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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15117531_a
2014-12-15 10:3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马双有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对共和国历史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至今还有不少疑问没有解开，还有一些谜团没有消
散；正规党史的说法和一些专家的观点时有冲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深入思考，总结出接近真相的观点，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大会的召开，距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已经整整一年。按说，一
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结束以后，党中央以及全党上下一定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情况，思想
认识应当是一致的，做出的决定应当是实事求是的。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现在的党史文献、专家学者和不少当事人都一致认为，七千人大会认真总结了大跃
进的经验教训，中央主要领导主动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发扬了民主作风，恢复了
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起了推动作用。
这样的观点固然不错，但是人们不要忘了，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也就是
开始时召开会议的目的和主题，并非如此，而是矛头向下，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
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
何谓分散主义？就是大跃进以来，中央把权力下放，各省市自治区违背中央集中统
一的领导，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只顾地方，只顾农民，不顾中央
，不顾大局。
为何此时突然想起反对分散主义？
原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更大的“跃进”，使国民经济不断
倒退以致濒临崩溃，全国各地发生大饥荒，粮食全面紧张。亿万农民忍饥挨饿，似乎产
生不了多大政治影响，形势还似乎比较“稳定”；而中央从各地征调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便大为惊慌!
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
任务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会发生
。而1962年的征购任务更是难以落实。奇怪的是，各地大员的口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
对粮食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李
先念为征调粮食，见了地方领导总是作揖打躬；周恩来为征调粮食，竟然向地方领导说
尽了好话。
1961年11月，中央专门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落实粮食征购问题。邓小平在会
上悲叹说，1961 年就靠这30天工作了，这30天如果抓不到粮食，就要呜呼哀哉!
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接受了1962年150亿斤的征
粮指标。这些中央大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竟一致认为，目前征粮发生困难，主要是地
方分散主义在作怪，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毛主席
就说过，各地不要总是强调困难，只顾农民这一头，不顾大局。于是，中南局第一书记
陶铸向中央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打通思
想。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觉得应该开一个县委书
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更有利于总结经验，打通思想。于是党史上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
就召开了。
由此可见，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通地方干部的思想，批判分
散主义，以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现在普遍流传的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是大会转向后
产生的结果。
这里有个疑问需要澄清。1961年，不少地方大员在向上面汇报粮食产量时，一改往
日高指标、浮夸风、以少报多的做法，而是变得谨小慎微，以多报少，捂紧农民的粮袋
子。此时的地方干部为何一下子变得爱惜百姓，为民请命，甚至不惜冒着“分散主义”
的风险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呢？
原来，在大跃进狂潮滚涌下，“五风”横行，卫星满天飞，红旗遍地插，导致田园
荒芜，食堂断炊，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虽然这些事件发生地的领导百般遮掩，但终究
纸包不住火。后来这些地方干部大都被定为“勾结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
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受到严厉惩处。信阳地委9个常委被逮捕了8个，十几个县委书
记被逮捕了8个，其余全被撤职；通渭县17个县委政府领导被逮捕法办。几位红极一时
的省委书记也黯然下台。这些地方干部实际上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残酷的现实使他
们意识到，对极左政策如果执行得太坚决，忘记了老百姓“这一头”，一旦酿成事件，
激起民怨，地方大员和基层干部照样逃不脱被惩罚的厄运。于是他们变“精明”了，头
脑清醒了，加上做地方干部起码的良心，促使他们为了保住农民有饭吃，对中央的征购
指标软抵硬抗，总是强调困难。
即便如此，1961年农村公共食堂刚刚解散，亿万农民从大饥荒的阴影中走出来，肚
子仅得半饱；四川、贵州等地饿死人的现象仍在继续发生，全国各地缺粮断顿的危机依
然普遍存在。批评各地干部是只顾农民“这一头”，不顾大局，好像广大农村粮食满仓
，丰衣足食，就是不愿上缴，是在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大会开始起草的主题报告，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心内容
。但是这个报告在大会上让大家讨论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争议。地方同志大都不同
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代表们认为，工业上可能有分散主义倾向，而在农业上，
根本不是分散主义导致生产下滑，恰恰是中央集中统一的政策，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轰大嗡的集体化生产方式、违背经济规律的强迫命令瞎指挥
，危害严重的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才是造成农业大倒退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发现中央决定的大会主题与地方干部的思想认识发生冲突，马上改变会议方
向，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大会的主题随之发生变化，由反对
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主，随之揭开了大跃进失误的盖子。中
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纷纷检讨自己的错误，地方干部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
，也开展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场挨批会变成了“出气会”，使七千人大会取得了
一定的积极效果。
这就让人困惑：通过一年的调查研究，对于全国的经济困境，以及粮食征购遭到抵
触的原因是什么，中央领导似乎都还蒙在鼓里，竟一致认为是各地“分散主义”在作祟
，要召开大会“打通”分散主义思想，和地方干部掌握的情况竟然大相径庭，究竟是为
什么？
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
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
，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责任编辑：花满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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