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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時間：2014-10-08 20:51
千古之谜
宋案所引发的讨袁“二次革命”，基本上是孙中山孤家寡人的意愿，这一点在事隔多年
之后看得更加清楚。不仅国民党内部对“讨袁”反对声音很大，民众也并不买账，可以
说，死掉的宋教仁肯定也是反对的。
当年革命党人和改良派都梦寐以求的宪政实现在即，偏偏就出了宋教仁的人命，出了人
命其实也未必就一定会断送宪政，未必就一定要开内战，但是，“二次革命”还是不幸
地爆发了，毕竟孙中山还是有威望的，但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以内战代和谈，失道
寡助，两个月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宪政的破产，也导致了国民党内外都陷入了绝境。就
国家而言，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就内部而言，孙中山深感人心离散，政令不通了。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年仅三十一岁的宋教仁自知肯定是为政敌所害，但是，谁是
他的政敌，他是否心里明白？死到临头的时候，他还在寄望袁世凯：
“以共和为重”。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
，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这难道是宋教仁对幕后主凶的临终遗言吗？如果不是，那又如何解释呢？
再说回来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国民党党徒，百度百科上说：应
桂馨是上海滩上的流氓头子，却闭口不谈他还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卫队
负责人和贴身护卫。
要说他们杀害自己的领袖，那绝对是不可理喻，但要说袁世凯能同时收买到这两个人当
杀手，那绝对是更加不可理喻，难道上海滩上连个会杀人的烂仔都找不到了？
说陈其美杀人如麻毫不为过，陶成章、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都是他的刀下鬼。辛
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在上海要成立同盟会中国大陆的本部，实际上就是要架空东京本部
，为此陈其美和宋教仁也曾经发生过矛盾。
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其实真是扯不上关系，但是与宋教仁在上海另起同盟会的炉灶有相当
大的关系。孙中山辛辛苦苦搞了很多起义，劳民伤财，没想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落在他人手里，肯定是郁闷至极。
宋教仁肯定是死于政敌之手，而所谓政敌，就一定与他赴京并准备就任内阁总理有关，
总之是与对袁世凯的态度相关。就当时的中国政坛而言，诸位主角都表达了对宋教仁英
年早逝的哀痛：
陈其美花销二百银元，亲自去买了棺材，还请照相师傅给宋教仁拍照遗像；
孙中山恰好在一个月前赴日本考察铁路，闻讯状极悲恸，后撰挽联曰：“作公民保障，
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袁世凯在北京闻讯大惊，即发电云：“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并表示“重
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
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而宋教仁的挚友友于右任却留下了“勒之空山
、期之良史”的铭文。
总之，以上诸君定有真凶在内，蹊跷的是国人至今无以辨别真伪，此案已成千古之谜。
中华革命党
试想一下，如果宋教仁那次逃脱厄运，到北京组阁成功，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内
战的血雨腥风就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天空，而“国父”之名也就和孙中山没任何 关系了
。然而，宋教仁恰恰是倒在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以当时的中国之国情而言，不要说是
历史的偶然，那确实是一条不归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到海外另组新党，就是对于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彻底
失望，或者说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中的彻底失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宋教仁至少在客观上
成了他的党内政敌。
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时写道：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
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
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
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
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
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
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
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孙中山一遇到内部失和，就会产生另起炉灶的念头，这不仅是另立中央，索性就是分裂
党。或者说，在孙中山看来，“我”就是党，我走到哪里，党就走到哪里，谁不听我的
指挥，就是不听党的指挥，如果都不听我的指挥，那我就重建新党。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亲笔书写的誓约。
于是，孙中山跑到日本，决定重新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其实，“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是新名词，早已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风波。同盟会刚刚成立
两年，孙中山就打算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原因是从那时起，高层内部的其 他派系
就和他过不去，几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对他很有意见。这个想法在一九零八年又差一点
变成现实，因为同盟会东京总部分崩离析，与孙中山意见相左的人分出 去成立了共进
会和光复总会，看样子同盟会是非要重整旗鼓了。
那次是孙中山坚决要将同盟会改成“中华革命党”，并订立了誓词，将同盟会原来的十
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改成“废灭鞑虏清朝，创
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更名，换句话说就是清党，两次更名未成，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终于再次
想起更名这件事。他在国民党内部已经说话不算数了，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的讨袁主
张严重受阻，下令没人响应，据《革命逸史》记载：“党员多因循苟且，延不应命”。
1913年的“二次革命”是短命的，孙中山亡命日本之后，国民党内部似乎还笼罩着宋教
仁的阴影，他哀叹“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这就是他下定决心整理党务
，不惜推倒重来的理由。
