将林彪的指示下发全军执行。下发
时做了文字加工，更具体、更明白、更便于执行了。总参作战部的高参们给电报写了标
题、编了号，因为是军委前指进驻西山指挥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所以叫作“《林副主
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之后又陆续发出第二个号令、第三个号令。第二天一早，
林办便陆续收到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报告，几乎所有这类报告上都把贯彻执行第一个号
令情况作为标题。
10月19日，即苏联代表团由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入境那天，林彪打破午休习惯，在客厅来
回踱步，让秘书张云生保持与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联系，随时向他报告苏军动态和苏联代
表团所乘飞机的飞行状况，直到听秘书报告说苏联代表团飞抵首都机场，机上人员已从
飞机上走下来，库兹涅佐夫由我方人员陪同乘车离开机场，我国“三北”边境无异常情
况，才肯去休息。
那些天，我们留守在北京的林办秘书与在苏州的秘书天天互通情况，在苏州的秘书把林
彪的“六条”用保密电话传回了毛家湾，我们才知道“一号令”的详细内容。我给苏州
传回来的“六条”做了个标题，叫作《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
示》，誊清并交几个秘书传阅后存入档案。第二年4月26日，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张
云生把他记录的《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原稿移交给我，一并归档。
“九一三”事件后，发布“紧急指示”成了林彪的罪行并向全党公布。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所公布的林彪罪证材料里，没有采用张云生的
原始记录，而是采用了我命名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和总参前指的发电稿《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中央文件上这样写道：“一九
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这是“紧急指示”上的时间，我是根据苏州电传记录的。这个时间
比军委前指下达“一号令”的日期早一天——作者），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
态。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是林彪篡党
夺权的一次预演。”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人们被这种说法误导，对当年的战备工作进行口诛笔伐，阎仲川
甚至因为搞了“第一个号令”这个编号而被审查多年，并遭贬职。
1980年“两案”审理时，没有采纳那个说法把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定为罪行。林彪分
管军事工作，在国家面临外敌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机时刻，断然采取防范措施，是职责所
系，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表现，不应该受到指责。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应该先报毛
泽东批准后再发布实施。但由于距苏联代表团抵京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时间紧迫（这也
是我把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定名为“紧急指示”的原因——作者），林彪临机决断，边斩
边奏，也不能说不可以。毛泽东并没有制止命令的下达，也没有制止命令的执行。再说
，毛泽东本人在4天前就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老干部的决定。
林彪发布“紧急指示”也并不表明他认为中苏之间一定会爆发战争。其实，林彪真实的
判断是“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他强调“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
”，“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完全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考。准备打仗，并不
意味着一定会打仗。整军备战，严阵以待，常常是扼制敌人侵犯的有效手段。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国解放军士兵与缴获的苏联T62坦克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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