作者：七月流火（《孙中山和他的女人们》一书作者） | j********b
发帖数: 565 | 2 時間：2014-10-08 20:51
千古之谜
宋案所引发的讨袁“二次革命”，基本上是孙中山孤家寡人的意愿，这一点在事隔多年
之后看得更加清楚。不仅国民党内部对“讨袁”反对声音很大，民众也并不买账，可以
说，死掉的宋教仁肯定也是反对的。
当年革命党人和改良派都梦寐以求的宪政实现在即，偏偏就出了宋教仁的人命，出了人
命其实也未必就一定会断送宪政，未必就一定要开内战，但是，“二次革命”还是不幸
地爆发了，毕竟孙中山还是有威望的，但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以内战代和谈，失道
寡助，两个月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宪政的破产，也导致了国民党内外都陷入了绝境。就
国家而言，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就内部而言，孙中山深感人心离散，政令不通了。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年仅三十一岁的宋教仁自知肯定是为政敌所害，但是，谁是
他的政敌，他是否心里明白？死到临头的时候，他还在寄望袁世凯：
“以共和为重”。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
，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这难道是宋教仁对幕后主凶的临终遗言吗？如果不是，那又如何解释呢？
再说回来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国民党党徒，百度百科上说：应
桂馨是上海滩上的流氓头子，却闭口不谈他还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卫队
负责人和贴身护卫。
要说他们杀害自己的领袖，那绝对是不可理喻，但要说袁世凯能同时收买到这两个人当
杀手，那绝对是更加不可理喻，难道上海滩上连个会杀人的烂仔都找不到了？
说陈其美杀人如麻毫不为过，陶成章、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都是他的刀下鬼。辛
亥革命前夕，宋教仁在上海要成立同盟会中国大陆的本部，实际上就是要架空东京本部
，为此陈其美和宋教仁也曾经发生过矛盾。
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其实真是扯不上关系，但是与宋教仁在上海另起同盟会的炉灶有相当
大的关系。孙中山辛辛苦苦搞了很多起义，劳民伤财，没想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落在他人手里，肯定是郁闷至极。
宋教仁肯定是死于政敌之手，而所谓政敌，就一定与他赴京并准备就任内阁总理有关，
总之是与对袁世凯的态度相关。就当时的中国政坛而言，诸位主角都表达了对宋教仁英
年早逝的哀痛：
陈其美花销二百银元，亲自去买了棺材，还请照相师傅给宋教仁拍照遗像；
孙中山恰好在一个月前赴日本考察铁路，闻讯状极悲恸，后撰挽联曰：“作公民保障，
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袁世凯在北京闻讯大惊，即发电云：“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并表示“重
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
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而宋教仁的挚友友于右任却留下了“勒之空山
、期之良史”的铭文。
总之，以上诸君定有真凶在内，蹊跷的是国人至今无以辨别真伪，此案已成千古之谜。
中华革命党
试想一下，如果宋教仁那次逃脱厄运，到北京组阁成功，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内
战的血雨腥风就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天空，而“国父”之名也就和孙中山没任何 关系了
。然而，宋教仁恰恰是倒在了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以当时的中国之国情而言，不要说是
历史的偶然，那确实是一条不归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到海外另组新党，就是对于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彻底
失望，或者说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中的彻底失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宋教仁至少在客观上
成了他的党内政敌。
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时写道：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
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
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
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
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
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
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
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孙中山一遇到内部失和，就会产生另起炉灶的念头，这不仅是另立中央，索性就是分裂
党。或者说，在孙中山看来，“我”就是党，我走到哪里，党就走到哪里，谁不听我的
指挥，就是不听党的指挥，如果都不听我的指挥，那我就重建新党。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时亲笔书写的誓约。
于是，孙中山跑到日本，决定重新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其实，“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是新名词，早已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风波。同盟会刚刚成立
两年，孙中山就打算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原因是从那时起，高层内部的其 他派系
就和他过不去，几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对他很有意见。这个想法在一九零八年又差一点
变成现实，因为同盟会东京总部分崩离析，与孙中山意见相左的人分出 去成立了共进
会和光复总会，看样子同盟会是非要重整旗鼓了。
那次是孙中山坚决要将同盟会改成“中华革命党”，并订立了誓词，将同盟会原来的十
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改成“废灭鞑虏清朝，创
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更名，换句话说就是清党，两次更名未成，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终于再次
想起更名这件事。他在国民党内部已经说话不算数了，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的讨袁主
张严重受阻，下令没人响应，据《革命逸史》记载：“党员多因循苟且，延不应命”。
1913年的“二次革命”是短命的，孙中山亡命日本之后，国民党内部似乎还笼罩着宋教
仁的阴影，他哀叹“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这就是他下定决心整理党务
，不惜推倒重来的理由。
作者：七月流火（《孙中山和他的女人们》一书作者） |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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